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说契丹（四）服饰

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契丹人讲穿戴、拼颜值的那股劲头儿绝对不会输给现代人的。在这一期里，本报记者就为您讲讲契丹人的穿截，也就是服饰。

髡发左祍

其实，对于契丹人的服饰特点，只须四个字就可以简单地概括了，那就是“髡发左祍”。这一特征在《契丹国志·兵马制度》中是这样记载的：“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 ”

咱们还是先从“头”说起吧，也就是何为“髡发”呢？

所谓的“髡发”，据说是古代东胡及其后代民族的发式，是东胡系诸民族区别于匈奴系诸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特征是将头顶部分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剃除，只在两鬓或前额部分留少量余发作装饰，有多种发式。

近年来，在内蒙古库伦、河北宣化、张家口等地发掘的一些辽墓中，均出土过契丹人髡发形象的壁画。比如在库伦一号辽墓和二号辽墓的壁画中可以发现，契丹人的发形也算多种多样，有在左、右两耳前上侧单留一撮垂发的；有在左、右两耳后上侧留一垂发的，两侧垂发与前额所留短发连成一片的；有在左、右两耳前上侧留一撮垂发与前额所留短发连成一片的；有在左、右两耳前上侧各留一撮垂发，顶与前额均不留发的。

其实，曾经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西北的回鹘族和土蕃族男子也都有髡发的风俗，但只有契丹族男子垂散发，回鹘、吐蕃、女真男子都垂辫发。到元代，蒙古族男子也髡发，却是在前额留一块桃子式的发结辫发，并在一只耳朵上戴耳环。

至于“左祍”嘛，是与“右祍”相对而言的。

传统的汉服，据传由黄帝制衣，交领右衽。也就是说汉族服装的前大襟是左边那片包住右边那片，领子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字母y的形状。

商周以来，在我国中原地区，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所以汉族无论男女都蓄发，并把髡发看作是对人身的一种侮辱，由此产生一种刑罚就是剃去头发，叫做“髡刑”，对此《史记》、《汉书》都有记载。

唐朝孔颖达在批注《礼记》时还写道：“生乡右，左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乡左，示不复解也。 ”说明汉族使用右衽是由于右手解着方便，而左衽表示 “不复解”，所以是汉族逝者的服饰。

如此说来，契丹人的服饰在当时的中原汉人眼中，是当然的“奇装异服”喽，甚至是“不可理喻”和“有伤风化”的啊！而且，作为契丹人的典型特征，髡发一直未曾改变，妇女和儿童也如此。比如，豪久营辽墓的女尸就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契丹妇女髡发的发型：前额边沿部分剃去，而且是剃光；保留的头发，颅顶一部分用绢带结扎，带结位于颅顶偏后；另在左侧分出一小绺，编结成一条小辫，绕经前额上方再盘回颅顶，压在束发上面，和束发结扎在一起；耳后及脑后的长发向身后下披，垂过颈部。

那么，这个民族为什么如此的“顽冥不化”呢？对此，史书记述较少，《汉书》仅有寥寥数语，“皆编发，随畜迁徙。 ”依此推测认为，契丹人乘马驰逐，披散的头发容易遮挡视线，故而将其剃去或结辫，以便马上行止。同样的道理，衣襟左掩能够较少地影响拉弓射箭的右臂的活动范围，又能更多地保护右臂不受到伤害，并且方便左手从怀中取放物品，可以腾出右手使用武器。

据此，有史学家称，在10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当契丹民族在我国北方的草原上，人、着装、刀箭、马磨合得浑然一体的时候，面对从整天摆弄锄头、镐头的农耕家庭里走出的中原军队时，战争胜负早已决出。

原来，“髡发左衽”是跟这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啊！

尊卑有别

契丹人的先人以狩猎游牧为业，穿的是兽皮制成的衣服。

据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与汉人交往时已经学会了汉语，但他怕失去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对汉服、汉语都存有戒心，绝口不讲汉语，更不仿效汉服。到他的儿子太宗耶律德光时，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会同九年(946年)十二月，辽太宗颠覆后晋，从漠北草原来到后晋都城开封。中原地区色彩斑斓的文化让这位契丹帝王大开眼界，中原帝王峨冠博带的装束更让他眼红不已。次年一月，耶耶律光便穿戴着汉礼汉服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将晋出帝石重贵及其母亲、妻子、宫女、内宦、医官、庖丁、茶酒司人、御厨等一百余人送往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二月一日，耶律德光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手执大圭视朝，这完全是中原汉人天子的装束了。与此同时，他还让殿下大臣汉人着汉服，契丹人着胡服，立于文武班中。三月间，耶律德光又将后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等悉数送往上京(今林东镇)，这些都对辽文化的发展和汉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朝建国之前，“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这也就是说，契丹人学会了种植桑麻，并将桑麻织成布匹，然后再制作成丝帛衣服，这比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穿皮衣方便多了。但平民百姓为适应游牧生活，仍保持着固有的衣饰习惯。

辽代画家胡所绘《卓歇图》中展现的契丹人物服饰款式是：男女均着直领左衽长袍或男人穿圆领长袍。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一契丹人墓中，石棺上有几组绘画，其中的《契丹草原放牧图》上，一牧羊人身穿开襟短皮衣，腰系帛带，足蹬皮靴，手持牧鞭，神态安闲。这种穿着当是辽代放牧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日常生活中，契丹男子或空顶，或头戴皮、毡帽，穿圆领窄袖紧身左衽长袍，束革带，佩匕刀，足靴，穿开襟短上衣，冬天穿皮毛制成的衣服。女子则包头巾，或戴小圆帽、皮帽，穿与男子同样的长袍，或左衽短衫、袄，下身着长裙或裤，足穿筒靴，束帛带，冬天则穿皮衣。宋人沈括在神宗熙宁年间出使辽国，他把此行的所见所闻记录在了《梦溪笔谈》中：“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契丹人穿紧身皮衣，自然涉草时衣服不湿，一无所沾了。”

总体来说，契丹服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吊服等种，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祭服用于吉仪如祭山、祭天地、祭辽河神、祭祖宗等。朝服用于皇帝即位、瑟瑟(祈雨)及射柳仪。公服称为“展裹”，着紫。皇帝着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带，或穿红袄，“皇帝幅巾，擐甲戎装，以貂鼠或鹅项、鸭头为扞腰。”臣子则穿幅巾紫衣。常服即平常装束。田猎服是皇帝、臣僚打猎时的装束。吊服则是吊唁死者时的服饰。

据史料记载，大辽的朝服为络缝红袍，束犀玉带，后改为锦袍玉带，以穿新疆獞皮靴为贵。公服紫皂幅巾，紫窄袍，束玉带或穿红袄。常服盘领（高圆领）左衽绿衣窄袖袍。贵者紫里貂裘，青者次之。腰带有弓、剑、帉帨、算囊、刀砺等。辽国皇后在祭祀时戴红帕，穿络缝红袍，悬玉佩和双同心帕，络缝乌靴。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大臣路振奉命使辽。他初见辽圣宗于武功殿，圣宗时年三十余，穿汉服，着黄纱袍，络互靴。辽朝皇帝穿汉服接见宋朝使臣，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再见皇太后萧燕燕于文化殿，50余岁的萧太后“冠翠花玉充耳，衣黄锦小褧袍，束以白锦带，方床累茵而坐，以锦裙环覆其足”。

契丹人服饰的颜色“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而萧太后的外罩是黄色袍子，这是中原帝王服饰的颜色，可见辽朝帝后的服饰也亦步亦趋地汉化了。正如《辽史·仪卫志》所说：“乾亨(辽景宗年号)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

《辽史·仪卫志》载：“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所谓国制，即契丹服;所谓汉制，即汉人服装。这就是说，同在辽朝为官，契丹人着契丹服，汉人着汉服。这种制度是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汉人”在服饰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辽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元年（907年）到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五年（1125年，先后共历218年。辽太宗对汉和契丹的统治是采取一国两制的，官分南、北，以汉制治汉人，穿汉服。北官以契丹制治契丹人，穿契丹服。后来，三品以上北官行大礼也穿汉服，常服则皇帝及南官穿汉服，皇后及北官穿契丹服。

还有一点非常的有趣，《辽史》记载：“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纳牛驮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由此可知巾裹是契丹人身份的标志，契丹本部的身边部从、有品阶的才许使用巾裹，一般仆从及本族豪富也必露头，即或身为富豪要想取得戴头巾的资格，也须向政府献纳大量财富，很像后来的花钱买官。另外，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七号辽墓道西壁壁画品，墓主人身着淡蓝色圆领窄袖长袍，足登红靴，左手挎带，右手端红色方口圆顶帽；墓主人身后随一侍从，戴黑色巾帻，内穿蓝色中单，外着淡蓝色交领窄袖长袍，外套蓝色交领半臂，围捍腰，袍襟掖于腰部，缚裹腿，穿麻鞋，左手持蓝伞荷肩，右手握拳到胸前。主仆地位悬殊，从各自的装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辽代，服饰也是身份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从辽庆陵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多穿小袖，有裹巾子的，有髡发露顶的，这与当时人的身份和地位有关。

相互影响

唐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顶峰，对大辽契丹的服饰影响深远。

在巴林右旗一辽墓中出土的一块木板画《侍女图》上，侍女的装饰与衣着特征颇具唐代侍女遗风：乌发浓重，束高髻，髻顶有白色环状饰，下系红色带，带边饰黄色联珠纹。两鬓插半圆形梳，左梳红色，右梳淡绿色。上身外着乳白色短襦，直领，淡绿色边，襦下为绛紫色地淡绿色团状牡丹花纹夹衣，胸前领后露出红色衣里，衣下部两侧开欹，分前后两片，底缘半圆形，内穿长裙，足穿绛紫色敞口鞋，胸前露黑绿色护胸，外缘淡黄色。夹衣外胸前结红边桔黄色长带，带头并列下垂。此外，在宝山辽壁画墓的2号墓《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均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犹如唐代仕女图的翻版。全图围绕颂经贵妇展开。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球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贵妇两侧并立四人，前两个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分着红色、深褐色衣袍，表情谦和。后两人为侍女，一持扇，一捧净盆。上述侍女除持扇者梳双髻外，其余发型均与女主人相同，着服亦为宽袖配长裙。

再者，辽耶律羽墓中的丝绸团窠和团花图案，也从服饰图案上表明了辽代服饰与唐的不解之缘。在唐代，团窠成为一种将圆形主题纹样和宾花纹样作两点错排的图案形式的通称。而与此相类似的具有圆形外貌的花卉图案，称团花更为合适。耶律羽之墓中的团窠卷草对凤织金锦、绢地球路纹大窠卷草双雁绣、黑罗地大窠卷草双雁蹙金绣、罗地凤鹿绣、簇六宝花花绫等，基本上属于团窠或团花图案的范畴。这显然是对唐代团窠和宝花图案的直接继承，受到了唐代晚期丝绸花鸟图案中穿花式纹样的影响。

在契丹人的服饰中，对于萨满教、佛教及道教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契丹人早期信奉萨满教，法帽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器之一。早期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冠，在造型上与法帽较为相似，有可能就是从法帽衍生而来的。如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随葬品品，有一顶双凤戏珠纹鎏金银冠，冠面正中悬一火焰珠，两侧双凤相对，昂首展翅，长尾，中有云气浮动，周边压印卷云纹，上宽下窄，制作精致。据介绍，这顶鎏金银冠出于棺内东头，即死者头部，它表明墓主对萨满教的信仰。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信奉佛教，在其民族服饰中也同样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耶律羽之墓中就发现有盾形宝相花金戒指一枚，还有凸字形与桃形鎏金铜带各一枚，其扣环正面皆模铸忍冬卷草纹、宝相花和忍冬卷草纹都是佛教的经典图案。

道教在辽朝的影响比佛教要少得多，尽管如此，它还是受到了统治阶层的欢迎。据《契丹国志》记载，景宗第三子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圣宗“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兴宗亦好道，授王纲等道士以官爵，又在夜宴时，命后妃易装为女道士。在陈国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中，出土了鎏金银冠和高翅鎏金银冠各一件，其中鎏金银冠用银丝连缀16处长镂雕鎏金薄银片制成，前面两片，左右两侧各三组六片，后面两片。银片边缘多呈云朵形，惟后面上片为山形，前面下片正中錾刻一道教人物，并錾刻云朵、凤凰。高翅鎏金银冠是由镂雕鎏金的薄银片制成的，银冠旁边有一银质鎏金道教造像。像下为双重镂空六瓣花叶形底座，像后有背光，边缘有九朵卷云，或似九枝灵芝。造像人物高髻长须，身着穿袖长袍，双手捧物盘膝而坐。座底有两孔，与冠顶两孔相吻合，推测原应缀于冠顶。这两顶银冠足以证明陈国公主与驸马对道教的信仰。

辽代契丹服饰对汉民族也产生了影响。北宋时，京师洛阳士庶有许多人喜穿契丹服。

由于辽、宋开战，故宋庆历八年和天圣三年曾下令禁止穿契丹服，士庶不得穿黑褐地白花服及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穿铜绿、兔褐之类，不得将白色、褐色毛缎、淡褐色匹帛做衣服，并禁穿吊敦（袜裤）。

以上史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契丹人的服饰是多样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