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的智慧：抗日战争中的“翻边战术” ( 上）
何谓翻边战术
严格说来，翻边战术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用语。最先提出“翻边战术”一词的是当时在山东军区主持工作的罗荣桓，因此这一名词在山东军区运用得更为广泛一些。而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则一般使用“敌进我进”来表述相似的战术；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有一些不同提法。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中我军进行反扫荡和反蚕食作战时，运用的战术手段有着比较共同的特点，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实质是基本相同的。“翻边战术”一词提出的时间是在1942年，本文之所以使用“翻边战术”这一名词来概括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反“扫荡”战术，是因为这一名词更为简洁形象。
简单地说，所谓翻边战术，就是把我军主力部队部署在我方根据地的边沿地区（注意，不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我方根据地的腹地），在日伪军开始扫荡时，趁着日伪军的包围圈还没有收紧而存在较大的空隙之机，我主力部队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扫荡之敌后方去，从后方打乱敌人的围攻部署，与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的部队相配合共同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此外，在根据地边沿区，我方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透到敌占区，袭击敌军后方摧毁伪政权，牵制敌军对我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我军主力在进行反扫荡时，通过根据地边沿区进入敌军后方迅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式作战，好像是翻过一堵墙一样，因此这种战术被形象地称为“翻边战术”。
抗日战争时期的罗荣桓
抗日战争时期的刘伯承
采取这种作战方式，在具体实施时，我军通常将主力部队部署在靠近根据地边沿区的机动位置，同时进行广泛和缜密的侦察以掌握敌军的动向，特别是掌握其扫荡开始的时间、使用的兵力和开进路线等情报。然后，在日伪军开始采取分进合击时，我军主力部队利用其分路开进还没有全部到达预定位置从而未对我形成严密的包围圈之际，利用其各部队之间的空隙迅速机动进入日伪军空虚的后方地带。此时，我军主力部队进入敌后方，而部分主力部队则分散部署于根据地内部，与当地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共同作战，以打击扫荡之敌，保卫根据地。而进入敌军后方的我军主力部队，则利用日伪军后方兵力空虚的有利条件，对日伪军后方的据点、交通线和其他重要目标进行攻击，以积极的作战配合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这样一来，实施扫荡的日伪军在我根据地内部无法找到我军主力，反而连续遭到我军留置在根据地内部的部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民兵以游击战手段的连续袭击，而其后方却遭到我军“翻”出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的不断打击，就会越来越陷入被动局面。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日伪军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在我方根据地内进行烧杀抢掠，最后灰溜溜地撤出根据地。在日伪军开始撤退的阶段，我军根据地内的军民除了继续以游击战方式对其展开打击外，位于敌军后方的主力部队也会适时集中起来，视情况选择日伪军中的一路予以歼灭。这样一来，日伪军的扫荡也就被我军粉碎了。
扫荡战斗中的晋察冀军区部队
反扫荡战斗中的山东军区部队
我军采取翻边战术的原因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军事战略转变的问题——作战对象由国民党军转变为具有更强作战能力的日军，作战方式也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针对日伪军的扫荡采取翻边战术，而不是像土地革命战争中那样采取大部队运动战方式以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有着其内在原因。
必须承认，日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当时日军的武器装备、火力配系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具有很强的优势，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更为重要的是，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兵员综合素质尚有一定的优势，至少并不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而到了抗日战争中，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作战异常顽强，从其兵员技战术素质方面来看，日军官兵依托已经完成现代化的日本国家教育体系以及全军统一的训练教育体系，其技战术素质比较高，是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所不能相比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前几个波次动员的若干师团，因其为侵略战争进行了长期的训练和准备，战斗力确实相当高。国共双方的抗日军队官兵普遍反映，当时日军的战斗力处于占有相当优势的状态。如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当时参战的老兵曾回忆，日军士兵的射击非常准确，而我方官兵几乎是上去一个就被打倒一个。要不是我军具有极大的兵力优势，这个仗打到什么程度还真有点难说，这也是以红一方面军为班底的我115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500余人（尚不包括该师687团的伤亡数字）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不具备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的能力。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初期一共只有4万余人，如果全部投入正面战场作战恐怕连一次大规模战役都撑不下来，因此我军也只能施展自己擅长的游击战在敌后战场与日军作战。
反扫荡战斗中向外线转移的129师部队
反扫荡战斗中的我军机枪阵地
然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根据地条件有了很大变化。我军挺进敌后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无论是在面积还是地形条件方面都不能达到当年苏区那样的水平。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根据地是以山区为依托而向平原发展的，当时的华北平原已经建有铁路和较多的公路，山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公路交通设施，这是与当年的苏区所根本不同的一点。日军依靠其强大的战斗力和坚固工事（主要是依靠炮楼），形成了对上述铁路线和公路沿线的控制，从而对我抗日根据地形成分割之势。也因为这种分割，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才建立了条块分割的二级军区和军分区等建制，以适应这种情况。这样一来，抗日根据地也就形成了一种网状态势，日军和其控制的伪军沿着铁路线和公路沿线驻扎，而八路军则在这些“网格”中活动，并不时对日伪军发动袭击。
日伪军则依托铁路线和公路沿线的据点和交通线，对我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平原地带，而且在山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在这种被分割的根据地内，八路军只能以团、营为单位，最多以旅为单位进行活动。这样一来，我军也就失去了集中某个根据地的全部兵力对日伪军进行大的打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我军仍呆在根据地内，那么就很可能被进行扫荡的日伪军合围，进而被迫与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进行正面交战，其后果自然是我军将要遭到严重损失。而采取翻边战术后，我军主力部队则可以由被动的内线作战转为主动的外线作战，同时与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配合作战，也就达到了内外线结合打破敌扫荡的目的。
从敌军方面来说，日伪军的扫荡战术也迫使我军采取翻边战术。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使用的基本战术是合围战术，作战指导原则是外线进攻作战的分进合击原则。日军通常将这种战术称为“铁壁合围”、“铁桶封锁阵”、“铁环阵”等等，实际上基本内容就是合围战术。日伪军进行扫荡时，通常依托铁路和公路沿线的据点向我根据地腹地某个地点前进。日伪军利用其分割我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从各个方向排成并列的纵队，即“梳子队形”，向我根据地内部步步进逼。在前进过程中，大的纵队逐步分遣为小的纵队，如开始时以联队或大队为单位前进，随后逐步改为以大队、中队甚至小队为单位前进，且各路纵队之间距离以能够相互策应为标准。这样，其梳子队形就逐渐密集，从而减小空隙的存在，以堵住我军可能用以突围的道路。日伪军采取这种手段，其目的是对我根据地内的部队进行逐步压缩，迫使我军退往根据地腹地，从而陷入其合围之中。日伪军在压缩包围圈的过程中，如果其中某一纵队与我军发生战斗，附近的其他纵队会立即向这一方向汇集过来。一方面企图对与我交战的部队进行支援，并消灭我方部队；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出现被我军集中兵力消灭其一路的情况发生。日军的如意算盘就是采取这样的合围战术，将我军主力部队压缩到某一狭小地区后进行围歼。
反扫荡战斗中进行机动的我军部队
日军为了防止我军利用其合围空隙突围，通常在其纵深要道上布置一些小部队，形成临时的封锁点。这种小部队被称为残置封锁部队，其任务是侦察我军突围动向，以多种佯动手段欺骗我军，使我军不敢向包围圈外机动，以配合其主力对我进行合围。刘伯承元帅曾将这种残置封锁部队称之为“吓鱼入网的响子”。日军还经常利用飞机配合其合围行动。当飞机发现我军动向时，即以轰炸扫射迟滞我军行动，同时将我军位置通知地面部队，使其一致向这一位置前进合击。“扫荡”的日伪军如果到达预定的合击点后未发现我军主力部队，即分散对附近地区进行搜索以求找到我军主力决战——这被日军称为“抉剔扫荡”，一方面用以寻找我军主力，另一方面则对我根据地内的生产生活设施和物资进行破坏、抢掠。如果达不到目的，日伪军就会分路撤出我根据地，或者向下一个合击区域进行合围。如此看来，日军进行扫荡的着眼点即在于迫使我军在根据地腹地与其进行决战。从我军看来，这种情况也正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日伪军战线过长且兵力不足，其后方空虚也是我军实施翻边战术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日军依仗着其经过严格训练和装备良好的军队试图以很快的速度打败中国，以获得极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谁知，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战，把日本拉入了持久消耗战的泥潭。随着日军占领区的不断扩大，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陷愈加明显地显露出来。加上日军需要使用大量兵力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也影响了其对后方的控制。因此，日军不得不依靠裹挟大量并不十分可靠的伪军，来填充其兵力的空缺。即使这样，日军后方仍然存在着大片其兵力无法控制的空白地带。而这一点，则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客观有利因素。从战略层次上说，正是日军兵力不足造成的后方空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才有了基础性的条件。由于日军集中兵力驻守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沿线和重要的公路沿线，因此其可以用于机动进攻的兵力也就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日军如果要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必然要从各个守备部队抽调兵力，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再加上一部分伪军才能组成扫荡部队，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其后方兵力空虚的程度。实际上，也就为我军实施翻边战术进入其后方作战创造了条件。
例如，1942年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中，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吉田大队共编组5个中队组成扫荡队。这5个中队中除了吉田自己带的一个全部由日本人组成的中队共100余人外，其他4个中队的编制都是采取以日军与伪军混编的方式。如每个中队编有1个日本小队约二三十人，另外3个小队都是由伪军编成，只有小队长和分队长才是日本人。虽然这些中队都编有100余人，装备除了步枪以外有轻机枪2挺、掷弹筒2具，但很明显，混编中队的战斗力要比日军中队战斗力差得多。这无疑是日军兵力捉襟见肘的明显表现。我军主力部队在此次反扫荡中进入日军后方袭击重要目标时，同样发现这些地区的日军兵力非常薄弱。如长治这样的重镇只有500人的兵力驻守，而且大部分是后勤辎重部队；壶关只有70人驻守；潞城和微子镇一共只有100余人。这些地区的日伪军被我军袭击后，都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在我军破击敌铁路线和公路时根本就不敢出来反击。这样的情况，无疑是非常有利于我军“翻”到日军后方进行机动作战的。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我军选择采用翻边战术来避免与日军进行正面作战，是我军扬长避短、化被动为主动，发挥自身优势的主动选择。
（本文发表于2016年第7期下半月刊，公众号有删改）
编辑：孙冰颖 李昊
校对：魏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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