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百家争鸣：论科玄论战中各自的功过得失

原创：文章首发于牛虻公众号

科玄论战已经过去百年，其影响已经渐渐地远离人们的视线，只是在一些研究历史、思想史及其现代新儒家的学术问题之中略见踪迹之外很难找到它的后学，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统治学术话语权之后，人们更是无人问津。

少年钱学森

但是我们在遗忘之余却也始终能够触及一些科玄论战的焦点问题，更何况是在我们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问题之后，后工业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发展问题与它产生的负面影响。似乎现代人不是十分关注这一论战问题，而只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博物馆的陈列品。

与之相反，人们则是更加关注经济的问题、时尚的问题、军事的问题、娱乐的问题，在年轻一代人之中，几乎找不到以学问为乐趣的人，而是另有他图。

中年钱学森

晚年钱学森

所以会有“钱学森之问”，多少人都很纠结于回答这一在过去很简单而在现在却很困难的问题，所以会有“时代决定了出不了大师”这样的慨叹。然而我们反而要问，我们拥有先进的工具与优越的条件，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就出不了大师。

互联网的快捷、方便可以随时随地帮助人们解决心中的疑问，学习环境的优越与生活方式的舒适令我们更加有心境投入到学问之中、智慧的追寻之中，教育的发达与大和平的生活背景更是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用像春秋战国时、三国争雄时、民国时提心吊胆地维持着生存，我们无论哪一种外部条件都优越于其他时代，可是我们似乎少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东西，即我们没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兴趣盎然的永不言败的心。

我们的时代注定是浮躁的时代，这也决定了我们的心是时代所决定，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但是我们还有希望，一切皆有可能，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唤醒对科玄论战的思考，笔者觉得十分必要，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科学的功用，一方面我们要找回一些遗失的东西。

黑格尔

毫无疑问，重新思考科学的功用是因为科学发生了异化。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时代功利法，我们完全肯定，科学发生的异化，我们需要找出来并对其进行修正，以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前文已经从理论上论述了科学所发生异化的可能，现在具体地分析并尝试着指出异化出现的地方。

首先从科学的涵义上来说，科学主流的涵义有二：一是近代实验科学所开创的以客观理性对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二是一种研究科学所采取的方法论，具体不再赘述。

按照前一涵义，科学不应该侵犯形而上学领域；按照后一涵义，“科学”本来就是一种意识，用这种意识去决定意识，范了循环认证的错误。（斯宾诺莎所讨论的标准悖论） 我们今天讲科学的某某，就很荒谬，比如说“科学的信仰”、“科学的宗教”，这与“科学的人生观”是如出一辙，本无两样。

斯宾诺莎

其次是从科学的可证伪性，拿“科学”来证明其他的意识正确与否，科学自身也并不能彻底地证明自身。比如说我们今天常常视一系列数字调查总结出“概率最大可能性”来视为科学的合理的方法。随着“概率论”的数字化普及，我们也逐渐地把拿科学的方法论偷换为拿数字数据来作为评判的标准，股票数据的流动就是资金流通量的最好体现，千变万化的股市并不能因为一时的数据而证明其正确性，充其量就是一场博弈，科学也是如此。

最后，科学所异化出来的是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很详细地论述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工具的合理性是指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服务。如此以来，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是否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感、和忠诚等方面的目的，这也就是价值理性。

可见，科学所异化最严重的后果是要否定人类的一些伦理行为，是要否定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些艺术与美的审美观念，是要挑战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些精神成果。所以，今天的我们暴露出“为了什么而什么”，这是科学机械标准式思维所造成的后果，因这一模式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来的社会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探寻问题的根源，这就是科学的异化。

马克斯・韦伯

我们需要找回遗失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要清除科学异化所带给我们的东西。需要重拾的是我们对于科学原始的理解，科学为我们人类造福，创造生产力；科学应该安守本分，排拒形而上学而研究客观理性为研究对象，讲究实验与观察，最为重要的是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应该坚守于自己的领地，而不是越俎代庖，超出其范围之内，干涉形而上学的方法指导；我们需要重建我们的精神文明，信仰、宗教、艺术、责任感、荣誉感和忠诚等等，过去过激的一些评价标准应该有所收敛，不再一切唯科学马首是瞻，不再视科学为万能的工具。

科学与玄学各自的功过得失

经过科学与玄学论战的一系列详细论述，我们可以从中瞥见科学与玄学各自的功过得失，没有一成不变的功过与是非。科学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正确，玄学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的错误，科学的功用大多数是有利于为人类服务的，而玄学则相对而言则是有少数的功用为人类服务的，我们对待问题应该全面的看问题。

正如此处所利用的马克思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就是客观而公正地对科学中肯的评价。科学的巨大成果已经证明了科学在人类社会当中所占有的独特的地位，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将人类社会带入大一统的世界化社会。科学的伟大之处已经不需赘言，生活在当今社会的我们最有发言权。

卡尔·马克思

一个事物的两面性好比利刃的两面，一面可以杀敌，另一面则由可能危害自己，即使这种危害是潜在的、偶然的，我们却没有十分的把握控制这种危害，科学所发生的异化就是其两面性的凸现。然而我们又怎么能够认定当今社会所爆发的一系列问题就是科学的异化所造成的呢？我们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本着未雨绸缪的姿态来理解科学所发生的异化。

科学所异化之后产生的一些问题只能是科学发展的产物，不可能是历史或者偶然抑或自然灾害，历史就是一本证据书。譬如说在信息化、现代化、世界化的今日，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致使无数人丧生其中，科技产品的失灵造成无数人含冤离世，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给人们带来无形的山大的压力使得人类有史以来的自杀率频频攀升……如果我们不及时遏制科学异化带给我们的灾祸，我们必然要沦为科学的附庸，机器的奴隶，文明的仆人，最终我们将用自己亲手制造的机器、武器、意识形态把自己锁进牢笼。

玄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命运却面临着自从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甚至于生死存亡。从科玄论战中我们可以发现，玄学所遭到各派各家的诘难无非是它不能够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是个人的修身养性问题，批判、否定玄学的存在价值，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某某，从时代功利的角度出发，科学能够解决玄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如此以来，以科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们都站在这一立场铺天盖地对玄学展开了斗争。结果自然是它们胜利，而玄学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它们顺应了时代功利的要求，解决了现实的社会问题，解决了时代所面临的困境。

然而，时过境迁，如果我们不以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而是僵硬地采取那个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判断势必要走向误区。

玄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到了近代受到西方文明（以科学、民主为主）的挑战，其判断的核心是统治阶级的标准。

正如南北朝时期惠琳的《白黑论》中论述儒释道三种思想一样，“儒家”在当时是“白学先生”，“释道”在当时是“黑学先生”，无论是“白学先生”还是“黑学先生”，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维护统治。

近代，“儒家”沦为“黑学”（它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科学、民主”则上升为“白学”（它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无非是又一次“白黑论”。这与历史上的论战根本不同之处是围绕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不是为了维护阶级的统治秩序。

科学与玄学并不是矛和盾的关系，而是弓和箭的关系，二者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科学的弊病正是玄学的长处，玄学的弊端正是科学的长处，二者不是水和火的关系，科学与玄学论战有一些把二者当成水火不相容的味道，这是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

玄学的伟大之处正是科学所不能的，甚至是能够解决科学所带来的异化影响。比如说，道德便是科学所不能进行科学解释的，黑格尔说：“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法哲学原理》），“法是主观意志的定在”（同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道德必然要牺牲科学的原则，所以，科学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主宰万物的一切。

回首那些玄学所面对的问题，形如信仰、诚信、道德、宗教、伦理、礼仪等，没有哪一个是科学所能完全解决的，用科学的方法也未必。休谟所提出的“休谟问题”中的“如何由‘一定'转变为‘应该'”，就是科学的方法所面临的形而上学的最大挑战，尽管休谟本人痛斥形而上学并且对之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却没有预料到他的这一问题成为科学与玄学对话的桥梁。（关于休谟问题，我将会有专题讨论。）

大卫·休谟

总而言之，我们对科学重新思考的结果是科学发生了异化，异化的产生直接导致科学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有部分开始走向反面，影响甚至阻碍人类的发展、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实现。我们在肯定科学伟大功用的同时，要客观而实事求是地坦诚面对科学所出现的异化事实，重新拾掇玄学之中有益的成果，尤其是修身养性、伦理道德、信仰真理等方面，以利于我们在信息社会实现人的全面价值。

2013年8月29日16时（文章写于8年前，本文是论科玄论战的最后一章，其中不足还请大家多多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