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唐诗解读——杜甫之《遣遇》

磬折辞主人，开帆驾洪涛。

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

舟子废寝食，飘风争所操。

我行匪利涉，谢尔从者劳。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

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

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

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

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

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縕袍。

注：

遣遇：是为自己的遭遇而自幸。大历四年，诗人由岳州往潭州在江上流亡，见民生艰难，对比之下，尚幸得以存活，书此以舒愤。

磬折：大弯腰，对人十分恭敬的姿态。

我行非利涉：《易》有“利涉大川”的卦辞，此反用之，说明旅途并非顺利。

索钱：指苛捐杂税，种种不一，门户甚多。

黠吏：狡猾的官吏。

渔夺成逋逃：由于官府的巧取豪夺，百姓才大量逃亡。逋，逃亡。

遂生理：活到一定岁数而中途夭亡。

花时：春天。

缊袍：布袍。全句的意思是春天穿冬装也很高兴。

解读：

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７６９年春天，杜甫乘船由岳阳前往长沙，途中历经风涛之险，亲眼目睹徭役赋税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诗题作“遣遇”，意为排遣途中所遇叫人愤懑生气的事，并由此而引起的感慨。

全诗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八句，讲述一路上波涛凶险。杜甫在岳阳受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暧花开的时节，他告辞了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偏又遇江涛汹涌，狂风大作，可以想见，诗人这一种上极为不顺。但诗人并没有夸张手法正面描写，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在与风浪进行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接下来十二句为全诗第二部分，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使民众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采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诗人见到沿江山石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他的丈夫却因繁重的徭役被折磨致死，这位妇女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大哭不止。诗人亲眼所见令人摧肝折胆的景象，想到平日所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情，那些达官贵人们视民众如莠蒿，不放过任何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他们的手下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最后两句为全诗第三部分，带有总结性质。诗人庆幸自己历尽风涛之险，但同那些普通民众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心甘情愿，当然这也是聊以自慰的话。

此诗当为杜甫晚年之作，但诗人精神头不减当年，依然是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揭露与讽刺，“贼盗皆从聚敛起而下之贪纵，又从上好货来。古今积弊，数语道尽”，这个评论充分肯定这首诗的思想性，也引起对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治理的思考。

整首诗结构安排得体，遣词准确生动，诚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认为，“此篇中间大半，皆目击民穷，规切当时语，前后略及行踪旅况，则似规世为主，慨己为宾。然以身事起，中间特借穷民之尤困者，作自己波澜翻剔，则仍是安遇为主，伤时为宾。”前八句述舟行遇风涛之险，赖船夫、仆役之助，终占用自然界的险风恶浪，中十二句描写途中所见穷困百姓因不堪忍受繁重徭役而被迫家破人亡，至最后诗人联系自己的身世，发出无可奈何的长叹，集诗歌的现实意义与诗人的思想境于一体，诗人担得上诗圣这一称号。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