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街往事（下）
嵇元
大梅墩疑云
向街按《吴县志》记载，大概形成于晚清，时间并不太长，好像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事实上向街的古迹还是有可说的地方。
向街镇北有个大土墩，叫大梅墩，面积约有十亩，上面树木森森，风声飒飒，但不是梅树。向街老人口口相传，说这大梅墩里埋着的是一个叫丁南洲或者叫丁南周的人，还有他的夫人和妾。所以，大梅墩也是大埋墩也说不定，可能源于葬礼规制大于一般村民，村民口口相传而有了这个名称。
传说中的丁南洲（周）是个武将，好像是个忠臣，被皇帝处了斩刑。但为何皇帝要杀他，原因并不清楚，反正传说埋时人是没有首级的，家人就做了个金首，算是全尸而葬。为了防止以后有人盗墓或仇家报复来毁坟，当时还做了好多个疑墓，到最后传成了丁南洲（周）有七十二个疑墓了。
当地老人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前，大梅墩还有看坟人在坚持看守。“文革”中大队里借破“四旧”之名曾经去挖过。果然找到了古墓，挖出的东西星散，但没有找到金头，而是找到了一个护心镜，被一个农民拿走了；还有一些瓷器，不知谁拿走了。这次挖掘，并不彻底。所以在后来，大队下属的生产队又去挖了些所谓疑墓的土墩，想寻找丁南洲的金头，但还是没有找到。当时发现了古碑，碑文应该属于墓志之类吧，就让一位小学老师去识读，他看了以后答复说墓主是个明代人，再多他也读不出来了。可惜的是，这块可谓古墩来历钥匙的碑，不知流至何处去了，当地人一时说不清楚。
一处古迹就这样消失了。但是，大梅墩还是有故事的。过去大梅墩北首有个古庙，叫北藏书庙，里面供奉一位“老爷”和他的三位太太。苏州人将道教系统的神祇统称做老爷，这北藏书庙的老爷究竟为何方神祇，向街人也说不出来。但是北藏书庙有出会的传统，向街人将老爷抬出来巡游，队伍前面还有肃静、回避的行牌，场面也很热闹。
据文史专家顾彬祯先生考证,吴中区的原藏书镇（今已并入木渎镇）确有藏书庙，“相传汉代苏州人朱买臣采樵山中，将所读之书藏于此庙，故名。原有朱太守祠，汤斌、林则徐二巡抚祠。明天顺四年（1460），里人顾宗善发起重建，并建东岳殿。清康熙年间，穹窿山上真观施道渊，曾主持重修，道院始为上真观下院。民国年间，藏书庙占地3亩，尚有道士3人。1958年，藏书庙收归政府，庙舍全部改为藏南小学。2010年6月28日，重建奠基，并更名为藏书道院……2011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了藏书道院落成典礼暨神像开光庆典。”
北藏书庙在向街是个公共的地方，庙共三进，第二进大殿前有个广场，曾经有苏剧团来唱过戏，好像是《快嘴李翠莲》。其中有个丈夫张郎对李翠莲讨饶跪在地上的唱段，用的是“银钮丝”调，这曲调也是向街人很熟悉的山歌、宣卷曲调之一，所以好久了人们还记得这事。广场上也经常放电影，每次放电影时，总是人很多。香港电影《三笑》里唐伯虎唱“叫一声二奶奶，听我表一表……”这歌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大陆，就是“银钮丝”调。
当年新四军在这里打游击时，会在北藏书庙歇脚，后来被顽军占领。大跃进时，为了在附近的何山上养牛，公社要建牛棚，一夜间拆了北藏书庙，建筑材料等被拖到何山去了。向街人就给“老爷”造了个平房，权作北藏书庙，但到了“文革”时这土庙也拆除了。现向街人将神像搬迁到观山庙中，有一间殿仍叫藏书庙，对一些老年人可说是聊慰乡思。
向街镇上还有个观音堂，就在大水井旁，后来这个寺庙拆了，水井也填了。改革开放后，有人借高新区的马浜高架桥下面的空间，建了个简陋的观音堂，里面有神有佛，向街观音也有了一席之地。有的向街老人就去那里烧香，算是对过去向街生活的一点怀念吧。
向街红梅开
北藏书庙抗日战争时是新四军经常活动之处。当地居民口里的新四军，是指在苏南坚持抗日的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后来奉命主力北撤苏北，但还是有我党领导的武工队在地方上坚持着。虽然斗争空前激烈残酷，但形势再困难，仍有好多支武工队在苏州坚持着。他们人数并不多，往来踪迹不定，百姓见到他们，亲切地称之为“新四军”。他们有时也到向街的北藏书庙来。
向街下水滩有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叫徐新妹，嫁在三联村，因武工队往来此地，她逐渐知道了他们的宗旨。反观她自己的丈夫并不追求进步，徐新妹不想过平庸的日子，愿意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后来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她是女性，没有跟队伍打游击，而是在向街一带担任交通员，有一点潜伏的性质。但是有一天她被汉奸告发并逮捕，被绑在向街上，那时正是大热天，敌人将她暴晒示众，还因她当时正患眼疾，敌人凶残地让她面向太阳而晒。徐新妹并不屈服，被敌人连开两枪杀害。两个多月后，日寇就投降了，她是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夕的向街女儿。
据《枫桥镇志》第十七卷“人物”中《徐新妹锄奸壮烈牺牲》篇记载：
徐新妹，女，1925年生，枫桥镇向街村下水滩人，贫苦农民。1942年参加抗日斗争，担任阳山区阳东秘密联络员。1945年6月9日英勇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加强对向街、马涧一带地区的控制，收罗社会渣滓，扶植地方傀儡，组成特务网。西津桥伪乡长房铭仁兼任木渎宪兵队密探组组长，做日军的忠实走狗。苏西抗日游击队决定斩除这条地头蛇。但是，狡猾的房铭仁自知罪孽深重，经常避居苏州，很少在西津桥露面。即使到西津桥，也是一个人偷偷来，偷偷去。民国33年(1944)初的一天，苏西阳山区办事处副主任周志敏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如何除掉房铭仁。大家认为徐新妹机智灵活，曾拜过房铭仁为寄父，可以由她以探望的名义去摸清房铭仁的情况，然后采取措施。徐新妹接受任务后，经过一番努力，取得房铭仁的信任，摸清了房铭仁在3月28日要到西津桥伪镇公所，然后到浒关寄女高金娣家吃酒。她把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周志敏。周志敏布置武工队几名短枪队员，在3月28日上午，守候在西津桥镇北大路旁的煤堆后面。这天中午，房铭仁一人经过这里，立即被武工队员捉住，随后就把他处决了。
房铭仁死后，木渎日军宪兵队和日伪特务大为震惊。他们对徐新妹产生了怀疑，派情报组的唐阿六接近徐新妹。唐阿六了解到徐新妹参加抗日锄奸的情况，便向日军告密。民国34年(1945)6月2日，唐阿六领了日伪军下乡把徐新妹抓去。在拷问的时候，唐阿六假心假意地在日军面前替徐新妹说情，并“劝导”徐新妹说出真相，妄图趁机刺探抗日游击队的情报。徐新妹愤怒地说：“唐阿六你这条瘌皮狗，不要想从我嘴里捞到半根稻草。我宁死也不失去中国人志气。”日军用尽心机，软硬兼施，残忍拷打，折磨了七天七夜，徐新妹除了痛骂以外，一个字也没有透露。6月9日，日军将她绑在西津桥镇的电线杆上示众，胡说她犯了罪，不能做人，要剃光她的头发，送她到阴间去当尼姑。徐新妹愤怒训斥这帮禽兽。凶残的敌人将她剃光了头，在烈日下暴晒，接着又拉着她在镇上游街。徐新妹昂首挺胸，无所畏惧，敌人毫无办法。随即将徐新妹押到西津桥镇后面的杨家坟上杀害。当刽子手的枪口对准徐新妹的胸膛时，她斩钉截铁地说：“我做了鬼，在阴间也要抗日，打日本鬼子除汉奸！”徐新妹这位性格刚强的中华好儿女，随着枪声倒在血泊中。（史料提供:秦伟、朱水火核实整理:徐双林）
另据向街老人回忆，徐新妹绑在杨家弄口电线杆示众时，有老年妇女不舍得她，劝她屈服，但她却向乡亲们说:“从一岁到一百岁，（人）都会有一个死。”她的意思是人无论活多久，最终都会死的，但要死得有意义，她参加了革命并不怕死，也不会屈服，更不会叛变。掷地有声的声音，至今回响在人们耳边。让人欣慰的是，杀害徐新妹的凶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伏法。
徐新妹的姐姐就是著名的评弹艺术家徐丽仙，“徐丽仙的胞妹徐新妹是抗日战争时期太湖地区新四军的交通员，被捕后，发出‘投了红旗，不投白旗’的壮言，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新中国成立后，评为烈士。1961年，上海评弹团把她的事迹列入创作计划，拟作为‘太湖游击队系列中篇之一’。由严雪亭、刘天韵、周云瑞、陈希安和我五人，深入生活，访问体验，负责创作。1961年下半年，我们一起深入到她的故乡和活动地区苏州郊区向街白马涧一带。根据乡里安排，我们住在当地的文化馆里，每天天不亮起来，到一家老茶馆里，烧水盥洗后，吃了热茶，便外出采访。收集材料，早出晚归，有时，深夜归来，五人列成一行，提了马灯，步行在狭小、曲折的田间阡陌上。已是初冬，寒风飒飒，枯树荒坟，暗影摇摇。接连一个多星期，谈好了脚本提纲，主人公取名徐红梅，中篇取名《雪里红梅》。接下来，便到苏州书场，与全团集合。我们先带了行李，或背或提，进（枫桥寒山寺旁的）铁铃关，乘马车，直到阊门，再换乘三轮车到达书场。”（吴宗锡《与“评弹皇帝”严雪亭相处的点滴回忆》，《上海采风》杂志，2017年第11期）
作者吴宗锡是上海评弹团领导，当年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他安排来苏州采风徐新妹事迹并编为中篇弹词的，都是上海评弹界的大师级艺术家（那时上海评弹界基本上也是苏州人）。据向街老人回忆，上海评弹艺人后来在向街的演出，是在一个仓库里，除严雪亭外，还有她的亲姐姐徐丽仙。听说来演唱徐新妹，她的姐姐以及享有“评弹皇帝”美誉的大响档严雪亭等都来了，于是向街能来看演出的人都来了。
徐丽仙来到家乡登台演出，面前都是乡亲，虽然是评弹作品，但诉说的是真情，琵琶声琤琮响起，妹妹的音容宛在眼前，唱到动情处，她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往事悠悠如逝水，乡愁无言何处寄！向街在发展大潮中，因服务城市建设一盘棋而消失于新千年前后，如今这里已成了一片都市风格的街区。只有向街这个地名还在，提醒我们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