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曾国藩

曾国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见，近世无匹。近20年间，他为了办理军政、粮饷及军工科技诸务，所设机构不下数十，招聘幕僚近于400，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从中产生出一大批各类人才，其中不少人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对该集团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助成曾国藩一时之功，且于其死后将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传递下去，使之影响沛然，长期延续。故研究曾国藩幕府和幕僚一题，对于进一步了解曾国藩集团乃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皆有助益。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光绪年间始有其门人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问世。然其所列幕僚不过83人，尚不及实有人数的四分之一，曾在幕中担任要职而后又官至一、二品大员者，如沈葆桢、庞际云、勒方錡、厉云官、孙长绂、万启琛等均未提及，而一些过往游客，如吴敏树、俞樾、王闿运等却被拉入名单。民国年间出版的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不过依照薛福成开列的名录略增数人[1]，摘录有关传记编排成书。建国以来，亦少有关注曾国藩幕府和幕僚问题者，至今未见有人发表新的专门论著。前不久偶见台北出版的《曾国藩的幕僚群》一书，虽字数略有可观，但其有关幕府和幕僚部分，却基本上是李书的翻版。对于曾国藩幕府的基本情况，诸如它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及时代特征；它设有哪些办事机构，各自有哪些主要职能和办事人员；它有哪些主要特点，其幕主和幕僚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人们仍无从全面了解。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增进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研究。

一

曾国藩幕府在近代史上的出现是不奇怪的。早在汉、唐甚至更早的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幕府和幕僚制度。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州县，主管官员无不聘有幕僚协助处理钱粮、刑名、文案等务。这些人或精通政务，笔下流畅，或善理钱财，熟悉律令，正好弥补科甲出身的官员不习政务的短处。所以，他们凭借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办事能力，包揽钱粮，代办词讼，掌握很大一部分实权，在封建政权体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主管官员对他们必须敬之以师，待之以宾，修资丰厚，礼仪周全，称之为幕宾、幕客、幕友、师爷之类，不得以属员视之。幕僚亦往往自恃其才，与主管官员分庭抗礼，稍不随意，即拂袖而去。幕僚之间则师徒相承，自成体系，平日声息相通，有事死力相护，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有清以来幕僚暗中操纵把持的情形更为严重。有的官员懒于政务，养尊处优，把经管钱粮、办理诉讼、草拟文稿、清理帐目诸务一概交幕僚处理，甚至用人大权也由幕友家丁包揽。这就使本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将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带，并相应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经过这番整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种种积弊没有根本改变，直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仍然如此。不过另一方面，对于未入政坛的士人来说，充任幕僚可以收到历练政务、增长才干的效果。不少人曾在青年时期充任幕僚，其后成为名臣，显示出幕僚制度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柞用。总之，幕府和幕僚制度虽有种种弊端，但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当然，曾国藩幕僚能够不断发展，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若在平时，督抚所要承办的公务毕竟有限，聘请几个幕僚，至多是十个八个，也就足可应付，绰绰有余了。然而，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清代咸同年间，并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多事之秋，不是例行一般公事，而是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族起义已经遍及全国，不仅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和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而且相继击溃清王朝所赖以生存的八旗、绿营国家常备武装，清政府无兵无饷，只得依靠各地督抚征厘募勇同太平军、捻军等人民起义军作战。这样，清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系在这些统兵大员身上。他们为了扭转战局，适应独立作战的需要，包揽把持，独断专行，将昔日用以束缚他们手脚的各项制度一一破坏，把过去与之比肩而立、三宪并称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使兵、政、财、人大权集于一身，本属中央的权力落入地方督抚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与此同时，各地督抚既要带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办的事务和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大大地增长起来。他们勇要自募，饷要自筹，粮台要自办，劝捐、征厘，办理盐务处处需要人手，原有属员不敷分配，实缺官员本有定额，只好多多招聘幕僚，一再扩大幕府，将幕府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后勤机关，依靠幕僚解决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于是，地方分权和幕府制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迅速膨胀，—时形成地方拥兵、督抚专政的局面，幕府制度亦随之兴盛起来。其时，用兵各省普遍如此，最早建立幕府、征厘募勇者也并非湘、淮各军，曾、胡、左、李各帅，只不过他们办理最著成效，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军事上成为主力，其幕府亦最为突出、最为典型而已。

曾国藩幕府能以超越胡、左、李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还有他个人方面的特殊原因。

第一、 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使其他三人望尘莫及。就个人资历而言，李鸿章是曾的门生，他刚刚入仕，曾国藩就已是二品大员。左宗棠中举之后，三试礼部而不中，长期充任馆师和幕僚。胡林翼入仕早于曾国藩两年，但其仕途坎坷，官运不佳，直到咸丰四年投靠曾国藩时，方刚刚被任命为贵州的一个实缺道员。就当时的实际地位而言，左、李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胡亦曾是曾国藩的部下，三人位至封疆皆有曾国藩的奏荐之力，其高下之分是不言而喻的。就个人拥有的权力来说，胡得任封疆最早，但从未担任过钦差大臣，左、李担任钦差大臣则都是同治五年的事。而曾国藩自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后，一再加任，迨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钦差大臣之职，过去由何桂清、和春、张芾、周天受、袁甲三、多隆阿六人分掌的权力，统统握在他一人手中。这在有清一代以至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就所管辖的地域而论，胡林翼限于湖北，左、李亦至多两省，而曾国藩则统辖江西、江苏、安徽三省之地，节制四省(外加浙江)军事。这也是其他三人所无法相比的。就统兵而言，曾国藩统兵最多时达12万人，仅由他供饷的军队即近于10万之众。而其他三人一般只有四、五万，最多也不过六，七万，皆不能与他匹敌。毫无疑问，兵多则饷需亦多，地广方便于筹饷。战事最紧张时，曾国藩曾在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六省设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后又在三江两湖遍设局、卡，征收盐课，先后敛银不下三千数百万两，所揽利权之广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这样，他既有需要，又有条件，其幕府规模最大，人员最众，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 曾国藩在士林中的声誉和地位也是其他三人无法比拟的。胡、左、李三人虽有真才实学，堪称有清一代之大手笔，但若论治学根底和在土林中的名气，却远不如曾国藩。曾国藩学兼汉、宋，尤善词章，早在京师为官时，即已称誉士林，闻名全国，故能将钱泰吉、刘毓崧、罗汝怀等名儒宿学一一聘请入幕。这也是其他三人所不能及的。

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曾国藩承办的事务已大大超过平时一个普通总督的职责，而这些事务又主要靠他的幕府去完成，所以，其幕府同平时一般督抚的幕府有了很大不同。首先，幕府和幕僚的范围不再限于“文事”及钱粮、刑名之类，实际上，曾国藩为办理军务而设置的各种临时性办事机构[2]都应归入他的幕府，在其中办事的各类招聘或委派人员都应算作他的幕僚。

同时，由于上述条件的制约和变化，曾国藩幕府在其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 形成期，办事机构不多，幕僚人数较少；(二) 发展期，机构、人员日增，幕府初具规模，但幕僚时聚时散，人数仍不太多； (三) 鼎盛期，机构最多，人员最众，声望最隆，无论自古名臣抑或同时流辈，都无人能与之相比；(四) 萎缩期，军务告竣，机构、人员日益减少，各种规章渐复旧制，幕府的职能和规模也逐步由战时回归平时状态。另外，其幕僚的来源主要是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门生故吏及其他征调、候补、降革人员，与平时师徒相承，以师荐徒的绍兴师爷之类也大不相同。

二

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大体可以分为军政、粮饷两类。其军政办事机构有十余个，论其职能略分以下几种。

(一) 秘书班子，包括曾国藩身边的谋士和各类文案人员。曾国藩称之为“幕府”，而笔者则为其取名秘书处。它不仅在军政办事机构中居于首要地位，且是整个幕府乃至曾系湘军的神经中枢．曾国藩对上级的报告，下级的指令，前后左右的联络协商，内部关系的调整，都通过这个机构进行。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主要是草拟咨、札、函、奏，管理文书档案，分工明确，各有专责。另外，有时还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和调查、处理重要事件。由于秘书人员工作性质重要，且与曾国藩最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厚。同其关系密切而后地位显赫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钱应溥、刘蓉、郭嵩焘等都曾担任是职。秘书处的任职条件，除“忠实可靠”外，还须通晓政务，文学优长，尤其草拟奏章者必须上上之选，殊难物色。而这些人也往往得保最易，得缺最早，其他人员望尘莫及。

(二) 思想文化机构，包括编书局和忠义局。忠义局全名忠义采访局，也称忠义采访科，主要任务是采访在战争中为清王朝“阵亡殉难之官绅”，汇总事迹，由曾国藩奏请建立专祠、专坊，以扶持礼教，维持风化。实际上，这是曾国藩为封建地主阶级做的一件思想政治工作。该局工作人员主要有陈艾、方宗诚、汪翰等。编书局简称书局，主要任务是刊刻名籍。其中不少宿学名儒，如罗汝怀、莫友芝、汪士铎、李善兰、张文虎和刘毓崧父子，多入《清史稿》的《文苑》等传。

(三) 军事和情报机构，包括营务处和采编所。营务处略似今日军中之参谋部，而职权略有不同，其任职条件是文武兼资，沈葆桢、李榕、李元度、罗萱等都曾任职其中。采编所主要有张德坚、邹汉章、程奉璜等人，其主要任务是通过降人、难民和侦察活动收集和整理太平天国的战略情报，后来据以编成《贼情汇纂》一书。

(四) 司法机构。咸丰三年初曾国藩到长沙不久，就奏准在团练大臣衙内设立审案局，大肆捕杀有反清活动或嫌疑的湖南民众。审案局办案废除一切司法程序，定罪不要证据，只据团绅一言即可置人于死地。它是紧随秘书处之后设立的幕府机构，承办案件的刘建德、厉云官等人也成为最早的一批幕僚。曾国藩“东征”后审案局改名发审局，成为幕府中的常设机构，遇有案件，就交发审委员审理。这一时期大多审理军中犯案，如万瑞书抢粮台案，李金旸“通贼”案等。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为清理历年积讼和办理天津教案，都曾设立发审局审理案件。在发审局任职的人员，主要有张丞实、李兴锐、庞际云、孙长绂、吴汝纶等。同治四年北上剿捻期间，曾国藩曾仿照湖南“清匪”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与捻军的联系。

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条令，对一切靠拢湘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并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成“能员”。

(五) 善后机构，包括善后总局及团练、保甲、田产、抚恤等局。湘军攻占安庆和江宁之后，曾国藩曾先后在两地设立善后总局，下设团练、保甲、田产、米粮、子弹、火药、抚恤等局，以维持秩序，清查田产，催收钱粮，供应军需，救济灾民等。负责这一机构的是万启琛、李榕等人。

曾国藩的粮饷筹办机构分为供应和筹款两个系统。供应系统包括粮台、报销局和军工企业。粮台分为行营粮台、中转粮台和后路粮台，其总的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而不同的粮台则又有其不同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特点。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主要负责前线各军的供应。它一般随曾国藩湘军大营一起行动，有时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也常于行营总粮台之外另设分支粮台或前敌支应所，如祁门粮台(又名山内粮台)、无为粮台(又名江北粮台)、徐州粮台、安庆银钱支应所等，以就近解决前线某军或数军的供应问题。这些粮台实际上也属于行营粮台。行营粮台的经办人员主要有李瀚章、张韶南、隋藏珠、王延长、李兴锐、李鸿裔、李作士等。

转运粮台又称转运局，主要有岳州转运粮台、汉口转运局、河口转运粮台、清江转运粮台和灵宝粮台。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其他军需物资的居间转运，其经办人员主要有夏廷樾、胡大任、沈葆桢、钱鼎铭等。后路粮台主要有长沙粮台、南昌粮台以及驻扎江宁的北征粮台，其主要任务是准备钱物以应行营粮台之需，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也负责外出采购或组织监制。此外，设在长沙的后路粮台还负责向裁撤回籍的湘勇发放欠饷，向新募湘勇提供就地训练和路途行军的费用。后路粮台的经管人员主要有裕麟、厉云官、李瀚章、甘晋、李桓、孙长绂、万启琛、李宗羲等。

报销局的主要任务是将营中历年开支编造成册，呈报清政府审批，要在天衣无缝，不为户部议驳，故工作相当烦难。湘军攻占天京时，仍有几年的开支尚未报批，清政府下令一次报清，不再造册细核，使曾国藩如释重负，大为感激。此后报销局又存在了一个时期，专管同治三年六月后的报销事宜，直至军务结束，才和各地粮台一起陆续裁撤。报销局的经办人员主要有王延长、李兴锐、孙衣言等。

曾国藩兴办的军工科技机构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驻美中国留学生局。其中两所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新式枪炮火药及大小轮船以应军需。轮船分兵轮和商轮两种，兵轮用于作战，商轮用于军中运输。另外江南制造总局还担负新轮操练及驾驶、管理人员的培训任务。翻译馆属于江南制造局的一部分，兼有外语教学和翻译，出版三项任务。驻美中国留学局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招生和在美学习等事务。首批留美学生分军政、船政及科学技术三项专业，都是与军事有关的。在上述机构中担任科技、管理、制造、训练、教育、翻译、出版等工作的中国人员主要有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吴家廉、龚芸棠、吴大廷、丁日昌、冯焌光、李兴锐、陈兰彬、容闳等，另外，还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等外国人员。

粮饷筹办机构的筹款系统，主要有各地劝捐局、厘金局、盐务局及其众多的下属分支机构。它分布最广，人员最多，任务最为繁重，情况最为复杂，是幕府中最为庞大的部分[3]，其办事人员约占幕僚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

劝捐局包括衡阳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汉口劝捐局及其设于各府、州、县的分局，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其主要任务是劝谕富绅出钱助饷，按各例捐官章程折成实收，依资填发执照。办捐人员主要有黄赞汤、郭嵩焘、胡大任等。

厘金局包括湖南东征局、汉口厘金局、江西牙厘总局、赣州牙厘局、安徽牙厘总局、皖南厘金局、泰州厘金局、广东厘金总局及其下属分局、厘卡，广布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六省，其主要任务是向行商、坐贾征收税款，按期解送粮台以充军饷，各局皆有定额，不得贻误。对各厘金委员亦照收款多少计功过而定奖惩。湖南东征局除屡解巨款以救困厄外，还为曾国藩造船制炮、制造火药、购粮募勇等，只要曾国藩急需，接奉片纸即连夜赶办，火速解送，实际上成为他在湖南的留守政府。厘金征收办法一般是按照货价值百抽一，而江西和湖南则有所不同。江西自同治元年开始两起两验，加倍征收，实际税率已大大超过百分之一。湖南东征局系在湖南征收的厘金之外再加抽五成。厘金各局于咸丰十年五月起陆续设立，同治四年前后陆续移交各省办理，其间解款成数也屡有变更。设立之初所收款项全解曾国藩粮台，本省不得扣留。同治二年起本省开始提留，三成、五成、七成先后不等，直至全部停解，交由本省征收。经办厘金的人员主要有黄冕、郭昆焘、恽世临、胡大任、李桓、李瀚章、范泰亨、孙长绂、刘于浔、王德固、万启琛、李宗羲、莫祥芝、金安清、蔡应嵩、丁日昌等。

盐务局包括樟树镇饷盐总局、泰州招商总局、大通招商局、瓜洲总栈、江西督销局、湖北督销局、湖南督销局、淮北督销局、武穴督销分局、新堤督销分局及其下属分支机构，主要分布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其主要任务是组织食盐运销，从中征收盐税，借以筹集军饷，而不同种类的盐务局其任务又有所侧重。泰州招商总局负责整个淮盐的招商承运工作，瓜洲总栈负责长江过往盐船纳税单据的掣验事务，大通招商局兼理招商、承运和过往盐船的厘金征收两项任务。其他各督销局则负责所在省、区的岸销事务：一是平抑盐价，防止暴涨暴跌，一是监督盐船、贩夫，禁止跌价抢售或越序争购。此外，为了使淮盐畅销，增加税收，曾国藩还派人在各通商要道、水陆码头设立盐卡，加抽盐税，以减少邻省私盐入境。其中较为著名的盐卡有吴城、湖口、万安、新城等卡。办理盐务的人员主要有黄赞汤、万青黎、史致谔、万启琛、裕麟、黄延赞、沈葆桢、张富年、刘履祥、郭嵩焘、周腾虎、程桓生、杜文澜等。

三

曾国藩幕府既有一般幕府的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曾国藩幕府的第一个特点是大批幕友得保官职。平时人们充任幕僚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谋求衣食而已。有人后来做官也多由科举登进，尚未闻出自幕主奏保者。在古代和近代战争期间统兵大帅的幕僚曾有出幕不久即升高位者，但与曾国藩相比亦相去甚远。曾国藩不仅奏保身边秘书，亦保奖筹饷人员，数量之多，升迁之快，都甚为罕见。

曾国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之后。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艰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咸丰八年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咸丰九年曾国藩奏保其老友吴嘉宾升任候补同知，即为吏部驳回。同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亦未获批准。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于一折之中，同时举荐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涂宗瀛等九员皆学行修饬，可备任使。其他三三两两的陆续奏保者更是难以尽举。此时，清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其中沈葆桢、李鸿章由道员直升，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讦。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剿捻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迨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则难以尽举。可以说，曾国藩幕僚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甚至连方宗诚那样不习政务的迂腐书生也谋得直隶枣强县实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曾国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优者主要是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办理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例如，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曾国藩就在奏保前线将领时声称，对几年以来随其办理文案、善后、粮台诸务之印委各员，“均当确切查明，续行分案择优请奖”[4]。对于筹饷人员则无须借此挂带，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迳直保荐。例如，在江西办理厘金的李桓、李瀚章、孙长绂，办理饷盐的万启琛以及湖南东征局的恽世临、黄冕等人，都是以此为由加以奏保的。

曾国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办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亦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变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于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二人“交易而退”[5]，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曾国藩所以这样奏保幕僚，一为实际上的需要，如整顿吏治、恢复被太平军打乱的清朝地方政权等；一为笼络人心，以使幕僚们为他出力卖命。当时，兵荒马乱之中肯于出为幕僚者，多想混个一官半职。正如赵烈文说的那样，“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6]因而，曾国藩只有不断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觉得大有希望，死心踏地为他所用。对于这番道理，曾国藩带兵之初似乎不太明白，也有些放不下理学家的架子，故在营数载，“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诸事不顺。咸丰八年再出领兵，他才在胡林翼的启发下，“揣摩风会，一变前志”[7]，开始对幕僚大加保举。

当然，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例如，幕僚中有个叫刘瀚清的人，曾以“忠义之士”召入幕中办理文案，并已升至候补知府。同治五年正当曾国藩需人之际，他为家中事急，不听劝告，执意请假回籍。其后，曾国藩即以其“缺乏耐性”为由不予奏保实缺官职，虽经其同乡好友赵烈文一再求情亦仍无济于事。

有计划地储备和培育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第二个特点。讲储备则曾国藩用人如流水，其幕府恰是储备人才之库；论育人则曾国藩如师长教弟子，其幕府即为读书、习练之所。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则凡具一技之长，一处出色者即广为延揽，多多益善，唯恐有所遗漏；用之欲慎则使用之时，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对众多的人才，而要做到用之无误，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之地，对各种人才先事广为搜求，延之幕府，一旦需要即量才取用。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曾国藩的这套办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本人自以为百无一失，世人也多推其有知人之明。倘无如此庞大之幕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同时，科举制度耗人精力，误人青春，使天下无现成人才可取，要做好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亦必须自己动手培养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曾国藩所拟“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8]的对联，基本反映了这种关系。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主要有三条：读书、历练、言传身教。他在专为幕僚拟定的劝诫条令中规定，凡入其幕府者，必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精习一事，并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增长才干。而学习又不外学古与学今两种途径，学古则多读书籍，学今则多找榜样，多向人请教。他对身边秘书人员抓得尤紧，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规定课程，定期考试。同时，他还利用茶余饭后之隙谈古论今，向幕僚传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实践经验。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则主要通过书信和批札，结合实际事项进行开导，传授知识和经验。在培养方向上，曾国藩亦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文学基础很好，但不适于做官，曾国藩就令其专攻文学，以求发展。对其所谓“文学四弟子”中的其他三人吴汝伦、薛福成、黎庶昌，曾国藩也都在文学方面进行过培养，不过与张裕钊的要求有些不同而已。在培养人才问题上，曾国藩真可谓呕心沥血，终生不懈。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例如，赵烈文咸丰六年初入曾幕，咸丰十一年再次入幕，同冶四年始行拜师大礼，改变称呼。此足见其郑重其事，并非草率之举，阿谀之行。曾国藩幕僚中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恐怕是同曾国藩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的。

四

曾国藩与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饷、吏、文四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来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清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前，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使之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则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遂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以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地位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咸丰九年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9]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已和曾国藩双峰并峙，高低难分了。试想，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参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够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驻兵祁门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不能堪，决心离去，曾国藩几经劝留皆不为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掉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前后态度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情而起。曾国藩明知李元度并非领兵之才而令其领兵，屡经败溃而复委重任，皆由私情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谓“心欲爱之，实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国藩也有责任。他第一次奏参，也只是气忿李元度故违将令，颇有挥泪斩马谡之意，并无私恨。不料李元度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很快开复一切处分，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深感受辱，积怒于心，不能忍受，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到与李元度的关系时，曾引春秋时豫让故事，称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10]，说明此次参劾全出私恨，而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宇。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在长期合作共事过程中，曾国藩和幕僚之间相互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每遇一事决疑不下，不仅向部下个别征求意见，还往往令幕僚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有时也让他们呈递书面意见，以供参阅。这样做，既有令其历练政事之意，也为从中吸收高明建议和看法。据说，咸丰十年曾国藩关于北援问题的决策，就出自李鸿章的启发。有时幕僚也单独呈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曾国藩采择。例如，赵烈文就曾就招贤用人问题上书曾国藩，提出不少甚有见地的看法。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会对曾国藩产生一定影响。在有些问题上，诸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幕僚的意见和影响还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派遣留美学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同李鸿章等人协商之后决定的。其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及其与上海同文馆的合并等，无疑也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因为在这些方面他所知不多，如果没有幕僚们为其谋划和经办，他是很难下定决心，向前迈出一步的。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11]。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12]。至于那些才识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李鸿章就曾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部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13]。

五

曾国藩幕府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他的幕府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它的作用和意义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通过其数目众多的幕僚继续发挥着作用，产生着巨大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幕僚出幕之后，所从事的工作各式各样，但归根结底不外两途，一是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实缺官员。从事科研、翻译工作的主要有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科学家。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其主要功绩和贡献是同英、美学者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合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数十种，首次把西方的物理、化学、矿物学及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概率论、微积分等介绍到中国来，从而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从事文学活动，在古文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弟子”。他们皆有文集刊行于世，其中尤以张裕钊造诣最深，成就最大。他谨奉曾国藩的教令，一生不去做官，一面主讲书院、培养学生，一面苦心探索古文的奥妙，著有《濂亭文集》一部，其门生亦有知名于世者。民国年间的著名文人徐一士等人认为，张、吴、黎、薛四人在古文方面具得曾国藩真传，既继承和发扬了桐城派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可自成一家，称为湘乡派。

然曾国藩幕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从政人员。他们有的身居要津，有的独任封疆，一时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14]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其中大学士一人，军机大臣一人，大学士入值军机者一人。他们就象曾国藩播下的“种子”，在其身后纷纷开花结果，致使清朝晚期的用人、行政、国防、外交无不打上曾国藩的思想政治烙印，一时形成风气，影响到整个政局。这种湘、淮军系统，尤其是曾国藩幕僚出身的官员到处主持要政的情况，曾国藩在世时已经出现，而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更为明显。仅就掌握地方最大实权的各地总督而言，当时除河、漕二督外，主持军、政者只有八员。光绪元年至十年全国先后担任是职者共有18人，其中湘淮系官员12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者即有6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光绪三至四年则情况尤为突出，不仅八名总督全属湘淮系官员，且曾为曾国藩幕僚者竟有5名，占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这种现象在历朝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难怪清末文人夏震武会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15]《清史稿》在李瀚章、陈士杰、李兴锐等人传后也评论道：“此十人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尤挂人口，庶几不失曾左遗风欤。”[16]

[1] 早在李书出版前六、七年，罗尔纲先生就曾在《湘军新志》中续补曾国藩幕僚五人，皆准确无误，但未被李书采纳，其所增五人多不准确，且与罗不同。

[2] 这些机构初设时都是临时性的，均在清政府的正式编制之外。军务结束后有的裁撤，有的则保留下来，成为各省的常设机构，如各类厘金局、盐务局、制造局及营务处等。

[3] 曾国藩的筹款系统是曾国藩幕府和幕僚研究中难度最大和最为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不外资料缺乏事倍功半八字。笔者经过多年的探索，大致摸清了曾国藩筹款系统的机构设置和来龙去脉，拟于《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一书中辟专章阐述。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略述梗概。

[4]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第21卷，第23页。

[5] 《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28页。

[6]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九日。

[7]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

[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05页。该对联分上下两部分，此处仅引下联。

[9]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7页。

[10] 江世荣编《曾国藩未刊倌稿》，第3页。

[11] 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第4卷，第2l页。

[12] 张文虎：《覆瓿集·杂著》， 乙编上，第7—8页。

[13] 吴永：《庚于西狩丛谈》，第131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第273页。

[15] 夏震武：《灵峰先生集》，第4卷，第57页。

[16] 《清史稿》，中华书局版，第41册，第12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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