看不见的看见了，遗忘的记住了
当代人称演员的这个职业，在古代应称伶人。那时，他们的地位是不高的，只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地主大户人家里的附属。连人身独立都谈不上，其他的挣钱丶暴富什么的，更谈不上。整个社会也许有欣赏爱惜他们的人，但那种赏爱，更接近于把玩、怜悯与施舍。艺人地位的提高，因归功于新社会。特别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明星艺人的出现，将这一职业由人们的俯视一飞升天为仰视。但与此同时，关于他们的不良印象也渐渐印入大众心里，如今，在中国广大的“正人君子”眼里，明星艺人几乎已等同于自甘堕落、生活奢靡、徒有其表、毫无内涵，不仅没有正面引导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而且成为助长社会不良风气的罪魁祸首。在人们各种复杂心态共力下，甚而至于欲将其大骂大贬大驱逐而后快也。如今，正是疫情紧迫，国难当头的时刻，李兰娟院士的一席话，说明星不能强国，而是应提高医生、教师、军人丶科研工作者待遇，明星收入应从天价片酬降下来等等，不仅引起国人的普遍叫好，大快人心之余，许多人又大骂起那些赚得钵满盆满的艺人，在国难当头跑到国外去度假，实是恨之又恨，咬牙切齿至极。
这使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原话不记得了，大意即是，中国人向来是不大正常去看别人的。要么以奴才之心将别人当主子仰视，要么以主子之心将他人去俯视，而真正平等的直视，也即人与人间的平视，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对艺人，从旧社会的俯视，到改革开放后的仰视，再到如今的不想视，也即不屑一顾，以视自我清洁不忍与其们同流合污，实在是个坐过山车般的心态变化。明星也好，艺人也罢，说到底，脱了外面的那层光环，他们其实只是个文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好听点说，是灵魂塑造者，而庸俗点说，大多也只是为膏粱谋而已。在如此国难当头，李兰娟院士的肺腑之言，可以看出她作为前线将士的痛心疾首，我们必须肃然起敬，同时也为她给我们祖国开出的治病良药心生敬重，我们确实是到痛改前失的时候了，即使矫枉过正，大家也都认为实不为过了。
当此之时，我们多么渴望更多务实之举，务实之人的出现。由此，我突然想到，一百年前，国难当头，许多有志之士的弃医从文。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突然痛感民族危难之际，拯救灵魂比身体更重要，遂毅然决然弃医从文。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旗手从此诞生。郭沫若，也是在稍后几年，在日本学医时，最终决定弃医从文的，新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旗手也因此应运而生。而此前，孙中山先生早已弃医从政，试图发动一次次起义，推翻满清王朝。鲁迅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李兰娟说，明星不能强国。其实都是国难当头的激愤之言。弃医从文，弃文从医，这些都是有志之士听从内心的召唤，为时局的需要。我们不必厚此薄彼，更没有孰对孰错。三百六十行，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哪一行也重要，哪一行也离不了。若往大里说，医者，即是五四运动时提出的赛先生，文者，应做五四时提出的德先生，德与赛，一个也不能少，而且从来也分不开。怎么能捧起来捧到天上，棒起来棒到地狱呢？如今需要医生，你就拼命夸医生，捧医生，可一旦疫情过后，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尊重医生、呵爱医生、理解医生呢？这其实也很值得考虑的。
其实，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里，需要的是行业的平等，不同从业人的相互尊重丶理解与交融。医者也应有人文情怀，而文艺工作者，也应有医者仁心，像这次大疫中站出来的韩红，确实为艺人作了好的表率。医生也罢，艺人也罢，他们首先都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需要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更有爱恨情仇的人，我们可以提倡护士去剪短发，但剃不剃光头，那得是自愿，我们不能去道德绑架任何人，像去绑架任何职业一样。不过，无论哪一种职业人，其实首先都是应讲职业道德与职业操守的。而且，越是在职业范围内成就突出、贡献卓越的，似乎也越严格遵守自身的职业规范。而从良心深处出发，为人类长远考虑，他们会对自己所作的发明创造也好丶发现创作也好，自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与极其理性的警惕。二战时期，爱因斯坦是在无意中发现了制作原子弹的方程式的，但他深知这一成果一旦用于实践，会给人类造成怎样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他迟迟不愿公之于世。但为了尽快结束二战，他又不得不同意以恶制恶丶以暴治暴，被迫将其运用于战争时，这一成果成为他终其一生最痛心丶最内疚、最自责的事。而发明了炸药的化学家诺贝尔，同样是在为炸药用于战争而痛心、内疚、自责中度过余生的，当他临终时决心将发明炸药所挣来的全部资金都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奖，以用于人类的一切和平与进步事业，那时，大概他正双膝跪在自己职业良心的审判席上，双目仰望苍天，眼角流出忏悔的泪，嘴唇与双臂都颤抖着，寻求着上天的宽恕与良心的安宁。
真是扯得太远了。哎，在这个大疫之年，我却还有心情来欣赏明星叶童的童言无忌，我也确实是罪过罪过。可是，她本身既没把自己当神当仙一一尽管她演过《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许仙，又不曾把自己贬成魔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正常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职业里的每个辛勤丶认真丶敬业的劳动者呢？爱因斯坦与诺贝尔的痛心丶内疚、自责，已伴随他们的生命消逝而消逝了，但他们留给世界的思考与悖论却永远留了下来。就像这次武汉大疫，也不知多少年后，人们才能彻底理清其中的伤痛与悲怆。但愿那时，我们还能如李兰娟院士所期昐的，整个社会都无比尊重科研工作者、医生、教师、军人，其实，那也就是要能尊重每一个对社会有用的职业，每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经历了这场灾难，并且经历了那份成长。
宋江鹏：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序数一段人生。
作者简介：宋江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创作有长篇小说4部、诗歌200余首、散文及文学评论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艾滋弃儿》。作品曾在《新西兰华人联合报》、印尼《好报》等国外媒体以及《山西文学》、《黄河》等国内刊物发表，有多篇作品收入相关刊物及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