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把自己拉下神坛，甘愿做“凡人”：不完满才是人生！
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这说的就是季羡林老先生。提到他的名字，大家想必都已熟悉不已。
他笔下那些关于人生的参悟，可谓睿智深刻，可他的人生故事却随着他的远去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渐渐被人淡忘。
在所有关于季羡林老先生的介绍里，8月6日，是他的诞辰。
其实，季老的生日并非8月6日。
1911年8月2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
这个大家族有11个兄弟，季老的父亲排行老七。然而季老却是这个家族唯一的男性后代。正因为如此，出生贫寒的他才有机会跟着叔父到城里念书。
后来他说，“我一生是靠运气，第一个运气，就是我生下来是个男孩。”
中学时代，季羡林便开始学习英文和德文。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
办护照时，他说自己的生日是旧历闰六月初八日（新历8月2日）。按照西方的习惯，日在前，月在后，写作8/6/1911。不知谁看到后，误以为他的生日是1911年8月6日。
1986年，在江西庐山，季老索性公开称8月6日是自己的生日。
和民国才子鲁迅、徐志摩、钱钟书一样，季羡林也有一段包办婚姻。
1929年，刚满18岁的季羡林作为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
于是，叔父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结婚了。
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是叔父家的一个邻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显然，这对教育背景悬殊的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只是像很多旧时代的婚姻一样，被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
他们婚后生了一儿一女。直到1994年彭德华去世，这段婚姻一共走了65年。
而季羡林真正的爱情，发生在大洋的彼岸。
留学德国期间，他与街坊迈耶一家关系非常要好。当时他正在写毕业论文，需要将论文打成清稿再给教授看，可季羡林没有打印机，也不会打字。于是就向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求助。
很长一段时间，季羡林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原稿修改得太乱，而且内文稀奇古怪，对非专业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书。因此，伊姆加德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随时可以指点解释。
这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渐生情愫，坠入爱河。
伊姆加德（1935年）
已有妻儿的季羡林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中。但为了不伤害家人，最终他选择放弃爱情。
1945年9月24日，他在日记里写下：
季羡林回国后，与伊姆加德小姐彻底断了联系，把这份感情偷偷地埋在心底。
1983年，迈入古稀之年的季羡林重返德国，一心惦记着伊姆加德，却未打听到她的消息。
直到2000年，香港一位导演为拍摄季羡林的纪录片，曾专程到哥廷根打探伊姆加德的下落，最终找到了她。
那时的伊姆加德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妇，让人叹息的是，她执着地守着年轻时的爱恋，终身未嫁，身边摆放的仍是那台曾经帮季羡林打过论文的打字机……
这位德高望重、名垂学林的学者绝非我们想象中的古板无趣，他豁达乐观，擅于自黑，幽默中带着些许孩子气。
顺便说一句，幽默的季老首创把英文Humor译为幽默，还公开把幽默纳入理论和实践。
活了98岁的他有一套知名的养生理论，叫“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不锻炼指的并非完全不锻炼，而是避免过度锻炼。）
这“三不”主义中，他认为不嘀咕最重要，“无事小神仙”。
因为有这样的心境，季老的生活中有许多趣事。
有一回，季老在莫斯科餐厅美美地享受啤酒、冰淇淋，他的好友得知后急忙给他打电话，劝他别吃太多冰淇淋，当心弄坏肚子。季老听了，像个孩子般，风趣地答道：
95岁以后，有来访者关心他的健康，他幽默回应：
2007年，林青霞到病房拜访季羡林，同去的朋友问他，知道林青霞是谁不。季老一听，使了个眼神，仿佛在说，切，开什么玩笑，你真把我当老人家啦。他接着机智又坚定来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整个病房的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但季老这么幽默乐观的人也曾面对过“死亡”。
在“文革”中，季羡林不幸被抄家，被批斗。
这期间，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致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
他生活在绝望中。那种感觉就像，每天早上醒来，只有绝望在枕边。希望，是什么东西，早就是上辈子的事了。
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意思是说，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精神世界的死亡，而肉体的死亡则排在其次。
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精神永存。怕的是，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杀人诛心，最心寒的莫过于此吧！
季羡林的上衣口袋、裤子口袋里，都装满了安眠药片和药水。此时的他心如死灰，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认为什么都没有意义，剩下的自己，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犹如行尸走肉。
“文革”中的季羡林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牢头猛烈地踢开了他的房门，要押解他去批斗，阻止了他到阎王爷那里报到的可能。
他听到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
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他的脖颈上，不让他抬头。
就这样他被押上了批斗台。
“弯腰！”
好，他就弯腰。
“低头！”
好，他就低头。
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
好，他就往下弯。
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
好，他就再往下弯。
劳动中的季羡林
他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
此时，他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
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他投掷，打到他的头上、脸上、身上。
他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帽子丢了，鞋只剩下一只，他一瘸一拐，走回家。家人大吃一惊，又转惊为喜：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季羡林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
向死而生，不知死，焉知生？如果连死都不怕，又何必怕活着？
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的最低程度。反正性命是捡到了。
从死亡的角度看向生命，就会更加懂得要好好活在当下。
在《心安即是归处》这本书中提到，多少年以来，季羡林的座右铭一直是：
他是怎样实行这个座右铭的呢？无非就是活在当下。
静静心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
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他住的地方就到了。
阴森凄苦的气氛，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一走进这个院子里，就仿佛进入了古墓。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仿佛是生活在历史里，季羡林俨然活成了古人。
这样一个地方，他的朋友们是不会有什么好感的。有一次，他出门去了，一位朋友来访。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树影，满院石棺，小窗上却没有灯光。朋友的腿立刻抖了起来，费了好大力量，才走了出去。第二天两人见面时，谈到这点经历，相对大笑。
季羡林一向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他住在这里，处之泰然。
活在这纷扰的世间，总要为漂泊的心，找到一个归处。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世外桃源，不在任何外在世界，只在心安处。
看看花
有一天，他从外面一走进院子，突然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了。
在这以前，他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这对他似乎是一件新鲜事。
他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
花开是常有的事，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他就觉得很不寻常。
“有花香慰我寂寥，我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
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开花时，尽情赏花，只言珍惜，不说别离。
季羡林的晚年十分平静，一切顺乎自然。
1993年和1994年，季羡林的女儿和妻子相继离世。还有他身边的学者朋友离开人间，他的心情不可能没有影响，他非常悲伤。
1991年在八十寿辰和结婚60周年纪念日上，右为夫人彭德华
但是，他认为，这是自然规律，是极其平常的事情。短暂悲伤之后，他立即恢复了平静，仍然兴致勃勃地活了下来。
心里太在意得失，太纠缠于无常，必定会心绪不宁。因为有得有失，有舍有得，都是生命的常态。想要活得快乐，就需要活在当下，心无挂碍。
他在散文中说：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走过的路长了，遇见的人多了，不经意间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2009年，季羡林与世长辞，享年98岁。
赵朴初老先生说，别人都是哭着走，唯独季羡林是笑着走的。
想在思想感情上承认自己能笑着走，必须有长期的磨炼。
他的一生在外人看来辉煌不可及，不了解的人大概会猜想他是一副枯守青灯黄卷、寂然了无生趣的“老僧入定”形象。殊不知，这个老爷子不仅质朴和蔼，还能卖卖萌，不矫揉造作更不倚老卖老。
他始终自称吾辈小民，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硬生生把自己从神坛上拉下，踏实地做“凡人”。
有大智慧的人都知道，这世上啊，没有神一样的存在，更没有完满的人生。
可不完满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完满才是人生啊。
孩子从不追求看起来高大上的虚荣，只要眼下真实可感的快乐，季老亦是如此。
经过生活的洗礼，才慢慢懂得：心安，即归处。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把伤口掩埋，与寂寞为伴，甚至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也铺好了一条芬芳的小路，他踩着伤口，踏出快乐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