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董其昌 行书论书卷 故宫博物院藏

《行书论书》卷，明，董其昌书，纸本，行书，纵28厘米，横190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内容乃董其昌数段论书之语，均见于《画禅室随笔》。据董氏自己跋文所记，该卷书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为其中年之作，用笔颇生拙古朴。因是随意书写，故字之大小、行距之疏密不甚讲究，但同时又流露出自然淳朴、无拘无束的韵味。卷后有董其昌在20年之后，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复见此卷所写的跋，记其书写此卷的前后经过。跋中言其所书与蔡襄书风颇为相似。与前面所写论书的书法相比，董氏的自跋运笔更加自然，个人风格更加鲜明，反映了其时书法艺术已走向成熟。

卷后有董其昌跋：“辛卯余以道馆师田公之丧请告还，时韩馆师曾使朝鲜，有高丽黄笺一卷赠余行。壬辰春还朝，纸已装潢。舟中多暇，随意拈笔，大都论书画法，委弃箧中不知。奴子辈何从复拆作横卷，浮传人间，且二十载矣。今日捡旧时书，忽友人吴太学士以相质，如见故吾尔。时虽率意点染，颇似蔡君谟书，余未尝学蔡书，偶相合耳。此纸亦有画，粉本惜亦散落。庚戌九月七日，新安江舟次书。董其昌。钤“董其昌印”、“太史氏”、“董玄宰”印。鉴藏印钤“荔江”、“程从龙印”“程茂莼江鉴赏”、“师言斋珍赏印”、“爽邻”以及乾隆七玺、乾清宫殿座印等。

释文：

作书之诀在能放纵又能攒促，每一字中失此两窍，便如昼夜独行，全是魔道矣。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王大令之书从无左右并头者，右军如凤翥鸾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谓大年千文，观其有偏侧之势，出二王外。此皆言布置不当平均，当长短错综，疏密相间也。此是纲宗矣。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变化矣。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秾肥则大恶道矣。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波画皆无力。提得笔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笔（“笔”字点掉）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诗论书法云：“天真烂熳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吾乡陆俨山先生作书，虽率尔应酬，皆不苟且，尝曰：“即此便是写字时须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着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未有精神不在，传远而悻能不朽者也。壬辰益夏，阻风黄河雀镇书。十八日。提笔时须定宗旨，若泛泛涂抹，书道不成形像。用笔使人望而矣，其为某书，不嫌说定法也。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予尝题永师《千文》，后曰：“作书须提得笔起，自为起，自为结，不可信笔。后代人作书，皆信笔耳。”“信笔”二字最当玩味，其所云“须悬腕，须正锋”者，皆为破信笔之病也。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古人论书以结构（原“结构”二字点掉，改为下文“章法”）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绘图序》，是纨扇，其真如弦，此必非有界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弟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界，所以为神品也。是日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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