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68集

白登之围

【原文】上自将击韩王信，破其军于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与信及匈奴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汉兵击之，匈奴辄败走，已复屯聚，汉兵乘胜追之。会天大寒，雨雪，士卒堕指者什二三。

【白话】刘邦亲自领兵攻打韩王信，于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击败其军，斩杀其部将王喜。韩王信逃往匈奴，白土（今陕西神木）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原赵国王室后裔赵利为王，又收集韩王信散落的败兵，与韩王信和匈奴一起谋划攻击汉朝。匈奴命左、右贤王统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等屯兵于广武（今山西代县）以南，直至晋阳一带。汉军对其发起进攻，匈奴兵败撤退，不久又再次集结，汉军乘胜追击。当时正值天气严寒，雨雪交加，士兵十个人里就有两三个人冻掉了手指。

【原文】上居晋阳，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使人觇匈奴①，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使匈奴，未还；汉悉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逾句注。刘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

【白话】刘邦驻扎在晋阳，听说冒顿驻扎在代谷（今河北蔚县东北），就想去攻打他。刘邦派人前去察看匈奴军情，冒顿将其精壮士兵和肥壮的牛马藏匿起来，只让人看到老弱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汉军前后派出去的十多位使者，回来都说匈奴可以攻击。刘邦再派刘敬出使匈奴，还没等到刘敬返回，就发动全部三十二万大军北上驱逐匈奴，越过句注山。刘敬返回后，禀报刘邦道：“两国交战，理应耀武扬威，展现自身优势；可我这次前往，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是对方在刻意显示自己的弱小，然后埋伏奇兵以谋求胜利。我认为，现在不宜攻击匈奴。”当时，汉军业已启程，刘邦大怒，骂刘敬道：“你这个齐国的俘虏，当初不过是靠搬弄唇舌才当上的官，现在竟然口出妄言以败坏我军士气！”遂下令用刑具将刘敬囚禁至广武。

【姚注】

①觇（chān）：窥测，暗中察看。

【原文】帝先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之！”冒顿与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从解角直出。帝出围，欲驱；太仆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汉大军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令樊哙止定代地。

【白话】刘邦率先抵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后面的士兵尚未全部到达。冒顿率领四十万精骑兵，在白登山将刘邦围困了七天，使得包围圈内外的汉军无法互相援助粮饷。刘邦采用陈平密谋的计策，派使者暗地里以重金贿赂阏氏。阏氏对冒顿道：“两国的国君不应互相围困。现在就算占据了汉朝的土地，单于也终究不能在这里居住。况且汉朝的国君也是神灵庇佑的，请单于明察！”冒顿与王黄、赵利约定日期会师，可是王黄、赵利没有如期抵达，冒顿怀疑他们与汉军有密谋，遂在包围圈放开一角。当时正值大雾天气，汉军派遣人员往来，匈奴也未能察觉。陈平请求刘邦命令士兵在强弩上搭两支箭，向外防御匈奴，从解围的那一角冲出去。刘邦逃出包围圈后，打算策马奔驰，太仆夏侯婴坚持缓行。刘邦抵达平城时，汉军主力也已到达，匈奴骑兵遂解散包围而去。汉军也罢兵而归，命令樊哙留下来平定代地。

【姚论】

刘邦将韩王信自颍川郡徙封至太原郡，一方面是调虎离山，以削弱韩王信的势力，另一方面是用其材武，以抵御匈奴人的入侵。最初，韩王信是服从刘邦调遣的。为此，他还将都城由太原郡的地理中心晋阳北上迁移至雁门郡南部的马邑。可是，当匈奴骑兵围攻马邑时，韩王信在外无法抵挡冒顿的猛烈进攻，在内无法获得刘邦的理解信任，既担心兵败城破而被冒顿所杀，又担心被疑不忠而被刘邦所杀，遂以马邑投降了冒顿。

在招降韩王信后，冒顿得以引兵南下，越过句注山，攻占太原郡。韩王信则继续引兵南下，越过太岳山，入侵上党郡。于是，原本用以北上救援韩王信的汉军，变成了向东征讨韩王信。这时，韩王信与冒顿之间在利益诉求上也出现了分歧。

对于韩王信来说，保全性命只是投降匈奴的最初动因，其进一步的目标则是借助匈奴的军事力量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可对于冒顿来说，入侵中原王朝不是为了侵占领土，更不是为了帮助韩王信，而是要掠夺中原王朝的财富。因此，寄希望于独立建国的韩王信存在南下扩张的动力，最好在统一黄河以北后又占据位于黄河以南的韩国故地。可是对于冒顿来说，攻占晋阳已是其南下的极限，他绝不可能派重兵协助韩王信在上党郡称王。

既然得不到匈奴骑兵的支持，那么人生地不熟的韩王信被亲率汉军主力的刘邦击败，就是毫无悬念的事了。铜鞮兵败后，韩王信退回太原郡。太原郡本是赵国领地，身为韩国王室后裔的韩王信在此称王的合法性来源于汉朝皇帝刘邦的分封。可现在，韩王信已经沦落为汉朝的乱臣贼子，自然也就不再适合在这里担任政治领袖。于是，曼丘臣、王黄等拥立赵国王室的后裔赵利为王，在冒顿、韩王信的支持下对抗汉朝。他们将兵力部署在太原郡的北部，即自广武以南直至晋阳一带。如下图所示：

刘邦在铜鞮击败韩王信军后，继续北上太原郡平叛，一路连战连捷，攻克太原郡治晋阳。照这个势头下去，光复整个太原郡已非难事。可对于刘邦来说，他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即是否要越过句注山，继续北上光复雁门郡？

事情的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刘邦最终越过句注山，北上平城时被匈奴四十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上。对于刘邦的北上被困，后世一般的说法是由于刘邦的轻敌冒进所致。可是，我们还有三点疑问需要探讨：

一、刘邦虽非顶级军事天才，但毕竟是已在沙场征战近十年的马上天子。且当时正值天气严寒，雨雪交加，汉军士兵十个人里就有两三个人冻掉了手指，以刘邦丰富的军事经验，为什么会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轻敌冒进呢？

二、事实上，正是出于谨慎考虑，刘邦才前后派出十多位使者打探军情，可为什么这十多位使者都没能发现匈奴大军，都说匈奴可以攻击呢？冒顿统领的这四十万精骑兵究竟藏身于何处？

三、刘邦既已抵达平城，却为何不在平城固守待援，却要在平城以东的白登山上被匈奴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呢？值此雨雪交加的严寒天气，待在城里不是要更舒服一些吗？

为此，我们有必要切换白登之围的地形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句注山隶属于恒山山脉，就战国以来的行政区划而言，恒山是雁门郡和太原郡的分界线；就现代地理而言，恒山是大同盆地和忻州盆地的分界线。广武、霍人（今山西繁峙东）皆位于忻州盆地的北端，地处恒山与隶属太行山系的五台山所夹之滹沱河（秦汉时称虖池河）谷。自忻州盆地的最南端再向南不到五十公里就是晋阳，其位于太原盆地的北端。

由于恒山是自西南向东北延伸，致使其北侧的大同盆地亦呈西南-东北分布。大同盆地的西侧是隶属于吕梁山脉的管涔山，管涔山是雁门郡与云中郡的分界线。大同盆地的西北侧是隶属于阴山山脉的洪涛山，洪涛山以北即是位于阴山以南的阴南丘陵。大同盆地的东侧是隶属于恒山山脉的六棱山，六棱山是雁门郡与代郡的分界线。六棱山以东是蔚县盆地，刘邦听说冒顿所驻扎的代谷就位于蔚县盆地，而蔚县盆地以北的阳原盆地亦可视作大同盆地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大同盆地具有两个中心，分别是西南角的马邑和东北角的平城。

在战国中期以前，大同盆地主要是楼烦部落的势力范围。马邑以南四十公里处名叫楼烦（今山西宁武），这里应该就是楼烦部落的发祥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击败楼烦部落，占领楼烦领地，招募楼烦骑兵。冒顿单于南侵时，楼烦部落又被匈奴所击败兼并。既然楼烦部落常年活跃于大同盆地，可知此地原本就是游牧民族的宜居之地。自古以来，游牧民族在成功越过阴山防线后，下一个目标就必定是要攻占大同盆地。譬如在北宋时期，大同盆地就隶属于辽朝的西京道，作为南部边境与北宋的河东路接壤。

落实到具体军事行动上，游牧民族通常有三条路线南下攻占大同盆地：

第一条路线是从阴南丘陵南下攻占平城，而后沿着桑干河（秦汉时称治水）南下攻占马邑。时至今日，自内蒙古二连浩特至广东广州的G55二连高速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第二条路线是先占据参合口（今山西右玉北）【脚注】，而后沿着管涔山和洪涛山之间的河谷南下攻占马邑。时至今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广西北海的G59呼北高速走的就是这条线路。

第三条路线是先占据参合口，而后向东攻占平城。时至今日，自北京至西藏拉萨的G109京拉公路走的就是这条线路。抵达平城后，即可同第一条线路一样，沿着桑干河南下攻占马邑。

【脚注】参合口：位于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沟通晋蒙的军事要塞和边贸重镇。唐朝时称之为“白狼关”，宋朝时称之为“牙狼关”，明朝时为抗击蒙古瓦剌，曾多次经此口出征，故称之为“杀胡口”。清朝时为了缓解汉蒙矛盾，故将其改称为“杀虎口”。清《朔平府志》记：“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此外，杀虎口又常与张家口并称，有“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之说，故人们又称张家口为东口，称杀虎口为西口。

正是基于对这三条路线的认识，赵武灵王在设置雁门郡时又设置了善无县（今山西右玉南），为的就是能牢牢掌控参合口。秦灭赵后，更是将善无确立为雁门郡的郡治，又在善无以东二十公里处修建武州塞，以强化自善无至平城一线的防务。这样一来，控制雁门郡的关键，就在于掌握以善无、平城和马邑为顶点的铁三角。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其这三条线路分别称为平马线、善马线和善平线。

《资治通鉴》中关于刘邦北伐的内容，主要转载自《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事实上，《史记》中还记载了不少名将追随刘邦北伐的战争经过。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周勃）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发现汉军对于韩王信的攻击远不止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只是自上党郡的铜鞮向北一路进攻。汉六年正月，刘邦封其二哥刘喜为代王，统领云中郡、雁门郡和代郡。可是在韩王信叛变后，云中郡和雁门郡已为匈奴所掌控，汉朝能控制的就只剩下代郡。因此，《史记》所称之“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不是攻击代郡，而是攻击代国，即雁门郡和云中郡。可是，仅以《史记》所载之周勃军的攻击路线而言，其第一个攻克的城池竟然是位于太原郡东北，与雁门郡、代郡和常山郡交界处的霍人。显然，汉军不可能直接横穿太原郡去攻击霍人的，因此其行军路线必定是绕道至张敖统领的赵国，自常山郡由东向西打。

攻克霍人后，周勃竟然又直插西北，攻击位于云中郡北端的武泉（今呼和浩特东北），在武泉以北击败匈奴骑兵。之后又再次南下直插上党郡，于铜鞮击败韩王信军。接着北上攻克太原郡的六座城池，在晋阳城下击败韩王信和匈奴骑兵，攻克晋阳。然后又在硰石（今山西神池）击败韩王信的军队，追击八十里地，接着回师攻击楼烦的三座城池，进而在平城的城下攻击匈奴骑兵。如下图所示：

原本一场看似极其简单的平叛战争，为什么周勃要在数千里的战线上频繁迂回转战呢？除此之外，《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也有多处类似的记载：“（樊哙）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夏侯婴）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灌婴）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于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

由此可见，樊哙、夏侯婴、灌婴都有着与周勃类似的行军路线，都是先在云中郡攻破匈奴骑兵，而后再南下攻击韩王信。显然，这条路线既有在十八功侯上排名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的四位名将领军行动，那就绝不可能只是一般性的战术偏师，而必定是在庙算时精心筹谋的战略规划。那么，这会是个什么样的战略规划呢？

我们知道，刘邦此战调集了三十多万大军，燕、赵、齐、梁、楚诸国亦派兵助阵。既然投入这么庞大的兵力，刘邦的用意就肯定不只是平定韩王信的叛乱，而是要将匈奴打包一起解决。仅就平定韩王信而言，汉军只需东渡黄河进入河东郡，之后东征上党郡、北上太原郡即可，最多再让诸侯联军自常山郡、恒山郡往西打，完全不必要让周勃、樊哙等名将舍近求远去攻占霍人。可是这样一来，汉朝就极有可能会陷入双线作战的窘境。如果东征的兵力不足，就难以迅速平定韩王信之乱，致使战争陷入胶着。如果出动重兵东征，则匈奴骑兵极有可能乘虚入侵河南地，甚至进一步威胁长安。为此，汉军这才兵分两路，一路以刘邦为统帅，以步兵为主，在上党郡与韩王信交战，造成汉军主力集中在南线平叛的假象；另一路则以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为主将，率领车骑兵迂回到常山郡与代郡的交界处后向西突袭，经滹沱河谷攻占霍人。之后向北翻越恒山，向西攻占马邑，沿善马线北上直插云中郡，出其不意地击败盘踞在前套平原的匈奴骑兵。此举既解除了匈奴骑兵经河南地南下的威胁，又控制住了雁门郡的善马线，之后再南下平叛，即可对韩王信以及深入中原腹地的匈奴骑兵构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可以说，这是个极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天才战略规划，不太可能是由刘邦本人所制定，也大大出乎冒顿的预料。于是，冒顿在韩王信兵败于铜鞮后，只得将军队部署广武以南直至晋阳一带。晋阳能守住固然是好，如果守不住，那就自广武翻越恒山北上撤回大同盆地东部。至于大同盆地西部，由于汉军已经控制善马线，故而周勃、灌婴等可以逐个击破那些来不及东撤的敌军。

不久之后，汉军攻占晋阳，紧接着继续北上追击，迫使匈奴骑兵持续败退，撤至恒山以北。这样一来，汉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忻州盆地，以及雁门郡铁三角中的善无和马邑，只要再拿下平城，就可以完全控制大同盆地，进而收复整个雁门郡，将匈奴逐出阴山以南地区。于是，是否要乘胜追击拿下平城，就是身在晋阳的刘邦下一步需要做出的决策。

在刘邦看来，汉军北上平城的优势在于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劣势在于天气严寒、雨雪交加。至于匈奴方面，值此连战连败、士气低迷之际，由于长期暴师在外，后勤补给也有难以为继之忧。因此，刘邦内心是希望趁势攻占平城的，否则等匈奴缓过劲来，再想攻占平城就没那么容易了。于是，刘邦陆续派出十多位使者前去打探，当使者们都回报说匈奴可击后，刘邦便亲自率领骑兵作为先锋，前去攻击平城。于是，我们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以刘邦丰富的军事经验，会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轻敌冒进？

其实，刘邦之所以轻敌，问题不出在主观上的骄傲轻忽，否则他就不会让三十二万大军全部北上越过句注山了。刘邦之所以冒进，更是因为气候恶劣而直接导致，否则他不会那么急于结束战争。刘邦的盘算，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来解决战斗。为此，刘邦亲自率领骑兵先行，令步兵随后跟上。如果敌军持续溃退，则汉军仅凭骑兵就能攻占平城，后续十之二三被冻掉手指的汉军主力就不用都北上了。如果敌军负隅顽抗，则后续的步兵就成了支援骑兵的有生力量。只是，刘邦万万没有想到，冒顿竟然埋伏下了四十万精骑兵，将刘邦的先行骑兵团团围住。于是，我们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刘邦前后派出的十多位使者没能发现匈奴大军？这四十万精骑兵埋伏在何处？

由于汉军已经控制善无和马邑，因此匈奴精骑兵要想不被大规模发现，就必定不能埋伏在平城以西的善平线和平城西南的平马线上。由于平城地处雁门郡和代郡的分界线，而代郡是由代王刘喜所统领，因此匈奴精骑兵也不可能埋伏在平城以东。于是，冒顿就只能将精骑兵埋伏在平城以北。为隐蔽起见，埋伏之地不能距离平城太近，最好中间还能有群山阻隔。而在地形上最适合承担此项战略任务的，就是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一带的阴南丘陵。

《史记·匈奴列传》上说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汉书·匈奴传》上说匈奴“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由此可见，匈奴骑兵的惯用战术就是于战争有利时前进，于战争不利时后退，且在撤退途中设计诱敌深入，进而予以包抄围攻。

晁错在上汉文帝的《言兵事书》中，对于汉朝军队和匈奴军队的优劣势进行了分析比较，文章是这样写的：“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也就是说：匈奴军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匈奴士兵的战马更好，二是匈奴士兵的骑射更佳，三是匈奴士兵的耐力更强。汉朝军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汉军的车骑更利于平原作战；二是汉军的弓弩射程更远；三是汉军的铠甲更坚硬、兵器更锐利，长短攻击配合更好；四是汉军射出的箭威力更大；五是汉军更擅长下地搏斗。

综合晁错的对比可以看出，匈奴军队的优势主要在于战马和骑兵的素质，而汉朝军队的优势主要在武器和装备的精良。因此，当冒顿定下诱敌深入之计后，势必会尽可能发挥匈奴军队的优势，而规避汉朝军队的优势。于是，我们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刘邦不在平城固守待援，却要在平城以东的白登山上被匈奴骑兵围困七天七夜？

首先，既然冒顿是要围困刘邦，那就不可能率先攻击平城的北面和东面，否则汉军就会沿善平线和平马线撤退，与前来支援的汉军后续部队汇合。

其次，既然冒顿有意将刘邦围困在平城，而匈奴的士兵不善于地斗，装备不利于攻城，故而必定会在撤离平城前就运走粮食，毁坏城防，使得进城后的刘邦难以固守。

再次，既然匈奴骑兵埋伏在远离平城的阴南丘陵，故而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对平城的分割包围。当汉军的斥候发现北面有大批匈奴骑兵南下时，刘邦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撤离平城。

时至今日，G55二连高速的乌兰察布到大同段的路程是125公里。以“风雨罢劳，饥渴不困”的匈奴骑兵，驾驭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的匈奴战马，仅用一昼夜就足以自阴南丘陵抵达平城。我们不难想象，当匈奴骑兵经过长途奔袭，在某一天的黎明前抵达平城的西面时,汉军既不能向西撤退，又不能据城固守，那就只好向东登上城东的白登山，以期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固守待援了。

刘邦登上白登山后，匈奴骑兵遂将白登山团团包围。这样，我们就又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即刘邦在白登山被冒顿围困了整整七天之后，最终是通过什么办法逃离险境，而没有最终沦为匈奴俘虏的。为此，我们将《史记》中的主要相关记载摘抄如下：

《史记·陈丞相世家》记：“（陈平）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

《史记·匈奴列传》记：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夏侯婴）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

根据《陈丞相世家》的记载，刘邦在被冒顿围困七天后，是依靠陈平的奇计，通过阏氏的劝说，才让冒顿主动解围的。至于陈平用的是什么奇计，《史记》称由于它太隐秘了，所以没人知道。《史记集解》引东汉桓谭《新论》称，陈平必是告知阏氏，刘邦若再不能脱困，就准备将汉朝举世无双的绝色美女献给单于。单于得到绝色美女后，必定会日夜宠幸，致使阏氏被疏远。阏氏出于嫉妒和恐惧，这才劝说单于放走刘邦。东汉应劭的《汉书音义》亦持此观点，然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称：“余谓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相较而言，姚尧倾向于胡三省的说法更有道理，倘若陈平真的只是靠空口白牙编造出个绝世美女，就能救刘邦及汉军于绝境，这正是陈平非凡智慧之体现，又何须秘而不传呢？《史记》既已明确记载陈平派使者游说阏氏，又详细记载阏氏游说单于的内容，则在行文时完全可以将阏氏的说辞视为陈平的奇计的一部分，又何须刻意强调“其计秘，世莫得闻”呢？更何况，冒顿处心积虑设置了这么个大陷阱，又动用了四十万精骑兵，怎么可能围了刘邦整整七天后，只因为女人的一顿枕边风，就什么好处都不要而善罢甘休地撤兵？不过，姚尧与胡三省观点不同的地方在于，刘邦所失的不是中国之礼，而是中国之财。毕竟，匈奴南侵之目的就在于掠夺财富，而当刘邦被困七天之后，再多的财富也不如自己性命重要。因此，所谓的陈平秘计，必定是汉朝许诺给予匈奴巨额赔偿，远比匈奴骑兵肆意掠夺还要多的财富赔偿，以此来换取匈奴骑兵解围。而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便于为外人道的。

前文我们分析了，匈奴军队的优势主要在于战马和骑兵的素质，而汉朝军队的优势主要在武器和装备的精良。因此，当匈奴骑兵登山仰攻时，很容易会被汉朝军队精良的武器装备所击退；当汉朝军队下山突围时，也很容易被匈奴骑兵精湛的骑射技术所逼回。由于双方都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战争就陷入了胶着状态。

时至今日，G55二连高速的大同至太原段的路程是280公里。因此，当刘邦亲自率领的骑兵先行部队在白登山被围困七天后，后续的步兵主力差不多也该抵达平城了。对于山上的刘邦来说，即将陷入粮草不济的绝境。对于山下的冒顿来说，即将面临内外夹击的危险。为此，双方都有谈判以停止战争的需求。只有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冒顿为什么会放刘邦下山，不是因为冒顿听了女人吹枕边风就晕头转向，而是因为阏氏的话确实句句在理，都是站在冒顿的立场上为其分析利弊。

对于冒顿来说，之所以南侵汉朝，只是为了掠夺财富。只要汉朝皇帝愿意赠予其较掠夺更多的财富，那么冒顿当然没有理由再跟刘邦拼命，故而阏氏劝谏冒顿道：“两主不相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故而阏氏劝谏冒顿说：“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更何况，即便是白登山上的汉军饥寒交迫，可他们仍然展现了极强的战斗力，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故而阏氏劝谏冒顿道：“汉王亦有神。”除此之外，冒顿又联想到自己原本是与王黄、赵利约定共同伐汉的，可王黄、赵利却没有如期会师。如果王黄、赵利背叛匈奴、复归汉朝，怎么办？如果王黄、赵利坐山观虎斗，又怎么办？对于王黄、赵利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汉、匈双方各领四十万精兵在天寒地冻的白登山杀得两败俱伤，则王黄、赵利即可坐收渔翁之利，成为独立于汉、匈的第三势力。可冒顿是何等精明之人，他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为人作嫁的事呢？

因此，当冒顿处于在内无法攻克白登山，在外有汉朝援军将至，而约定会师的王黄、赵利又逾期不至之际，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在获取汉朝大量的财富赠予后撤兵。这，才是刘邦得以全身而退的根本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细节，是刘邦逃离包围圈后，打算策马奔驰，而太仆夏侯婴坚持缓行。刘邦“欲驱”的心理我们很好理解，他希望能尽早摆脱这段令其不堪的噩梦。夏侯婴“固徐行”的理由我们也很好理解，是为了避免让匈奴骑兵因此追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陈平在与匈奴谈判时是曾虚张声势，以夸大自身实力的。陈平让冒顿觉得，白登山上的汉军骑兵依然顽强，足以支撑到步兵主力前来支援。如果冒顿得知山上的汉军已是强弩之末，刘邦的心理防线已是崩溃边缘，或许他就没有那么容易放刘邦下山，而是会以一部兵力阻击汉朝援军，剩余部队继续围攻白登山了。

刘邦率领骑兵缓步行至平城时，汉军步兵主力亦已抵达。据此推算，当刘邦下山之际，步兵主力距离白登山至少还有半天的路程。假使冒顿当初不放刘邦下山，而是在平城以东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汉朝援军两到三天的话，那么历史就将完全被改写了。

综上所述，刘邦此次平叛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等率领精骑兵迂回至太原郡的东侧，攻克霍人后直插西北，击破前套平原的匈奴骑兵，之后南下对韩王信军和匈奴骑兵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第二阶段是在光复太原郡及控制善马线后继续北上平城，目的是占领平城，进而光复整个雁门郡，将匈奴骑兵逐出阴山以南地区。在第一阶段，刘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第二阶段，刘邦遭遇了惨痛的失败。

事实上，刘邦第一阶段的成功，主要是胜在战略上的出其不意；第二阶段的失败，主要是败在战术上调配不当。纵观整个汉朝军队，真正能够称得上战术大师的，只有一个韩信，可惜这次刘邦将其软禁在都城，没有带在身边。当初韩信被擒后，刘邦曾与其讨论各自所能带兵的数量，韩信的回答是：“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而益善耳。”对此，刘邦心里是不服气的，遂反问道：“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或许，在刘邦的内心深处，也一直希望能在韩信面前证明自己的战术水平。可惜的是，刘邦再一次用白登之围证明了韩信的火眼金睛。

彭城大战时，刘邦率领六十多万的诸侯联军，结果被项羽的三万精兵打败。于是，刘邦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放手韩信提一旅之师横扫北方诸侯。鸿沟议和后，刘邦背约率兵二十万追击项羽的十万兵马，人数多出一倍，又是偷袭暗算，结果仍被项羽打得大败。于是，刘邦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将垓下之战的指挥权完全交给韩信。此次刘邦统领三十多万大军北伐匈奴，是他第三次统领十万以上的大规模兵团作战，结果竟然差点做了匈奴人的俘虏。刘邦会因此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吗？答案是当然会，只是他没有重新起用韩信，而是更加忌惮韩信，务必要让韩信死在自己前面。

【原文】上至广武，赦刘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帝南过曲逆，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乃更封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平从帝征伐，凡六出奇计①，辄益封邑焉。

【白话】刘邦抵达广武，赦免刘敬，道：“我没有采用您的谏言，以至于被困在平城。我已经将之前的那十个使者都杀了！”遂封刘敬为关内侯，食邑两千户，号为建信侯。刘邦南行路过曲逆（今河北顺平），道：“这个县真是壮观啊！我行走天下，只看到洛阳可以与之媲美。”于是改封陈平为曲逆侯，享受全县的食邑。陈平追随刘邦征战天下，曾六次献上奇谋妙策，每次都得以增添食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