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周越然藏书聚散
刊于《北京晨报》5月5日专栏，因版面所限，发表时有较大删略。
原稿辑入拙作《纸江湖》，敬请参阅。
西泠印社2013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有几部周越然藏书悄然现身。这意味着，著名的周氏“言言斋”旧藏在历经抗战前后的焚书与捐书之后，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杳茫无踪；而是在民间尚有遗绪流传，周氏旧藏的冰山一角，正在悄然浮现。
周越然(1885—1962)，原名周之彦，字越然，浙江吴兴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秀才，南社社员。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以编著《英语模范读本》闻名，也因此书的常年畅销而获得巨额版税收入。版税收入颇丰的周氏，因其喜爱小说、弹词和评话之类图书，开始大量购藏与研究，并为之建造藏书楼。这些图书均属“言”部，遂将藏书楼名为“言言斋”。周氏言言斋为一幢西式之二层楼房，地处上海闸北，收藏有线装书3000余种，178箱，内中以宋元旧版、明清精抄闻名于世，还有西文图书约5000册，积10大橱之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吴兴皕宋楼藏书散出之后，东渡之前，周氏得其八种，内有宋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稿本《吴兴蚕书》、明初本《管子》、吴钞《疑狱集》、丁钞《栲栳山人诗集》等。其中明人写本宋岳珂《愧郯录》15卷，为祁氏澹生堂藏书，有澹翁手跋及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印记。但所有这些珍藏，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在日军的轰炸中，几乎全部化为灰烬。
虽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藏书，随着国难变故大部毁损，内心沉痛，言言斋旧藏的往事种种，已不堪回首。但在此之后，作为藏书家的周氏，仍然一遇书缘，便心生购藏之愿，言言斋续藏随之而来。到1937年“八·一三”战事初起，上海又多有藏书家不得不卖书为生，周氏于街头巷尾每每遇到这些流散藏书，都会仔细查阅，遇到实在有割舍不下的珍本罕本，想方设法也要购藏，如《清内府旧钞剧本六种》、《鼎峙春秋》（内辑剧本多种，为海内孤本），明刊《清明集》以及稿本小说、名家依丁氏8千卷楼藏本影写本等。在言言斋旧藏荡然无存之后，周氏藏书又在点滴积累中，渐成规模。
这批劫后续得的周氏藏书中，戏曲古本之规模十分可观，如《西厢记》、《琵琶记》等名剧，他都藏有多种版本，特别是《西厢记》，他竟藏有15种版本，其中有半数为明代刊本或写本，足可与郑振铎的此类收藏相媲美。此外，其戏曲收藏中还有很多稀见之本，如明嘉靖刻本《宝剑记》、明刻本《盛世新声》、明富春堂刻本《双忠记》、《跃鲤记》、《白兔记》、《十义记》、清内府旧抄剧本6种、抄本《诚斋乐府三种》、《双珠记》、《玉环记》、《幻奇缘》、《玉尺楼》、《金锁记》、《上林春》、《翡翠园》、《金貂记》、《金刚凤传奇》、《业海扁舟》、《腊尽春回传奇》、《玉田春水轩杂曲》等。其中《金锁记》、《上林春》、《翡翠园》、《十义记》、《金貂记》等为王国维的旧藏。周越然所藏戏曲曾编有草目，据吴晓铃所见，虽然草目“不足概其全部珍庋，然即目中所载已泰半不见前人著录，其见诸征引者，传本亦极罕觏，诚可贵也”（详参：吴晓铃《吴兴周氏言言斋善本剧曲叙录》，《国文月刊》第19、20期，1943年）。如今国家图书馆推出的“再造善本工程”，所影印的《盛明杂剧》明代原本，也正是言言斋旧藏之一，此足见其藏书的博大精深。
上述在这些“一·二八”事变之后，周越然苦心经营、再续书缘的言言斋旧藏，在抗战胜利之后，又将面临一次散佚历程。其去向耐人寻味，甚至于牵涉到确定其卒年的地步。原来，由于周在日据期间表现出“亲日”倾向，更曾于1943年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赴日本东京参加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年会”，遂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但又据其孙周炳辉忆述，周的这些“历史问题”也事出有因，颇有苦衷。在日本宪兵胁迫下率团赴日参会之后，周事后愧悔难当，遂闭门隐居，淡出学界，到抗战胜利之后，隐姓更名去了外埠，后来又辗转回到上海。这时，“人们以为他去世了，并以讹为实，如郑逸梅就信以为真，在其著作中将祖父（周越然）的'卒年’定在1945年。”
把周越然的卒年定为抗战后不久的1945年、1946年的说法，流行一时。也正是在这种讹传之下，认为抗战后言言斋旧藏，已由周氏后人捐献各大图书馆的传言，也就应运而生。无独有偶，就笔者所见，也确有零星言言斋旧藏，钤有抗战之后、1949年之前的图书馆入藏日戳；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推理上的错觉，即抗战后确有言言斋旧藏被捐献出来，而捐献可能就发生在周越然逝世后。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周越然并没有在抗战之后逝世，在1949年之后，还曾任教于上海。“上海解放后经陈望道先生介绍，以'周复盦’的名字去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教英语。他很安于工作，继续探索在新时代下的英语教学方法。但他昧于形势，对于当时在'一边倒’的情势之下，许多学校正以俄语取代英语一无敏感，因此在1955年的夏天，被劝退后，就无法释怀。”直到1957年，“捐出了他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元明刻本133册，这是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的”。（详参：周炳辉《琐忆祖父周越然》，2013年10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
另据其孙周炳桐的忆述称：“1957年，祖父已年逾古稀，主动将他所珍藏的中文古籍珍本数百种通过当时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另外还有一卡车(不知有多少本)外文书捐赠给复旦大学。”“至于其他一般藏书，一直保存在陕西北路寓中”，直到周越然1962年8月去世后，“文革”期间，周家人担心这批仅存的“一般藏书”也会被视为“四旧”，主动要求上交给派出所，而派出所则“指令立即送往废品收购站”。（详参：周炳桐《对“言言斋书谈”的几点补正》，1997年7月28日《浙江日报·副刊》）
据周氏后人所述，1957年的大宗捐书可能与当年“反右”运动有关，在此期间，周越然与郑振铎的一次密谈，或对此次捐书有直接影响。虽然当年情状，难以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周越然在1949年之后因“历史问题”确实受到过歧视与审查，有可能就名列所谓“右派”内部名单之上；而早在1957年之前，可能就有过零星捐书之举（详见本书：郑振铎与《古本戏曲丛刊》）。当然，这算是题外话，但对于了解言言斋旧藏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具体情况与最终去向，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确定言言斋旧藏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去向，即1957年的集中捐献为大宗，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处应有收藏。但仍不能排除，1945—1949年间，周还曾有过捐献之举，抑或此时旧藏本来就已有所散失与流转。直至其逝世之后，送往“废品收购站”的那批书，是言言斋旧藏的最后一次集体消失。
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处的言言斋旧藏，普通读者自然是难以一窥全貌的。而1945—1949年间散出的言言斋旧藏，要么深锁于后世藏书家书橱之中，要么早已灰飞烟灭不知所踪。1962年周逝世之后，送往“废品收购站”的最后一批言言斋旧藏，也应是化为纸浆居多，敢于在文革期间收藏这堆“废纸”的，恐怕少之又少罢。
经过上述一番梳理摸索，关于言言斋旧藏的真容遗貌，所知所见也还是极其有限。或因周氏藏书大都亡佚之故，亦或因普通读者对其藏书品类并不了解之故，人们大都关注与热衷于评谈的只是，周氏藏书中的“奇技淫巧”。因为这些在“一·二八”事变之前的言言斋旧藏风貌，当年的时评小报之类曾有过报道，后世的书话著述又屡有引用，普通读者亦只会对此类“大众兴趣”有所瞩目。
由于对周氏藏书整体风貌及其学术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加之对言言斋旧藏品类的几经变迁更无充分了解，普通读者对言言斋旧藏之“食色性也”的标笺化，也就在所难免。确实，周氏藏书中对东西方涉及性学的词曲小说多有涉及，如《金瓶梅》版本多至10数种，一再被禁、存世极稀的《灯草和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此外，西方文学巨匠如卡萨诺瓦、沙德、萨克尔·马索、劳伦斯等人的作品，周也曾一一搜罗，这些作品在欧洲性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重要地位。即便是在民国时代，真正了解其藏书整体风貌的人也并不多，报刊上也多是将其讥讽为“专藏淫书”、“专译淫书”之人。
殊不知，周氏藏书中最为学界注目的还是其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书籍的收藏。他在这方面的收藏，比之郑振铎、马廉等著名藏家，也毫不逊色；非但不逊色，还有其独特性。应当认识到，“奇技淫巧”只是周氏藏书其中一个方面，而戏曲古本、古典小说等善本收藏，更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此次现身拍场的，至少有四部言言斋旧藏（尚有未钤藏印，可能也为其旧藏的数部），就足以与公藏善本并美的。一是明万历刻本《顾仲方百咏图谱》；二是清康熙刻本《祭皋陶杂剧》；三是清同治刻本《幽梦影》；四是民国董康珂罗版《元本琵琶记》。
明万历刻本《顾仲方百咏图谱》，无疑是这四部言言斋旧藏中的最耀眼者。在这部白棉纸明刻本之上，遍钤“华亭顾正谊仲方氏、周越然、吴兴、吴兴周越然藏书之印、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仰周所宝、海内孤本、四明朱氏敝帚斋藏、上海图书馆藏书、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归还图书章”等数方珍藏印鉴，足见其珍重。这是一部极其珍罕的明代版画绝品，《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有此书的三家公藏——国图、北图、上图，皆海内顶级公库。且此册为初印，卷首序处钤有“华亭顾正谊仲方氏”白文印，即为明代著者顾氏自藏本，这却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此谱镌于吴中，苏州雕版历近千年延绵至今，宋元间《碛砂藏》即版刻于此，其版画工艺精巧，与歙县、金陵、建阳等地皆负盛名，此编即是吴中历代所作最佳，为精细典雅一路先导。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史略》中称此图谱“开启了光明灿烂的先路……由粗豪变为秀隽，由古朴变为健美，由质直变为婉约”。
清康熙刻本《祭皋陶杂剧》，是难得一见的康熙原刻本，其钤印三方“吴兴周越然藏书之印、言言斋善本图书、言言斋”，也颇见其受周氏珍视程度。据考，因周氏藏书博涉中西，一般而言，无论中国古籍还是西文书籍，经常钤用的印鉴为藏书印、斋名印、名章等，但钤用“言言斋善本图书”的印鉴，则必然是经过其悉心研究，精心审定之后的善本，钤用这一印鉴的周氏藏书并不多。清康熙刻本《祭皋陶杂剧》，当此殊荣，也足见其版本之难得，存世之稀罕。另有清同治刻本《幽梦影》，是书不但是脍炙人口的小品文集，且为归安迟云楼精刻，其刊刻精雅，又有别于普通刻本。是书版式奇巧，每半叶板框各立，一叶间两不相连；一卷盈手，清爽悦目。钤有“吴兴周越然藏书之印”，想来也是周氏常备常阅的藏书之一。还有民国董康珂罗版《元本琵琶记》，虽是民国时期印制，但其底本“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却是学界公认的《琵琶记》最早刊本。原书钤印累牍，钱谦孝、黄丕烈、张蓉镜、翁同龢等经手，尧翁写跋；又影吴翌凤、翁同龢等跋，据翁跋知受赠于端方。是书董康用罗纹纸精印，秘赠友朋，并非公开售卖之册，也足见其珍贵。
上述所见，虽只有四部藏本，言言斋旧藏的魅力与价值也可见一斑。其实，在藏书之外，周越然书话作品也很有特色，或谈买书经验，或介绍稀见秘本，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颇具可读性和指导性。他的书话偏重于作者、版本、内容的介绍，由于本是行家里手，其书话所写又多是自己的珍藏，精于版本之学，经验丰富，知道其中精华所在，描述准确，故能提供不少珍贵的学术信息。试想，如果周氏书话能与其原藏书籍相比照研究与鉴赏，出版其书话时能图文并茂的呈现；又或者周氏藏书能有一部可资参考的、相对完整的图录，后世读者能够一手书话、一手图录的“悦读”；这真无异于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三不朽”。当然，这样的奢望，由于周氏藏书的焚毁与散佚，而变得遥不可及。
近年来，作为藏书家的周越然研究渐成气象，一批周氏遗著佚文也陆续出版。这其中，周氏书话的精到特立，当然是继周氏藏书本身的炫目之外，又一吸引读者的亮点所在。新近拍场上悄然浮现的四部周氏藏书，似乎又让“周氏书话的图文并茂”——这一遥不可及的奢望，出现了一点点希望。言言斋内，“奇技淫巧”之外，我们能够窥视到的，能体味到的，这无疑还只是冰山一角的一角。无论望冰兴叹，还是高山仰止；都还暗自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部较为完整的周氏藏书图录，匹配着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周氏书话，给后世读者们带来那独一味的民国书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