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猪同住的红山先民们
实际上，在中华民族文化里，人们对于猪的崇拜并不比龙和凤晚，甚至可能还要更早一些……
视死如生
在上一期里，本报记者为您介绍了“积石冢”。在这一期里，首先再为您介绍另一种神奇的葬俗，即居室葬。所谓的“居室葬”，顾名思义，就是在人类居室内建造墓穴埋葬死者的习俗。而且，这种葬俗历史悠久，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远古时代，先民们以洞穴为家，可能是为了使死者的尸体免受野兽的撕咬或者希望能够继续与亲人同在，有些死者会被就地埋葬在居住的洞穴里。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房屋的出现，居室葬也就顺应社会的进步，有了洞穴居室葬和房屋居室葬之分。比如，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出现了房屋居室葬。
通过发掘发现，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居室葬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葬俗规制。例如，在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内，墓穴的位置一般分布在房址居住面的东北部偏中、西北或西南部；墓壁的一个长边面大多紧依房址穴壁。而且，在一座居室内，通常为一座墓穴，只有在极个别的房址内会分布着两座或三座墓穴。其中，墓主人又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成人合葬只是个别现象。墓主有成年人，也有儿童。成年人的墓葬坑一般长两米左右，宽1一米左右，儿童则根据体长的大小进行挖掘。随葬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玉、陶、石、骨、牙、蚌器等。其中，有一部分随葬品出土于填土之中，应为在埋葬过程中举行某些仪式时的有意为之；还有一些为饰品，直接佩戴于墓主人身上。这些随葬饰品可能为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玉环和玉玦均成对随葬；有一部分随葬品葬于墓主人头部周围，根据死者的性别，随葬种类也有不同。
但是，与积石冢类似，居室墓在红山诸文化当中也不是普遍的葬俗。例如，在兴隆洼遗址中共发掘房址170座，居室墓只有30座，其中查海遗址发掘房屋55座，居室墓只有6座。更为特殊的是，截至目前，这种葬俗只发现于兴隆洼遗址和查海遗址。考古专家们据此推测，这种葬俗虽然并不普遍，但对其后的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之葬俗和宗教观念应当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居室墓具有特殊性，再加上一座居室里一般只有一座居室墓，说明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应当只针对聚落当中的极个别个体，即这些极个别的个体在聚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根据这些遗迹还可以推断出，死者凭借着生前的身份、地位抑或宗教因素而成为先民们崇拜、祭祀的对象，进而祈求聚落的发展和人口的兴旺等。如是，这也就不难理解使用动物进行祭祀的目的了，即祈求猎物的繁盛与方便易得。在兴隆洼文化时期遗址中，为我国史前居室葬俗提供了首批系统的资料，也反映出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有了“视死如生”的观念。
与猪同居
在兴隆洼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这样一座规格最高的且位于整个聚落中部的居室墓葬：居室的居住面较强，显然使用过，墓主人是一个成年男性。因此，考古工作人员判定，这座墓葬为墓主人生前的居所，死后就地埋葬，是一座典型的居室墓，圹长2.5米。在墓主人的右手背上出土了圆形钻孔的蚌饰，头部周围还放置有陶杯、石斧、石叶等以及各类骨器和野猪牙饰等。这座墓穴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规格大，随葬品多，还在于在墓主人的右侧葬有一雌一雄两头整猪，皆呈现仰卧状，占据了整座墓穴底部一半的面积。这两头随葬猪的腿部有捆绑的痕迹，应当是活葬。
而且，这种以活猪殉葬的葬式在兴隆洼居室墓中是绝无仅有的，应是聚落首领式的大人物或生前拥有极为特殊的地位。与猪同葬，这在现代是不可想像之咄咄怪事。
但对于红山诸文化时期的先民们来说，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尤其是在早期，先民们的食物来源还主要以采集、狩猎为主，对大自然的万物都非常依赖。因此，当时的人们为了祈求能够获取更多的食物，会举办大型的祭祀活动。而猪在红山文化中是生活富足的象征物，除了表明墓主人的财富和身份而外，还有图腾崇拜的意思。
在新石器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人类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伟大飞跃，即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原始的农业工具，出现了人口培育的粮食作物，而且原始农业所需要的工具也已经具备了。红山先民们不但可以使用细石器进行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操作，还可以掘土伐木，建造出简单的半地穴式土木结构居室，彻底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此前，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是采集、渔猎。而当他们因原始农业而定居下来后，可以将一部剩余的野兽进行驯化豢养，家禽和家畜出现了，作为原始农业的补充。在以赤峰地区为中心的红山诸文化当中，猪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进而与先民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祭祀。
但是，在红山诸文化早期出现的猪，与现在的家猪还是有所不同的。它们比现在家猪的体形要大，还是现在仍能看到的以强悍和残暴著称的野猪。当时，人们的生产水平很低，抵御自然的能力非常弱，人们虽然畏惧野猪，但也崇拜它的特性，比如顽强的生命力，繁殖力强，这也与人类早期的性崇拜有关。
在兴隆洼遗址各房址居住面上、灰坑里和壕沟的堆积物中，现已发掘出很多鹿骨、狍子骨和猪骨。据专家初步研究，这时的猪已为驯养动物。无独有偶，在距兴隆洼文化遗址20多里的另一处同文化遗址兴隆沟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猪骨。在这处遗址中的中部，有一座面积达86.24平方米的大房子，四角均堆有方形或长方形的熟土台子，室内平面呈现“亚”字形。在室内西南侧还出土了一组摆放整齐的动物头骨，初步认定为12个猪头和3个鹿头。而且在这些动物头骨的前额正中还钻有长方形或圆形孔，两侧还有明显的灼烧痕迹，具有明显的祭祀迹象。据此我们可以想像，红山先民们可能还会通过前额正中的孔洞吮吸猪脑浆。对于他们来说，脑浆是灵魂的存在，可以增加吮吸者的智慧神力。
正是因为猪对红山先民们非常重要，所以他们才在生前养猪，死后更是以与猪合葬为荣。猪对于红山先民们来说，不但是食物，还是朋友、宠物和财富的象征，更是一种神化的图腾。
最早的家
根据有关史料，目前所见红山诸文化时期的龙的造型，本质上均为蜷体龙，对后世的龙的造型影响深远，比如凌河滩玉龙、石家河玉龙、陶寺蜷体彩绘龙乃至商代的玉龙，整体造型和风格都受到了红山诸文化玉龙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源于赤峰地区的红山诸文化玉龙，是甲骨文“龙”字的最初原型。
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赤峰市三星他拉曾经出土了举世闻名的“中华第一龙”，其精美程度以及珍贵的文化内涵当然不言而喻。更为神奇的是，在时隔33年之后，又在赤峰市，发现了同样令人感觉到震惊的“中华第一凤”。因此，赤峰市是当之无愧的“龙凤之乡”了。
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龙和凤是一种图腾形象，受到人们的崇拜。实际上，在中华文明的上下五千年，人们对猪的崇拜并不比龙和凤晚，甚至可能还要更早一些。这是因为，猪在石器时代就已经进入到人类的生活中了，是最早被驯化的的家畜之一，是先民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在许多远古文化及出土的文物中，均有猪的形象出现。
尤其是在红山诸文化中出土的玉猪龙，将猪与龙结合在一起，用猪头代替龙首，表示猪在当时的地位与龙相当，也有可能要高于龙。从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当中的陶质猪形器，到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的猪形玉符，以及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中人猪合葬墓、赵宝沟文化时期尊形器上刻画的猪头形象、红山文化玉猪龙，均体现了猪在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地位。
在人们的思想中，有一个非常普遍却又极其温暖与温馨的地方——家。关于汉字的造字法，从汉朝以来，相沿有“六书”之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但严格来说，转注和假借应属于用字的方法，故又有“造字四法”之说，比如“家”就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的“家”字中，上面的“宝字盖”，表示与家室有关，下面是“豕”，即指猪。在古代，因为社会和环境所限，人们多在房子里养猪，所以房子里有猪就成了家的标志。现在，生活在南方的土家族仍然保持有一楼养猪，二楼住人的习俗，早期的彝族人也有这样的习俗。猪被人们驯养以后不仅被赋予了图腾崇拜的形象，还开始成为农耕生产、稳定生活的标志。这是因为，猪具有适应能力强、繁殖快、生长周期短的优点，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优质蛋白，成为“六畜”之一，为人类最早驯化的野生动物之一。特别是在人类的早期，驯养的家畜还没有被单独地圈养，往往与人同吃同住，因此人住的家与猪圈是一体的。
当时，每当人们打算外出劳作时，为了防止丢失或被其他动物所伤，总会将猪圈在屋子里。久而久之，用有猪的房子代表家，也就不难理解了。后来，有了“圈”字，但“家”的这个字形已经形成，并没有因为猪不在房子里而改变写法。家是农业文明的结果，赤峰先民为“家”字做了极好的注解。在这里，突然又想到了“冢”字，当“家”没有了“炊烟”，也就没有了生命，成为了“冢”吧。当然，这纯属个人想法，权作玩笑了。
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赵宝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共挖掘出土了138件猪的骨头；在一件陶尊上，生动地刻画出三种动物：猪、鹿和鸟。这三种动物都不是写实的形象，而是具有某种超自然神力的形象，应当属于三个部族的象征。这时的猪的体形同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猪差不多，与野猪相近。经过考古工作者分析研究，虽然赵宝沟遗址的猪与野猪相似，但死亡年龄与河姆渡遗址的猪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赵宝沟聚落遗址的猪可能是家养的，只是野性还在逐渐退去的过程中。如果想判断7000年前的猪是家养还是野生，主要还得根据猪的死亡年龄进行综合分析。
在红山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有太多猪骨的存在，其中还有一件圆眼肥耳、吻部长满皱纹，而躯体蜷曲的运动形型玉饰，被称为玉猪龙，其头部与现代的家猪形象完全一样。这说明，这个时代的猪肯定是家猪了，我们最早的“家”是猪圈。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耻辱，只能说明原始农业与家畜饲养是一体的，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红山先民在我国较早地完成了对猪的驯化，而且很重视猪的作用，最终完美地写出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汉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