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现代经济的起源

(经济学名著译丛)

[美] W.W.罗斯托 著

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记载了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各国是如何经历经济增长各阶段的史实。力求还原18世纪后期所发生的重要史实，并做出有条理的连贯的观察，并对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作以瞻望。从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入手，分析了商业革命和科学革新中的利弊，对整个18—19世纪的现代经济起源进行了完整的综述，值得经济学爱好者们学习。

作者简介：

W.W.罗斯托，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生于纽约。1938年获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40年开始，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史、经济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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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腾飞一经发生，就不难看出它会扩散开去。当然，对每一个具备了腾飞先决条件，接着进入持续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说，各自都有自己的经历。各自的经历都需要创造力，会造成痛苦，会带来挫折，还会引起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但是，表现为持续的工业化及其获得利润和改善人类福利的潜力的非理性力量，至少有两个世纪已经证实，是一种终归无法抗拒的力量。要说明这种力量是如何产生的，仍然是很费脑筋的难题。

清理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巨大的包袱的工作已进行了很长的时间，至少从1848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已开始。对工业革命的学术研究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有威廉·坎宁安关于英国经济史的著作第三卷(“自由竞争”)和阿诺德·托因比的论文。这个问题继续向每一代经济史学者提出挑战，这些学者包括克拉彭、曼图斯克、阿斯顿、希顿，兰德斯和迪恩、克鲁泽、哈特韦尔、诺思，还有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它就势必迫使我们设法把经济同文化和社会、制度和政治的母体联系起来。它涉及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能教给我们永久的知识，使我们懂得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

从事这项工作有许多方法。每种方法都是根据对有关的两大问题的假设而形成的：当欧洲在15世纪到18世纪从现代社会早期阶段向前发展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在这种环境中，英国为什么会第一个把它的地区性发展进程转变为革命性的工业生产的加速发展呢？

用于回答这些问题的假设，构成或者反映出关于人类，关于社会和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或者含蓄，或者清晰。历史学家的理论决定他选择哪些相关的事实，决定他把哪一种起作用的力量摆在舞台的中心。

关于人类及其历史的每一种理论，都可加以简化。研究一下关于工业革命的丰富的著作，不难透过庞杂的细节叙述找出构成一本书或论文的理论核心。有时，一些理论的表达非常清楚严谨。诺思和托马斯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这样。通常是理论蕴含在解说之中。但是像 R. M.哈特韦尔《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一书，要发掘它的理论观点并不难。

所有严肃的关于工业革命的理论都把英国在18世纪末在工业上的突破看作是先前长期发展过程的顶点，也是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开端。它们认为，欧洲脱离封建制度是早先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这一发展过程有三个特点：民族国家的出现，土地租佃制的改革和行会对制造业控制的削弱。总的说来，国际市场有扩大的余地，国内市场还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联系。所有严肃的理论都认为，有效地应用新技术是18世纪末最重要事件的一部分。有些理论还加上这样的观点(这是合理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丰富(或者贫乏)对整个发展过程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对于这一著名论题，有什么理由还要再写论文呢？回顾我感觉不满意而促使我动笔写这本书的原因，我要着重提出我认为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

首先是商业革命。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向我们灌输了这样的概念，一方面通过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中产阶级的扩大，工业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于商业革命。如果把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其他古代帝国的历史也加以考虑，就不得不承认德怀特·珀金斯的结论：“商业发展不会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地走向工业化。”毫无疑问，西方在研究工业革命时受到了历史的、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影响。然而，虽然商业革命本身不是产生工业革命的充足条件，但它确实是产生工业革命所必需的一个条件。论述这个问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商业革命是通过相当复杂多样的途径对经济发展方程式产生影响的，同时还要强调，它具有局限性。我相信，这种不很相同的关于商业革命的观点，是从事进一步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是国家及其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方程式中所占的地位——我们把这些全都归入重商主义这个题目。像关于扩大市场的说法那样，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也是给了我们以错误的指导。但是，责任在于我们，在于他的继承者，因为在他的时代和他当时的处境，他要严厉批驳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残余势力，就要说许多道理。他并没有想要解释工业革命的到来。实际上，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即将发生。他所关心的是确定最佳经济制度的标准。在和平时期，这种制度具有专业化的优越性和相对固定的生产功能。他没有认真考虑德国、俄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仍必须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因为在他颇为熟悉的欧洲西北部，这些问题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解决了。然而，亚当·斯密把重商主义看成是一种力量，只有先消除它，工业革命才会出现。这种过分简单的观点需要补充修正，我们必须把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情况综合起来考虑。因为，地区性争夺权力的斗争会产生各种推力，它们对导致工业革命的进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这些需要作具体的分析。这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因为我们仅仅是把政治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材料简单地糅合在一起，在思想方面，我们还只是刚开始创造出把政治进程和经济进程联系起来的理论概念。

第三是科学、发明和革新的相互作用。20年来——从亚当·斯密以及马歇尔和罗伯逊，直到萨缪尔森和卡尔多，经济学家们都没有能够完满地把主要新技术的产生与经济理论的整体结合起来。在动态收入分析中，他们迫不得已运用各种方法把技术的变革当作一种渐进的过程，当作需求或投资水平的函数。或者，他们把技术的变革当作外生变量而排除在理论体系之外。从马歇尔开始，连报酬递增也被主要看成是渐增的变化，表示同产量规模相关联的改进。毫不夸张地说，重大的发明和革新在正规的理论中根本就没有地位。企业家的素质——企业家勇于承担重大革新的创造性风险的意志和能力——也同样成了被排除在正规经济理论主流之外的题目。

因此，现在还没有一种公认的体系能有条理地研究科学、发明和革新及其复杂的相互联系。但是，在我看来，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正是早期现代欧洲同以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区别，同18世纪的中国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的共同经历相区别的核心因素。我觉得，正因为很难理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把它们与经济进程联系起来，才使得经济学家那么看重商业革命，或者像诺思和托马斯那样，那么看重私有财产权的出现，要研究科学、发明和革新，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简单论点就不够用了。要弄清它们之间的那种不可能简化的复杂关系，不存在满意的捷径。不过，已经从历史和当代这两个方面对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它们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种工作在 A.E.马森编辑的著作，以及雅各布、施莫克勒、内森、罗森伯格等人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这是我在《经济发展进程》一书中采用的方法，本书也沿用了这种方法。在凯恩斯之后的世界里，我们共同的命运日益依赖于科学进步及发明和革新发展的速度上，以期解决人口控制、农业、能源、污染控制和原材料替代等问题。我毫不怀疑，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受重视，因为按照约翰逊博士的原则，当一个人得知他将在两个星期内被绞死，他就会神奇地集中起他的智慧。

在研究商业革命，重商主义和科学革命时，一些问题已得到解决，现在的任务是怎样把已经出现的精辟的见解有条理地归纳起来。我发现，起飞的先决条件和起飞这两个概念是有用处的。前者说明了传统社会在功能上的变化。这是工业化第一个持续发展阶段得以产生和维持所必需的。本书论及了这些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有些产生于重商主义，另外一些产生于商业革命，还有一些，从广义上讲，产生于科学革命对农业和工业的早期影响。方程式中的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由于向君主以及他们的官僚们传播了培根的观点，重商主义具备了一种特殊的性质；它在商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业革命发展了城市，扩大了它的机构，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按照新见解行事。新见解是：实验科学既能产生更大的利润，也能增加国家的实力。在这些因素互相联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起飞的先决条件这个概念可以为一个重要目的服务，因为它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为工业化进程做准备并使之持续发展所需的功能变化。功能变化还可以作为一种尺度，大体衡量出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欧洲各个国家所取得的进步。

至于起飞，我仍然认为，这一概念很好地表达了1783年之后30年英国的经历以及其他许多国家进入持续发展阶段之后的经历。

在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非常清楚地了解，应该如何着手分析1520年之后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我希望读者也能有同样清楚的感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推动人们用自己的方法去深入研究这个大包袱，解开这个大包袱。

【本文摘自《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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