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印度茶叶为材料的英国茶崛起之路

文/叶克飞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这样写道：“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的‘兴奋剂’。”很显然，茶叶就是这样的奢侈食品和“兴奋剂”。印度阿萨姆茶园种植主的后代麦克法兰则在《绿金：茶叶帝国》里写道，在茶叶、咖啡与可可三种世界性饮料中，“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在这个征服全世界的过程中，麦克法兰的先辈出力良多。

盗取中国茶苗谎称印度野生

对茶叶需求量极大但又不甘心受制于中国的英国人，始终希望能够在自己控制的区域里种植茶叶，比如印度。关于印度茶的记载，西方早已有之，但当年印度人并非喝茶，而是吃茶。早在1598年，荷兰人范·林索登就在《旅行日记》记录了印度人吃茶的情况。他是一个葡萄牙主教的仆人，曾以传教士身份在印度生活7年。在他的记述中，印度人将茶拌着大蒜和油，当作蔬菜食用，也会把茶放入汤中煮食。1815年，英国驻印上校莱特再度记录了这一吃茶方式。

印度人的吃茶，与云南德昂族、景颇族、布朗族、傣族的吃茶习惯有着类似之处，而煮茶是唐代的主流茶饮方式，喜马拉雅山麓两侧的民族都有这种习惯。

但到了19世纪，英国人对印度茶的寻觅隐含着另一个目的，即不但要种植茶叶，还要在“理论高度”上压倒中国茶。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茶继续充当最高品质的代名词，那么即使在印度种植茶叶成功，也无法卖出高价，无法改变中国在茶叶市场的主导地位。

英国人采取的方案是：在中国盗取茶苗、茶种和种植技术，并在印度进行实验，但对外则宣称移植所得的茶树是印度野生品种，是土生土长的印度茶。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许多专家并不认可他们的说法，而是坚持认为中国是唯一的茶叶发源地。这桩茶叶史上的公案，至今众说纷纭。按照中国茶叶史家的观点，在福琼偷运中国茶苗和茶种至印度，并尝试种植成功后，英国为了推销其所属殖民地印度的茶叶，就以印度多处发现野生茶树为借口、掀起了“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争，形成以“印度派”为主的几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导是19世纪的英国人贝尔登，他在《阿萨姆的茶叶》中反对茶树原产地在中国的历史结论，主张印度是茶树原产地。

故事是这样的：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雇员查尔斯·布鲁斯开始在印度搜寻并尝试种植茶叶，进而开始进行商业性种植。当然，在另一个版本里，布鲁斯试种的是从中国盗取的茶种。1825年，布鲁斯将茶叶和茶籽送到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植物学家沃勒手中，沃勒认为这不过是普通山茶而已。但布鲁斯并不认同，他声称自己发现的是野生茶树，并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成功。他还记录了当地山民处理茶叶的方法，称他们把柔嫩叶片摘下来，晒三天时间后装入竹筒，填充至满后放在火上烘烤，再封口进行烟熏，这样处理后可保存数年。

1831年，英国军人查尔顿也声称在阿萨姆发现了土产茶树，他同样把茶树寄给了沃勒，说这种茶“晒干后有中国茶的香气”。

阿萨姆地区此前并非印度所有。苏迪亚人于1187年建立苏迪亚王国，后来被阿萨姆建立的阿萨姆王朝征服，1788年，阿萨姆地区被缅甸人完全控制。1824年，英缅战争爆发，战败后，缅甸把阿萨姆大部分土地割让给了东印度公司。可惜查尔顿的发现并未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他送来的茶树标本很快死亡，植物园也拒绝承认其是茶树。

1834年，锲而不舍的查尔顿又从苏迪亚寄了一些植物到加尔各答，说这种茶树生长范围很广。“在从这里到离这里一个月路程之外的中国云南之间的各个地区，到处都可以见到处于野生状态的这种植物。我听说云南也广泛种植这种植物。来自云南省的一两个人向我保证说，他们在云南省种植的茶树与这里生长的茶树完全一样。因此我认为这种植物是真正的茶树，这点毫无疑问。

如果换做以往，等待查尔顿的也许是漠视或否定，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这一年，英国茶叶委员会成立，他们迫切想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开辟茶园。所以，他们接受了查尔顿的茶树，并选择在那年圣诞节宣布发现印度本地茶种。

茶叶委员会称，发现茶树要归功于查尔顿等人的不懈努力，“对大英帝国农业和商业资源来说是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项发现。我们确信，通过恰当管理，这种新发现的茶树完全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商业种植，因此我们的目标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完全的实现”。

所谓“我们的目标”，是指在茶叶问题上不再受制于中国。

当然，更多人并不相信布鲁斯和查尔顿所发现的茶树真的是印度本土茶树。大多数观点认为，无论是阿萨姆红茶还是大吉岭红茶，都来自从中国带来的茶苗，是移植的产物，也是英国人处心积虑改变茶叶贸易局面的产物。也正因此，乌克斯在1935年的《茶叶全书》中写道，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茶树起源地。1892年美国人瓦尔希的《茶的历史及奥秘》、1893年法国人金奈的《植物自然分类》、1960年苏联人杰莫哈节的《论野生茶树进化因素》等著作，也都持同样观点。

莫克塞姆算是反面教材，他的《茶：嗜好、开拓与帝国》非常著名，但在这本书里，他始终认为印度并非靠中国茶树发家，坚称阿萨姆地区的茶种为土生，还声称中国茶树与印度茶树杂交后破坏了土生茶种的质量。他引用了乌克斯《茶叶全书》里的许多史料，却对乌克斯的观点视而不见。

195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的罗伯特·西利写《对山茶属分类的修正》时，提出世界上有两种茶树种类：中国茶树和阿萨姆茶树，这个说法也未获得认可。

但不管是新发现还是从中国移植，英国人都拥有了新的获取茶叶的渠道，印度茶的辉煌也从此开启。

机械化产茶出口额碾压中国

阿萨姆是一个极其适宜种茶的地方，它有着充沛的降雨量，有着高大茂密的森林。即使猛兽多多，也无法吓退逐利而来的英国人。布鲁斯就是其中代表，他们驯养野象，用它们代步、运茶。中国茶苗经过3年培育，在1839年终于可以采摘。布鲁斯的第一批茶叶共12箱，试探性销售大获成功。他将自己的茶园计划发回英国，表示投资1228英镑可以建十片茶园，利润有2327英镑，这个数字无疑会吸引更多人。

1839年2月，就在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的路上，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了，公司的标志就是“一棵茶树和一只大象”。这是第一家由英国与印度联合拥有的茶叶公司，诗人泰戈尔的祖父也是联合创始人之一。

到1840年底，阿萨姆茶叶公司已经出口万余磅茶叶。阿萨姆茶叶公司发展速度很惊人，1848年开始盈利，1852年开始分红。到了1855年，产量高达58.3万磅。

不久后，印度孟加拉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海拔1800米以上的大吉岭高原也开始种茶。当时，英国人打败了锡金，吞并将近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将这里发展成为优质红茶生产基地。印度属热带季风气候，终年高温湿热，而大吉岭高原的气温却长期在15℃左右，如此凉爽的气候，加上独特的地形，使得茶园长期被薄雾笼罩，产出了香气清雅特别的大吉岭红茶。1874年，大吉岭已拥有113个茶园，种植面积达73平方公里。关于大吉岭红茶，美国探索频道认为这其实也是茶叶盗贼掠夺中国的成果，据说，从尼泊尔加德满都调到大吉岭地区的医生阿瑟坎贝尔移栽了尼泊尔的中国茶，茶种也是他偷来的。

大吉岭茶栽培在高海拔的喜马拉雅山上，茶汤香气浓厚，水色红艳。不过因其栽培区域的高度相差很大，因此各茶园所产的茶叶品质很难保持一致，有一些茶园生产最优良的茶叶，它的价格在伦敦市场上也高于其他茶叶。其中碎橙黄白毫级、橙黄白毫级的茶叶，叶片优美，只是由于一般买主只注重香气，反不及其他茶受重视。大吉岭茶恐怕是印度茶中唯一可以单独饮用的，品质上佳。

阿萨姆茶和大吉岭茶只是开端，经过多年实验，人们发现印度的地理环境适合茶树生长，茶叶产区分布很广，从东到西，由北到南都有，按地理可分南、北两大区。

大部分的北印度茶出产于印度东北部，它的生产与制作都带有季节性，自4月至11月为产制期，6月至1月为销售期。南印度茶则全年都有产

随着茶园面积的扩大，制茶机器也开始诞生。1872年杰克逊制成的第一台揉茶机在阿萨姆茶业公司的希利卡茶园中被装置使用。很快，机器制茶代替手工作业。1877年，弥尔·戴维德逊发明了一台西洛钩式焙炒机，以热气焙炒取代炭炉炒茶，随后他的工厂也从仅有7名工人的小作坊一跃发展到拥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厂。1887年，杰克逊将原来的压卷机进一步改良为快压卷机，统治市场长达20多年。戴维德逊的焙炒机，发展为上下通气式的西洛钩式。其他茶机也不断出现。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

机器的出现，又反过来推动了茶园的扩张。1880年，印度茶叶的种植面积达到843平方公里，茶叶产量4300万磅。因为进口中国茶需要缴纳35%的关税，而进口印度茶是零关税，所以印度茶速度占据英国市场。到1888年，产量高达8600万磅，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完全超过了中国。

1888年，为了向中国就近倾销茶叶，英军发动了侵藏战争。战后，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5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以印度茶叶为材料的英国茶打开了市场

相比之下，中国茶在英国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1801年，英国茶叶消费量为1.08万吨，到了1901年，剧增至11.7万吨，但与此同时，英国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进口量也超过了从中国进口的数量。1886年，英国对中国茶叶的进口达到顶峰，为7711吨，1900年却下降到5896.7吨，仅占英国茶叶进口总量的7%，1939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总量已跌至589.7吨。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对中国茶叶的进口量才再度上扬，1978年的进口量为6804吨。

其实，印度茶和斯里兰卡茶出产初期因成本高昂，茶质不佳，很难打开局面，但印锡茶业几乎全为英人资本经营，实为英国茶业。而英商掌握着市场，控制着外销大权，一方面肆意压低华茶价格，另一方面在英国对华茶实行歧视性关税，打击华茶。中国政府又腐败无能，加之苛捐杂税加重茶业负担。内忧外患下的国内茶业以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衰败不可避免。仅60年的时间，印度红茶输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过中国茶，结束了中国茶的垄断地位。此后斯里兰卡茶也宣告崛起，1917年压倒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茶业输出国，1920年的输出量竟是中国茶的4.5倍。1918年，印度茶是中国茶输出的6倍，占世界茶业总输出的45.89%。而中国茶仅占7.57%。

立顿的平民化战略

说起英国茶的第一品牌，非立顿莫属。“立顿”是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创始人是汤姆斯·立顿，1890年，他正式在英国推出立顿红茶。他的广告词是“从茶园直接进入茶壶的好茶”。1892年，立顿开始了全球化运动，先是在美国设厂，接着又在印度开设分店，走进了远东市场。1898年，立顿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得到“世界红茶之王”的美名。1992年，立顿进入了全球喝茶历史最悠久、饮茶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

汤姆斯·立顿于1850年出生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贫穷家庭。后来，他从事食品生意，以销售火腿和奶酪而闻名。40岁时，他已成为百万富翁，并在英国各地拥有自己的商店，仅在伦敦就有70多家。有一回，他前往著名红茶产区斯里兰卡旅行，当时斯里兰卡红茶还是英国人极其热衷，但价格高昂，只有上流社会才可享用的品种。立顿敏锐地认为，如果能把红茶引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则必然能成为一门好生意。他买了几块种植园，意识到可以自己生产茶叶并经由自己的商店直销到英国市场，由于消除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从而能获取可观的利润。他将茶叶种植变成了一种精细高贵的艺术，而经过其拼配的茶有一种独特清新的风味。

1972年，也就是老立顿开始向全球扩张立顿品牌的80年后，立顿的历史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全球最著名的个人消费品集团联合利华收购了立顿的全线品牌。从此，立顿搭上了联合利华这个全球性巨轮，开始了更为强势的扩张之路。

如今，无论是知名度还是销量，立顿均是全球第一大茶叶品牌，比第二大品牌的销售额高出至少一倍。同时，立顿也是全球消费者选用最多的第三大非酒精饮料，仅次于可口可乐口和百事可乐。

据中国海关2011年统计，中国茶叶出口32.25万吨，总额为9.65亿美元。进口中国茶数量前５名的国家分别是摩洛哥、美国、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和俄罗斯。在前20名进口中国绿茶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英国，也没有印度。进口中国红茶的榜单上，美国高居榜首，紧接着是俄罗斯，英国排在第11位。

这个市场情况井不能让人满意，中国茶完全是靠低廉价格换得艰难起步。而且，作为一个绿茶大国，绿茶在茶出口总量的比重并不特别显著，也没有征服那些传统的茶叶消费大国。

相比之下，外来茶反而在中国市场风生水起。早在1997年，立顿就在中国百家商城系列调查中获得茶包销售额第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针对中国茶叶集团军不敌一家英国公司的现实，2009年9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载了汤姆·米勒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何外国人能在中国人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中国茶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有理由为自己是茶叶之乡感到骄傲，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饮品。在中断100年后，中国最近重新从印度手中夺回茶叶大国的桂冠，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茶叶生产和消费国。但是，没能打造出世界名茶的遗憾一直令这个茶叶之乡感到失望。”

在19世纪遭遇印度茶的严酷打击后，中国茶的奋起直追，似乎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