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讲堂

讲堂

                                               龚鹏程

讲堂,是讲学的空间,许多讲学传统都与这个空间有关。故若弄清楚了它,教育史、讲学史上若干问题也就得以明白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制作过一系列广获好评的纪录片“如果房子会说话”,后来文字版出版时加了副题“家居生活如何改变世界”(20  15,台湾左岸文化公司)。谈卧室、浴室、客厅、厨房的变迁,附带也  就说明了英国人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这些演变跟世界史的关系,  物质、工业、人际网络、精神观念、性与死等等。

空间,常不只是空间。一种空间之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房子会说话,读者看这篇小文,亦宜由此入心。

一、由讲话到讲学

讲堂之“讲”,似乎不用解释。人的思想、观念总要讲出来,才能  与人沟通、交流、传播,为人所知,不烂在脑子里。

佛陀讲法图

       故古今中外,没有思想家不爱讲说的。著名的如印度之佛陀,据说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讲了《华严经》《阿含经》《方等经》《  般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等等,这些经,其实都是殁后弟子结集的听讲记录,卷轶浩繁。希腊则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也老喜欢拉着人讲,传下了许多《对话录》。

      中国也没有任何一部经典像佛经这般是教主独讲的,十三经都不是。后来受佛教影响的一些道派,才有《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之类作品。中国又没有对话录,只有讲记、讲义。所以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才会老倍人怀疑是受了禅宗的影响。而即使是语录,也仍非对话录。至于《论语  》,颇有人以为即是希腊那种对话录,其实也非是。故我国讲学之传统颇有值得深究之处。

二、讲学

讲学起于何时,不可确知,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据《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孟僖子擅长  替人襄赞典礼,老病而讲学之,许多人遂跑去跟他学礼。这显示了春秋时期已有讲学之风气了。

其所以如此,原因是此前皆是官学。官学由政府主办,教师亦由政府安排,本来就与私人讲学不同。官学礼  乐射御书数,书数是基本知识技能,礼乐是文化教养,射御是武备。当  时是贵族教育,射御,犹如欧洲中古之贵族都要接受骑士训练那样。教  育出来的子弟,将来也都从事官职。私人讲学就不同了。孟僖子擅长礼,也只教礼;别人之所以去跟他学,则是因他有此绝学,别处可能学不到。因此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事,有特殊之导向与宗旨。

孟僖子是孔子的前辈,很欣赏孔子,孔子讲学 也就继承了这种精神。

但孔子又是有发展的。《论语》记载孔子曾感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可以看出讲学不仅已是常态,若不能经常讲学,还会被认为是种缺点呢。讲学也被当成是一种跟修德、改过、迁善相同的“改善人存在状态”的方法。

孔子的话里还有一层意思不能忽略:讲学不仅行诸师弟之间,也在朋友之间。平辈交游,即须讲学。

这一点十分重要,也可说是儒家教育观的精义之一。《易经·兑卦》的象辞就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孔颖达疏:“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悦之盛,莫过于此也。”

儒家的朋友观正建之在讲学上,彼此讲习道义,才是朋友,否则便成了小人酒食相征逐,共趋于下流。《论语》开篇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讲的就是这个原理,不是泛说一般亲朋来访。

“有朋自远方来”,指讲学;它上面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因为讲学之讲并不只是口说,像上文所引《左传》记孟僖子讲学的那句话,杜预注就说:“讲习也”。讲与习是同义词,《易》云君子以朋友讲习,把讲习合成一个词,也即是这个缘故。讲就是习,故“学而时习之”事实上便是讲习不辍之意。这是古代通用的词意。例如《玉篇》云:“讲,习也。”《左传·隐公五年》:“春搜,夏苗,秋獮,冬狩,皆农隙以讲事也”,注也说是习。

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建北洋陆军讲武堂。后各地督抚纷纷仿效,陆续建立了南洋(设于南京)、江西、云南、东三省、湖南、广东等陆军讲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还继续保留,1928年才停办。讲武之讲,用的正是古义,讲武就是习武,非光说不练的。

日本教育尤其重视这讲习二字,各地皆设“讲习所”。清末章太炎先生游学日本时濡染此风,遂也设立国学讲习会,开启了百年来讲习国学之机。近年我国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亦参考传习所的运作。如昆曲、上海越剧,泉州歌诀,打城歌,郑州太医泉,黎族打柴舞,无锡梧声古琴,凤凰苗族银饰制作等,均设有传习所,用以传播理念、培养人才、发展技艺。

三、所、室、堂、庠、序、黉、塾、斋馆、精舍、书院、寺庙

讲习所的“所”字,涉及了讲学的场所问题,指讲学者在哪里讲。

讲学当然可以无定点。或如孔子游历四方,或如墨子孟子商鞅苏秦那样游说诸侯,弟子们跟着老师跑,所谓“从游”,不择地、不择时,当然也就无一定的讲学地点。纵使传说孔子有所谓“杏坛”,其实也只是在杏林中找一土墩子讲讲而已,无教室、学校之类固定讲学空间,与柏拉图有其学园不同(另详后)。

有定点的讲学,最常见的是教师自宅。宅中的厅、堂、斋、室,都可能用来教学。孔门弟子有及门、入室、升堂之分(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见《论语·先进篇》),就是以老师家里的空间来看弟子各自所处位置之不同,以见亲疏。

但自家堂室更主要教的乃是自己的子孙。古人重视家学,故多在家中施教。而家学,并不是现在谈家庭教育的人所讲的那一套,仅注目于儿童生活礼仪、道德教养、亲子教育层面,而是以家庭宗族为一学术传承团体。中国学统所系,古代一大半就是靠这种家学。

例如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南方是王、谢、袁、萧、朱、张、顾、陆,都是经学礼法传家的。北方大乱,士族逃散,学统则有所缺。前秦苻坚时,太学想教《周礼》却没老师,就特别去请太常韦逞的妈妈宋氏出来教。因为她们宋家是以《周礼》为家学的。老太太当时虽已八十多岁了,但神明不衰,故特立讲堂。选派了生员弟子一百二十人去受业,称她为“宣文君”。家学影响官学、世家大族女子都通经学,这是个著名的例证。

苻坚设的讲堂,就是公开的定点教学单位。这种单位渊源久长,古称为庠、序、黉、舍,概属官学,文武兼修,礼乐射御书数,如前文所述。秦汉以后,六艺之教虽渐衰微,但孔庙和各地州府县学大抵都仍保留“射圃”的规制,也仍经常举行射礼。不过射毕竟已成旁支,官学中最主要的建置终究还是讲堂。

这其中有中央政府办的,如《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卷,为海内所集”;有地方性的,如《水经注·江水一》说:“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都属于公众教育性质。这种教育一直延续到晚清,包括了各地之义学、社学。

    私人自办讲堂,做公众教育的,汉代以前似未见,但汉代就已极盛了,乃家学之延伸。尤其东汉大家族制渐旺,宗族子弟动辄数十百人,须延师教诲,或由族内耆宿教育之。而若教授出了名,各地寻师访学者便会蜂拥而至,望门礼拜。因此东汉时常有一位大学者几百位门人的例子。这么多人,家中通常无法容纳,势必另辟讲堂。

灵山精舍图

讲堂有时选在山林清雅之地,则称为精舍或精庐。《后汉书·党锢传·刘淑》:“ 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即为一例。故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辨误二》:“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谓之精舍。”

其实精舍原不限于儒者讲学,道家佛家清修之地也称为精舍,如晋·虞溥《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 吴会人多事之。”或《魏书·外戚传上》:“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等等都是。后来遂成为讲学用功清静之地的通称。因为精舍实际上就指心,故养心之所都称精舍。《管子·内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尹知章注:“心者,精之所舍“,是其证。

唐宋以后,儒者办书院,近的渊源是唐代集贤书院之类建置,远的渊源就是精舍,朱熹所建书院就有许多称为精舍的。如闽北建阳、武夷山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都是。

朱熹题武夷精舍诗甚多,如精舍:“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仁智堂:“我慙仁知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隐求斋:“晨窗林影开,夜枕山泉响。隐去复何求,无言道心长。”止宿寮:“故人肯相寻,共寄一茅宇。山水为留行,无劳具鸡黍。”铁笛亭:“何人轰铁笛,喷薄两崖开。千载留余响,犹疑笙鹤来”等。足以见精舍生涯之逸乐。

与精舍同样取意于清净养心的,还有斋馆一词。斋馆指斋戒时所住的房舍,汉应劭《风俗通·怪神》:“乃即斋馆,忘食与寝”、唐王勃《拜南郊颂》:“神坛岳立,斋馆云深”等都是。学校也是。《宋史·徽宗纪一》:“壬辰,诏诸路州学别置斋舍,以养材武之士。”指的就是学校馆舍。晚清改制现代大学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就都仍沿用这称呼,不像一般学校只把学生自习清修之地称为“宿舍”。宿舍,意谓仅是工作完回去洗澡睡觉的地方,跟工厂一样,完全丧失了斋心用功的含义。

另有些家庭私塾发展成公家讲堂的,则常仍旧称为塾,或称义塾。这名称在中国一般只指小规模的初级学堂,可是在日本却比书院还普遍。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江户时期日本有武士阶层的平阪学问所、藩校、初级教育的手习所(寺子屋)等甚多,而称塾者最多,凡三十所。称堂的廿二所,舍廿所,书院、斋、馆、亭、黉、学校都各一所。现今有些现代大学,也依然称为塾,如庆应义塾大学就是。称堂的,则以大阪怀德堂最著名。

大阪怀德堂图

公众讲学,还有一种特殊形态,那就是寺庙。

寺与庙非一事,寺指佛寺,庙是道家宫观庙宇。皆方外,但也都有讲学活动。南京佛寺的讲学活动,早在刘宋以前即有。《南史·宋武帝纪》说:“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京口即今镇江,盖当时寺院已皆设讲堂,用以讲经说法了。梁朝此风更甚,梁武帝本身就是大讲师,《南史》说他“创同泰寺,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在寺中讲了许多经义,会通儒佛。

后来明代大报恩寺又名报恩讲寺,与此也当然深具渊源。

本来所有寺院都可称为讲寺,因为寺院里都是要讲经说法的。《魏书·释老志》:“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云云就是明证。

后来则特指区别于禅寺和律寺的“教寺”。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方外玄踪》曾说:“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因为宋朝时,禅宗称“禅院”,天台宗、华严宗等其他宗派称为“教院”。教院讲经,而禅宗直指心性、不依经论,所以有此区别。

山东兴国禅寺图

明洪武十五年,又将天下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讲寺是讲明诸经旨义的;教寺是演音利济以训世的,以经忏法事为主。田汝成的话就是这么来的。

但以上各种形式的讲堂,无论社学、义学、州学、府学、县学、太学,或家学、私塾、经社、书院、寺庙讲经等等都是向下的,讲的人身份皆高于听讲人。可是政府体制中却还有一种是向上的,由臣子向皇帝讲,称为“经筵讲学”。乃中国教育中最特殊之一格,体现“道尊于势”之精神。

因为每个人都须要学习、都须遵循老师的教诲,皇帝不但不能例外,甚且更该学。所以当皇子时就应拜师学习。当上皇帝以后,仍要继续学,要选拔硕学鸿儒来教他,这就是经筵讲学,教皇帝以正道。

此一制度,非但是对皇权的制衡,且是积极的教示、导引、匡正。儒者非常重视这个职务与进言的机会,也为了向历史负责,故常会撰写讲稿,留下记录,称为经筵讲义,宋梅尧臣《闻临淄公薨诗》云:“官为喉舌爵一品兮,经筵讲义尊萧匡”,即指其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说宋朝元丰以前讲者执经论说,依文发挥,并无讲义,元丰年间以后才开始有,恐未确。

四、主讲、会讲、讲会、讲坛、讲席、讲座、宣讲、俗讲  讲堂,中国与韩国后来都以书院为名最普遍,讲堂附在其中。

但书院教育实以自学为主,并不常讲,不似现今学校每天要老师哇啦哇啦地讲。山长隔段时间才开讲一次,或邀人来书院专场演讲,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即请陆九渊来讲。

若两人共讲或辩论,则称“会讲”。如朱熹去湖南长沙与张栻会讲就极有名。公元1167年农历九月朱熹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辩论“中和”之义。讲堂上并排摆着两把椅子,听讲的学子赞成谁家的观点,就站入哪位大师面前。左右逢源,茅塞频开。两人辩得酣畅,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学子骑着马赶来听。讲堂内水泄不通,外面饮马池的水也一下就被马喝光了。

后来会讲更扩大为“讲会”,变成明代书院例行的讨论会,有时吴越的大会,竟致千樯云集。

    讲会是打造一个平台,让许多人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讲论。这个“平台”的意义,后来便衍为讲坛一词。

坛,是土台子,用土筑一个这样的台,主要目的是供祭祀用的。后来因举行盟会都要祭祀,故又以坛为盟会之所,孔子的杏坛,原先就是这种盟坛。《礼记·杂记》:“孔子出鲁东门,过故杏坛,曰:兹臧文仲誓盟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后来登坛拜将拜相,或把文学界称为文坛、诗坛,把体育界称为体坛等,都延续这种平台、聚合之义。据《北户录》云:“越人每相交,做坛,祭以白犬丹鸡”,可见坛也有交友约盟的含义,讲坛一词即是如此。可是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打广告说“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却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坛”简化字与“罈”的简化字相同,所以它搞混了。其实一为土坛,一为酒罈,是不能混淆的。

虎丘生公说法台图

与讲坛类似的词语是“讲台”。为了让听讲的人看得清、听得明,常会让讲者坐或站在高处讲,所以登高台或高坛而讲,是很常见的。目前所知,可能以晋朝虎丘之生公说法台为最早。前此多只有讲席而无讲台,嗣后则讲者升高座渐成常态,寺院尤其如此。

讲席,是高僧、儒师讲经的席位,亦用作对师长、学者的尊称。南朝梁沈约《为齐竟陵王发讲疏》:“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 唐戴叔伦《寄禅师寺华上人次韵》之三:“近闻离讲席,听雨半山眠” ,说的都是僧人开讲,其实儒者开讲也是一样的。

讲师的席位当然会比听众更讲究些。《宋史.张载传》记载张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从。”这种铺设有虎皮的座位称为皋比,古人常用“坐拥皋比”指居教师的席位,如清归庄《与葛瑞五书》:“幸此地风俗,甚尊其师;而弟之为师,又能自尊,坐拥皋比,俨然如马、郑大儒,一时遂有经师之名。”顾炎武《亭林文集·四·复张又南书》:“至鄙人侨居之计,且为后图,而其在此,亦非敢拥子厚之皋比,坐季长之绛帐。”

但以虎皮为席,并不起于张载,古代早有此风。《左传-庄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唐戴叔伦《寄弹师华上人次韵》也说:“猊坐翻萧瑟,皋比喜接连……白昼谈经罢,闲从石上眠。”

而这里还略要辨析的是:老师升高座、登讲席,并不能想象成如现在这样坐在一张大椅子上。古人跽坐,跪在地上;箕坐、踞坐都是放达的坐姿。后来才有坐椅,称为胡床。有些人把胡床和高座等同起来,认为高座就是坐在椅子上。可是我们看四川省博的讲经图就知道,经师是坐的,脚不垂下来。换言之,即使坐在高座上,也是跪坐。

以上这些讲,除了生公说法是对着石头讲以外,都是对人讲的,且多是面对许多人讲。

最近有人说中国古代教学都是一对一的,不像现今学校这样老师一个人对着满屋子学生讲。而且说西方教育为什么一对众,是与西方人的世界观有关的。西方追求统一的规律,中国则注重变化、变动。所以表现在教育上,中国因材施教,西方则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年级、统一的考试。

其实谈问题不需要如此上纲上线!古代教学,有针对个别学生的,因材施教;其实也有大班大课,主讲开示的。何况老师不同,教法各异。如宋代书院,陆九渊擅长开讲,朱子就更擅长问答,所以留下了大量的语录,陆则有许多讲义。这是彼此擅长及教法不同所致,不能说中国教法就只有个别答问而无大众宣讲。

由我前面文章之描述,已可看到:讲学既有友朋师弟君臣间个人化的讲习切磋,更有面向稠人广众的宣讲。典型的例子是马融“绛帐春风”的故事。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上〉说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后人很喜欢这个故事,遂以“绛帐”为师门、讲席之敬称。唐李商隐《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诗:“绛帐恩如昨,乌衣事莫寻。” 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心轻马融帐,谋夺子房帷。”宋陈人杰《沁园春·铙镜游吴中》词:“ 张禹堂深,马融帐暖,吟罢不妨丝竹声。” 明李梦阳《谒平台先生墓》诗:“平生马公帐,四海孔融尊。”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孔壁微茫坠绪穷,笙歌绛帐启宗风”都用这个典。

可是马融学生千人,郑玄在其处根本难得见上老师一面,依我们现在看,应该不算是好老师;乱以女乐,也谈不上是美好的教学环境。但古人仍把这件事当成美谈,以上这些诗就是证据。把绛帐、马帐当成师门讲席之美称,至少显示了他们对一对多的讲说方式并无恶感。

与马融相似之例,又可见诸前文所举宣文君老太太,她面对一百二十位生员,乃是隔绛纱授课的。

他们的情况比起佛教,事实上又小巫见大巫了。佛陀在灵鹫山说法,据说万人聚听。我曾登是山,乱石插云、磊砢荆棘,不知当日如何聚得那么多人。可是佛经动辄说“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一类化,夸耀人多。甚至如《华严经》说:一时,佛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有十佛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所共围绕,复有佛世界微尘数执金刚神,复有佛世界微尘数身众神,复有无量主山神,复有不可思议数主林神,复有无量主稼神,复有无量主水神,复有无数主火神,复有无量阿修罗王……说得竟是没边儿了,难于想象。

后世佛教秉此渊源,讲经,都是大开法堂,面对广众的。所以常又称为“宣讲”。宣,有宣扬、宣传之意,表明了他的公众性。南北朝寺院中之讲经就是如此,隋唐之寺院俗讲,更是倾倒士庶。

俗讲,是面对世俗社会人士的讲说,杂以图绘、歌舞、戏曲,流行于唐代。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善伏传》的纪录,贞观三年(629年)俗讲即已存在。五代以后,俗讲渐不流行,然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年)还未尽绝。这样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存在大约五百多年。以区域而论,长安为俗讲的中心,定时奉敕举行;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长斋月)各有举行。

佛教后来之所以能在社会各阶层生根,与它这种广传的性格极有关系。道教在唐宋以后渐渐趋向秘传,仅师徒、父子相传,乃是它渐渐就比不上佛教势盛的重要原因。

五、讲说、讲论、都讲、论难、讲和

讲,本以口说为主。儒家极重口说,孔门弟子们讨论事理,常以自己直接听闻老师的讲法为依凭,因此有“各尊所闻”的状况。但各自听受,说时情况不一,又因材施教,听者也有理解之问题。因而在大家都各尊所闻,觉得对方所说“异乎吾所闻”的时候,学派也就分裂了。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佛陀灭度后,佛教也分裂成部派佛教,原因都在于各述所闻。

到西汉,儒家仍以口说为重,认为微言仅存于口说,不书竹帛。今文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因此师法家法甚严,各派有各派的口说微言。直到清末康有为等人复兴今文学,仍强调这一点,康有为自己就留下了《南海康先生口说》二卷。

但口说多歧、传述易讹,还是文字较为稳定,所以东汉以后古文家兴起,就越来越重视文字。讲,也渐渐出现了文字记录型的讲义。

讲义,指讲说经典的义理。这是因汉代讲经制度而形成的,后就成为一种文体、著作形式。相关的文体,还有论与难。

讲义、义疏、论难,都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讲义,是讲明义理;义疏,是疏通经义;论是讲论;难是对经或论提出质疑问难。这些文体,后人搞不清楚渊源流变,常生误解。或把所有讲稿泛称为讲义;或说经典有注解,可是后人看注解也看不懂了,遂又作疏来解注,乃成为义疏;又或说论难出于辞赋之《卜居》、《答客难》,属于设问之体。凡此,都是不知讲经传统使然。  讲义,梁武帝即有《毛诗发题序义》一卷、《周易开题论序》十卷。简文帝讲《放光经》也做开题大会,见《高僧传》卷四。现在各大学博硕士生写论文,仍有开题考试,即是因袭旧时习惯的。

义疏,其体例与起源,学界仍有争论。过去牟润孙先生《论佛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新亚学报四卷二期)认为主要是由佛教来。我硕士论文《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则主张源于汉人说经之讲论与辩说,晋以后才受佛教影响,分章分段,科判愈详(一九七九年,台北师大)。近年,古胜隆一《中国中古の学术》(东京研文出版社,2006)反对牟先生之说,论证义疏与汉人讲经的渊源尤详。他引《礼记》中:“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相观而善,之谓摩”这一段来说明汉人讲经是在学生中选都讲。因为这一段,郑注云:“不并问,则教者思专也。摩,切磋也。”孔疏云:“相观而善,之谓摩者,善犹解也。受学之法言,人人竞问,则师思不专,故令弟子共推长者能者一人咨问。余小不能者,但观听长者之问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谓之摩也。”已把都讲之选择与作用说得很明白了。

都讲,是汉代一种特殊设置。当时博士讲经不执经本,选都讲一名唱经、问难。也就是老师主讲,升高座,另设一座(两个位子分南北向),给学生里挑出来的一名高材生或助教之类人,担任都讲。其职责就是在老师讲说时,负责提问,质难先生所讲的内容;以便先生进一步深入发挥,把义理层层剖析明尽。

此即称为“难”。经学家对经义有不同的见解,形成“论”,流传出去以后,别人或本派弟子有不同意见,也常会写“难”来质疑。这在当时是常事。《诗·大雅·公刘》“于时语语” 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陈奂传疏:“论难者,理有难明,必辨论之不已也。” 这就形成了争鸣活泼的气氛,乃讲学之乐事。

当然也有人受不了别人的质疑问难,没心量享受“执经问难”的悦乐,面子上挂不住而记恨报仇的。如唐初修《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年轻时去听讲座,质疑问难;别人答不上来,觉得很难堪,夜里竟派了刺客去杀他。幸而他躲到大臣杨玄感家里,才逃过一劫。这也可见当时问难之激烈了。

讲论而生辩论,最规模盛大者为三教讲论。唐朝自高祖武德七年开始,释奠礼祭孔之后,安排儒道佛三教硕彦相杂驳难。其后成为固定仪式,每年举行,孔颖达就参加过。可是这是真辩,辩起来火光四射,是史上一段异采。

相对来看,今天的教育,却是小孩蒙学阶段诵而不讲,光教他们死背硬记,背上个几十万字而毫无讲解;大了,又讲而不论,光是老师讲。如水泼石,灌输一番,然后继续死记硬背讲义,没有讨论,没有问难。与中国古代传统真是背道而驰矣!

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曾记一故事,说一同学的母亲请人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好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却不知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胡适很惊讶,后来才发现他虽念过《四书》,却只是背,先生没有讲解。胡适则因母亲多给了先生几倍的学金,所以先生都跟他讲了。胡适很感念这一点,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这就是讲的重要。蒙学须讲,大学则须加上论,讲论合一,才有生机。

当然,讲说讲习之目的是追求真理,所以须要辩论,然而争辩终究不是目的。讲论之目的乃是沟通,弭平头脑里的战争,达成和解。

 是的,讲这个字的含义正是和。《说文解字》就说:“讲,和解也”。《战国策·西周策》:“而秦未与魏讲也。”《战国策·齐策》:“赵令楼缓以五城求讲于秦。”《史记·樗里子甘茂传》:“樗里子与魏讲,罢兵”,皆以讲为和解义。故今人俗称和解为讲和,犹存古意。

讲,从言,从冓,古音也念媾。凡从冓之字,均有交错互入、形成一整体之意。所以“讲”字与沟通之“沟”、媾和之“媾”、讲和之“讲”,其实都是同义字。明乎此,则讲堂之“讲”,宗旨亦不难明白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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