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一意孤行拒谏南巡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乾隆南巡图》（局部） （图源网络）

乾隆为何一意孤行拒谏南巡

     自乾隆十六年（1751）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在33年间前后六次南巡。对乾隆帝的南巡，朝廷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献媚者大唱赞歌，一些敢言者则谏阻南巡，为此激起了一次次不小的风波。

     乾隆十五年（1750），就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为乾隆首次南巡做准备时，监察御史钱琦上疏，提醒乾隆皇帝注意，各地为此已铺张甚重。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其实，早在数年前，沿途官员为迎接乾隆帝首次南巡，早已调拨夫役，对康熙皇帝时的南巡行宫一一修葺。同时又在行宫之间添设尖营，以供乾隆帝一行中途休息。首次南巡的准备工作早一年就着手进行，由一位亲王督办此事，勘察路线，整修名胜，兴建行宫。仅仅为了接待这些先导“钦差”大人，所过州县“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着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余“。

     虽然南巡前皇帝告诫地方：“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是沿途地方官吏深知乾隆讲究排场玩乐，于是争相逢迎，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各种名肴特产，更乘机向百姓敲诈勒索，大饱私囊，搞得民间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与此同时，南巡所用随驾马匹五六千，乳牛和膳羊各上千，也先后由京师运往巡幸各地。乾隆对地方官吏的奉承献媚，不仅不加阻止，反而重金奖励，凡建有行宫的，各“赏银二万两充用”。

     对钱琦的劝谏，乾隆不仅听不进去，反而百般辩解，并对钱琦大加训斥。乾隆说：“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阌茸不堪之员，以办差为苦者，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势所必有”，“今向导一过，即云惨淡经营若此，明年朕驾亲临，又当如何？朕甫下诏南巡，即已若此，当年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省，又当如何？”

     乾隆的辩解理由有二。其一，他南巡的理由充足，圣祖仁皇帝也是六次南巡，朕为何巡不得？！其二，所谓“意见”，都是那些以准备朕南巡为“苦差”的官员在造谣生事。乾隆的辩解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否支持他南巡以及“办差”是否积极，都是对皇上态度的大问题。大帽子一扣，钱琦还敢说什么！ 

     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乾隆帝侍奉皇太后从京城启驾，随驾人员有后妃、皇子、公主，有满、汉文武大臣，有护卫兵弁，还有厮养跟役，总数不下两千人。一路之上浩浩荡荡，如同迁都一样。进入山东境内，地方官员一律朝服接驾，耆民老妇、绅衿生监排列跪伏，就连八十岁以上的老民老妇也要身着黄布外褂、手执高香跪候圣驾。进入扬州、苏州等风景优美的城市，则弃舟登岸，游山玩水。沿途各处行宫的陈设极为豪华，甚至连痰盂、溺器也都是由银匠精心打制而成。巡幸途中，乾隆帝还随心所欲普加赏赐，动辄就是成千上万。

     因为乾隆帝南巡过于糜费且扰民尤甚，故有的官员不愿为虎作伥而告病去职，有的官员如沈廷芳、金溶、和其衷、钱琦、杭世骏、尹会一和顾栋高等人先后上言谏阻，希望乾隆帝停止南巡。然而，乾隆却大为恼火，“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

     原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在杭州接驾后，见南巡靡费甚重，便上奏道：“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于百姓。”乾隆帝大怒，命置重典，幸亏侍郎观宝谏免，方赦回乡里。江苏学政尹会一视学江苏后，上奏道：“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帝对其严厉斥责说：“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侍读学士纪昀曾好言对乾隆帝说：“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乾隆帝勃然大怒，当面训斥说：“朕以汝文学尚优，故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此言刻毒甚矣，竟将大学士纪晓岚骂成倡优！

     乾隆帝还在一些谕旨中，多次把谏阻南巡的官员比做奸佞小人，不是严词训斥，就是革职贬官。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文字狱案中，他还将胡中藻诗中的“穆王车马走不停”作为讽刺自己巡幸的罪证，而对其予以严厉制裁。在乾隆帝的强力压制下，再也无人个直言进谏了，大批官员都是一味迎合上意，而奢靡之风也就愈演愈烈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第五次南巡，沿途官员竞相铺张达到顶峰。直隶新城县委迎驾，“别设十层鳌山爆灯”，以备皇上临时点故。保定更是铺张，“众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炫采，横亘数十里，店铺之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待至杭州，浙江巡抚王亶望早已不惜巨金，“添建屋宇，点缀灯彩”，把个杭州城装饰得像人间天堂一般。     

《乾隆南巡图》（局部拼图）

      其实，乾隆标榜“法祖省方”为名的挥霍享乐为主的巡幸活动，还不止六次南巡。自乾隆六年（1741）秋狝木兰，乾隆八年（1743）东巡盛京，乾隆皇帝开始了他一生中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乾隆八年首次巡幸盛京时，“凡沿途驻跸之地需用水浆，须凿井数十；辇道两旁，复筑扈从臣工径路。经过道路，不能耕种”。乾隆十三年（1748）冬巡曲阜，正值山东遭灾，饿殍遍野，而山东巡抚阿里衮却置灾民赈恤于不顾，一心筹办巡幸事，以致怨声载道。

     乾隆为何拒绝劝谏，一意孤行六次南巡？当然与他标榜“法祖省方”，以表孝心，观民察吏，加强统治等政治考量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沉醉在“康乾盛世”的业绩之中，以至于不惜强权打压不同意见以粉饰太平。乾隆帝无疑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皇帝，曾致力于国内政局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六次南巡，在政治上有过积极作用，但因过于糜费且扰民尤甚而招致民怨。乾隆晚年以自我为中心，闭目塞听，讳疾忌医。对于任何胆敢怀疑自己缔造的盛世局面的进言，他动辄打压，造成言路闭塞。六次南巡期间，乾隆对持不同意见的直言谏阻官员恣意打压，便是一例。  

     好在乾隆晚年对他的六次南巡之过有所悔悟，他对身边的大臣曾说过：“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虽然乾隆对他六十年执政成绩过于自满，但对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之过有所认错，并阻止后代南巡，还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