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赤峰的当铺
乾元当、蔚泰当、三义当……这些极富文化历史感觉的名字早已尘封于赤峰历史很多年了，它们都曾是老哈达街上响当当的老商号，一百多年前的老当铺……
由来已久
汉代时，典当在民间已经非常普遍了，司马相如就曾把自己的袍子拿到集市上阳昌家里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去把它赎回来。
只是，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到了南北朝时才出现，据说还是佛教寺院的一大“发明”，所以那时的当铺被称作“寺库”。到了唐代，当铺被称为“质库”。特别是到了唐玄宗时期，有些贵族官僚修建店铺，开设邸店、质库，从事商业和高利贷剥削。大诗人杜甫有诗为证：“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一个伟大的诗人要典春衣而沽酒，的确让人鼻子发酸哟！
宋代，当铺又被称为“长生库”，所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钱货外，甚至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有生命的物品。直到明朝时，这种高利贷的“变种”才被正式称为当铺，从事当铺业的多为山西、陕西商人及安徽人。
清朝初年，赤峰地区的社会经济仍处在单一的牧业经济结构的状态之中，地域偏僻，交通阻塞，生产方式也很落后。从十八世纪初开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内陆旅蒙商的进入，商品经济也开始出现，并且形成了一批商业集镇的初期城市。基于此，向为京津以北的商业贸易重镇——赤峰，出现当铺的时间应当不晚于清代的中期。据焦世珉先生介绍，老赤峰的当铺主要有六家，存在百年以上的有“乾元当”、“蔚泰当”、“三义当”、“复盛当”四家，存在五十年以上的有“普盛当”一家，存在十年的有“兴济当”一家。
乾元当原址在三道街西横街口路南，也就是老新华副食商场，由山西省太谷县曹家独资经营，代表人名为曹师关。蔚泰当原址在三西街西屯路北，老永泉胡同的西南口，它也是山西太谷曹家独资经营的。三义当原址在三东街大粮市往东南路，它是山西曹号各经理人合资经营的。复盛当原址在二中街老马市路北，它是赤峰首富朱家独资经营的。普盛当原址在三西街西屯路西，原名“恒兴当”，它是土城子郭拔贡与大三家李景春合资经营的。兴济当，设在蔚泰当旧址。1933年，日本人进入赤峰后，在二道街原复盛当旧址设伪满洲国官办的当铺“公济当”。第二年，日本宪兵队迁来此地，公济当搬到三西街西屯老蔚泰当旧址，改名称为“兴济当”。
利润丰厚
到了清朝，当铺已十分普遍。1900年前后，仅北京一地的当铺就多达200多家，其中较殷实的当数常、刘、董、孟等五号，这些当铺的经营资本多来源于清内务府官员和太监。此时，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典当又同银行、钱庄资本建立借贷关系，形成城乡高利贷网。
从事当铺业的人士称为典当商，在粤港地区又被叫做“二叔公”。
首先，需要借贷的人把抵押品交由典当商估价，典当商以估价的某个百分比借出款项，并在借贷的限期内保管借贷者的财物。如果借贷者能够偿还借款并缴清手续费，就可以取回抵押品，反之典当商会没收抵押品并变卖，也可以收买方式取得抵押品，然后即时卖出。
正是有了这一收一赎一卖，让“二叔公”们肥得流了油。据王士哲先生的《赤峰的当铺与过去的典当业》所载，即使是全新的物品，拿到当铺也只能按半价而估，这在当行叫“当半儿”。另外还有就是“九出十三归”，即物品值十元，实际只借九元，但赎回却需要十三元。人们把这些计息办法叫“雷公轰”，就像遭到雷轰一般的可怕。
当铺的典当期限和利息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也各不相同。典当商对当期是按“明一暗二”的习惯法推算的，对利息的计算则一律规定为“过五不过六”。所谓“明一暗二”，就是当票到期后，不按时处理，明着保留一个月，暗地里保留两个月。所谓“过五不过六”的计息办法则是三十五天以内按一个月计息，到第三十六天就按两个月计息了。
1929年，南京政府把传统的“过五不过六”的利息办法做了新规定：从典当日起满一个月的，计息一个月；次月十五天以前按一个半月计算，次月十六天到满两个月按两个月计息。政令虽然如此，但执行起来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特别是边远地方的私人典当商，还是执行旧的传统方法。
凡逾期不赎的衣物，当铺有权进行处理，这叫“打当”。早年是二、八月打当，后来由于人民生活日趋窘迫，到期不能赎的当户越来越多，典当品积压太多，只能每月清理一次了。当铺将处理的当品分门别类进行陈列，估衣行和首饰店等有需求的会派人前来议价选购。在处理过程中，如遇有“巧当”，即贵重物品，利润至少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般的也能达到三分利。真是“没有那三分利，谁起那三五更”哟。
当铺每年还有“年终减息”的惯例，就是每至农历年终，从腊月初八到除夕夜，减息一个月。民国时期的减息标准为：在原利息的基础上减少五厘。有了如此的“优惠政策”，当户们纷纷赎当，或上利钱转期。这种措施表面上是“惠民”的，实际上跟现在的很多返利促销是一个意思，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不过，也算是“一物降一物”吧，开当铺的最怕遇到“种虫友”——专门在物品上做手脚，然后向当铺骗取金钱的骗子。
机关算尽
西方通用的典当行业以被带子系着的三个球为标志。据说，美第奇家族的一个祖先用三袋石头杀死一个巨人，其后人便制作了这样一枚徽章以资纪念。美第奇家族因金融事业而繁荣，世人亦争相仿效。
中国的典当业以“蝠鼠吊金钱”为符号，蝠与“福”谐音，而金钱象征利润。当铺的柜台高于借款者，借款者需要举起抵押品，故当铺的接待人员被称为“朝奉”。在大门与柜台间有一木板称为“遮羞板”，使街上行人见不到店内的情况。除此而外，还有“票台”和“折货床”以进行交接手续。
“光板无毛，虫吃鼠咬，破袄一件——”即使是一件新袄，送到当铺里典当时，“奉朝”们也要这样报号。
旧时的当铺写当票时，所当物品的质量不管好坏，无论新的还是旧的，都要描述为“破旧”或“损坏”等字样。比如一般衣服要写上“虫吃鼠咬”字样，完整无缺的皮袄要写成“光板无毛”，崭新的金表也要写成“破铜表”。其实，这样的做法就如同现在的“免责”声明一样，最怕较真儿却无人较真儿。
据王士哲先生回忆，在民国十年前后，他正在上小学，有人拿着当票给他看。王先生这样描述道：“当票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在毛头纸上印刷而成的，然后用毛笔填写上诸如当的什么东西、数量、当价、日期和编号等内容。其中，典当品的名称是用连笔的异体字写成的，是一种行业内部的“密字”。
据了解，有一书叫《当字本》，又称《当字谱》，约有一千多个异体汉字，是典当行业的专用书。传说这本书是明末文人傅山所创。傅山字青主，山西太原人，工书画，长于医，人称傅山先生。明灭后，傅山用草书偏旁创作出一种为当商专用的异体字，也就是草书的再简化和改变。除了这种专用异体字而外，当铺里还有一种代替数字的隐语，它是当商为压低当价的一种惯用手段，如“道子”是一，“眼镜”是二，“炉腿”是三，“叉子”是四，“一挝”是五，“羊角”是六，“镊子”是七，“扒均”是八，“钩子”是九，“拳头”是十。如果当户因为嫌价低，拿着当品要走时，司理（经理）会出来打“圆场”，比如朝奉说“拳头眼镜”，意思是已经给了十二块钱了，司理认为可以再加两块钱，就说“拳头叉子”，暗示给到十四块钱。总之，当铺是尽量不让当户拿着比较值钱的东西离开或去下一家当铺的。
当户因价低而离开当铺时，“追瘦猫”（此职位是当顾客来当物或赎物时，把抵押物包好后放到货架或从货架取回给客人）的服务就显得非常周到，会把所当的衣服给当户十分仔细地整理包好。其实，在整理过程中，“追瘦猫”也是运用了一些手段的。比如在折叠上衣时，会把一个袖子反叠，袖口朝下；裤子折三折；金货用试金石轻磨一下；表类将表盖微启一点儿……之所以这样做，是为让下一家当铺心里有数，所给当价也就与上一家当铺差不了多少。因为当商给价，是有一定标准的，无论当户走了多少个当铺，最后还是只能用低价出当。
当品进入当铺后，当铺与当户之间还可以继续进行交易。
倒当，是当期将满时，当户无力回赎，为了延长当品所有权的期限，可再交几个月的利息，另开新当票，这叫“上利钱”。有的倒当多次，最后还是成了死当，归了当铺。
顶当，又叫“抽当”，如原当票上有夏衣五件，到需要时，无力全部赎回，可以把一件棉衣送入当铺，调换回两件夏衣；手头紧时还可以倒出几个钱儿花花。
照当，当户用钱时，可以把当票卖掉。当时的一些小估衣铺或估衣摊多兼营收买当票的业务，也有个人收买的。在成交之前，还要到原当铺查看当品的质量，谓之“照当”。当商规定，凡照当者，须要拿一个月的利钱。
俗话说：“当当，赎当；当顶当，当当赎当。”即指此。
重获新生
辛亥革命后，直、奉各系军阀竞相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赤峰地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大陆政策”，将我国的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当成了它的主要侵略目标。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二十一”条中，有关内蒙古的条文就占了五条之多。191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又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一个军事协定。正是借助这么一个协定，大批日本军队开进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军事军管制。9月28日，中日又签订了《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到了内蒙古东部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赤峰地区的战略地位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重要性。在军事上，赤峰地区地处交通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赤峰又有着丰富的天然资源，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更是特别加强了对赤峰地区的侵略。
据介绍，“九一八”事变前，奉天、吉林、黑龙江各省的官银号，都附带经营其他行业，范围广泛，当铺为其首选。伪满洲国后，为了统一币制，合并了各省官银号和张作霖家的银行，创设了“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根据《满洲中央银行法》的规定，诸多附带行业的业务必须与银行分开，需要另设公司，独立经营。于是，1933年，大兴公司总公司在长春成立，资金六百万元，既是中央银行的分身，又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凡是有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地方，都设有大兴分公司。热河省境内有八个大兴分公司，其中也包括赤峰的这家“兴济当”。
日伪时期，赤峰街里的三西街路北、老二食品对面西南拐角处，有一家当铺，叫兴济当。因在其门前挂有“大兴”的金色商标铁牌，当时的赤峰人就管它叫“大兴当”了。所谓“大兴”，即大兴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店的简称。它表面上是一个伪满洲国官办企业，实质是殖民地经济的一种方式，相当于日本的“会社”。
大兴分公司所属当铺的当期有两个档次，较大的当铺是十二个月到十八个月，较小的当铺是六个月。从当价上来看，在十二到十八个月的当铺里，价值一百元的衣物只能当三十元左右；而在当期六个月的当铺里，同等价值的衣物可当四十元到五十元。
大兴公司所属当铺为了排挤和吞并同行业，采取低息政策。当时一般当铺的利息是三分到四分，而大兴的当铺则由三分减为二分五厘。在当期方面更是采取宽松政策，如超过当期十二个月或十八个月时，还可延期一到两个月。就这样，大兴公司凭借其政治势力和雄厚的资本，垄断了整个东北的经济，营业额大增。1938年，整个东北放款总额是1933年的九倍，将近四千五百万元，借贷人数八百万人，占整个东北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当年，大兴公司总收入三千六百六十万元，其中当铺收入为三百三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九元八角六分。这就意味着，在东北的338个大兴当铺分店中，每一个当铺的年均收入都是一万元以上。赤峰的这家“大兴当”，每年都要从赤峰的老百姓身上最少榨取一万元的血汗钱。
赤峰本土的“老字号”当铺在1928年先后倒闭，1933年以后仅有兴济当一家。日本人投降后，兴济当也就散伙了。
1949年后，中国大陆境内的典当业完全停顿。1987年12月，“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正式挂牌营业，成为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典当行。1988年，辽宁、山西、广州、上海等地均陆续出现了典当行，而北京第一家典当行“金宝典当行”到1992年底也开始试营业。
说起典当行，许多人还会把它和“拮据”、“潦倒”等字样联系在一起，尽管现在的典当行和过去的当铺有着根本不同，成了名正言顺的融资机构。
现在的当铺，主要经营短期小额消费贷款、小企业周转经营性贷款等 。
“简单地说，旧时的当铺是放高利贷的窝点，现在的典当行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政府管理的。”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