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漂流 | 第十二章：去中心化
电影《幸福的拉扎罗》剧照
大雪呼啦啦地覆盖了天地，淹没众生，也送走装载了一颗颗梦想之心的绿皮火车。在北中国苍茫的大地上，疾风撕裂地划过离散者的脸部，几道平行的黑色铁轨，逐梦者与离开者的眼神在一瞬之间交错，失空在雾霭弥漫的山川下。
春节后，小亮失踪了一段时间。我在微信联系不上他，问几个朋友，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一度听说他得了重病，甚至传出他被请去喝茶的传闻，担心地在群里提到此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小亮传来一份文档，是他这段时间拜访中国各地合作社的观察手记，里面不仅有文字，还有细致的表格和图片。小亮告诉我，他没事，叫我不必担心，他只是去拜访了中国各地的合作社。
“这听起来很理想。”我说的话在当时有种泼冷水的意味，“但现实里，平均主义的风格真的适合效率最大化吗？我的意思是，在市场已经如此饱和、竞争残酷的格局下，一个新兴社团，但凡它要考虑到盈利，前期就不可避免需要残酷的军备竞赛，需要度过一段劳动和回报不成正比的阶段，需要有领导，毕竟就连社会主义革命，也有明确的领导和政党，但在合作社，这样真的可以做到吗？第一是每个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如何调动？第二是如果随着发展，它不可避免出现了内部收入不均、权力结构变化，积极做事的人成为一个中心，那最后不还是回归到公司的模式吗？”
“不是平均主义。”小亮反驳我，“它是要消除，至少是缓和领导、工人那种等级分明的权力结构，更强调一种合作互助的氛围。”
“但没有权威，怎么有号召力？没有一个大家都服从的中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抱怨，如果权力体系是扁平的，那最后听命于谁？”
“我举一个例子。合作社还会有主编，在执行工作上有组织框架，所以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们改造更多的是收入分配体系和社团内部的氛围，就是我们一起做事，但我不是为领导卖命，而是为一个我们共同认可的事业去努力。”
“想法挺好的，我担心的还是具体的执行吧。在盖茨比书店，我听过太多有趣的想法了，但最后都毁在执行上面。”
小亮没有执着于去说服我，而是希望我感兴趣可以加入他的社群，观望合作社的进展。我在媒体工作，无论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还是选题的需要，小亮的合作社计划都会是我认为值得跟进的事。在媒体待久了会有一个思维，就是凡事都想着适不适合做选题，看电影，别人为主角之死哭得稀里哗啦，我在想，这个用什么角度切入比较合适。在盖茨比书店，别人只是即兴聊天、即兴散场，我会在征得同意后打开手机录音，把觉得可能有用的谈话记下来。
“或许是确信盖茨比书店有一天会死。”
在跟小亮谈话时，我跟他坦白自己的想法。小亮是渴望为盖茨比书店接续生命的人，而我内心笃定了它将走向死亡。这份心态使我留恋眼前的美好，却也在快乐之中察觉到终将消逝的结局。所以我总是不快乐。我看见快乐的事会想到痛苦的一面，我尝试让自己更开心，开心总是一时的，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想到散场的模样。
“你就是太感伤主义了！”小亮拍拍我的肩，“这样活着多累啊。事情要朝前看，永远不要把过去当做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就在我们活着的当下，在我们创造的时刻，盖茨比死了又怎样呢，只要我们还在，它就还在，它的存活不是以实体空间作为标志，而是取决我们是否能记住它、传承它！”
他说这话时真像一个活着的工会领袖、一个中国版本的马尔科姆·X，像我这么丧的人，大概就需要这种人救济吧。我想，但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而是跟他碰了碰啤酒，祝他好运。小亮拖着消瘦的身躯潜入暗夜，在我恍然想起某件事，回过头时，天台上只剩我一个人。
那个春天，小亮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投入到消耗心力的自我剥削之中。作为合作社运动的预热，他首先联合朋友发起了一系列名叫“黑房子”的活动，这档活动的宗旨是揭开铁屋中不可言说之事，围绕宗旨，成员们邀请嘉宾举办了一系列反思996、性别暴力、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线下活动。
在一场行为艺术里，小亮扮演一位过劳的程序员。四周都是规训他的声音，他赤脚行走，神色恍惚，用十个脚趾急促地踩着键盘，压抑、愤怒、窒息，无人问津，直到键盘声止，程序员当场倒地，小亮用一场行为艺术表达对资本主义剥削劳工的抗议。在现场，“去世”的程序员依旧紧抱键盘。
许多老住客私下并不感兴趣这个提案：“盖茨比书店都赚不了钱，我为什么还自己倒贴给它干活？”一位朋友在和我讨论时担心，所谓的合作社只是花架子，实际作用并不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盖茨比书店的盈利模式，不维护好跟政府、居委会的关系，盖茨比书店迟早要出事。
这些矛盾的声音回荡在盖茨比书店内部。人们大多对合作社持观望态度，而盖茨比书店团队苦恼的是，他们缺乏一个金钱之外的激励机制鼓动更多人参与到合作社中，仅仅是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就面临人手紧缺。很多青年人认可盖茨比书店的价值，但客观条件下他们有生存压力，即便他们写稿，也是投给稿费明显高过盖茨比书店的平台，这时候，财政上吃力的盖茨比书店不得不面临人才流失。
实际上，这个迹象从盖茨比书店早期就出现了，这家青年空间的人员流动频繁，很多人把这里当做休憩的驿站，欢愉过后，就又投入工作和留学中。盖茨比书店无法长期留住人，就很难制定长期计划并稳定推进，这是困扰他们的老大难问题。
在生产与工作机制转型的同时，盖茨比书店主办或承办的活动调性也在发生一些调整。早期，名人讲座、读书会和电影沙龙是盖茨比书店活动的重点，那时候，盖茨比书店多邀请在公共领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做讲座，他们和青年一道，阅读托克维尔、约翰·密尔、阿伦特、奥威尔等人的著作。到后来，盖茨比书店的活动在保留既有活动的基础上，增添了更介入现实政治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居住、社交、文化和性别权益问题的讨论，盖茨比书店发起了反性骚扰机制的讨论
就在越来越多人唱衰盖茨比书店的时候，这年夏天，陶然却做了一件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辞去出版社的工作，成为盖茨比书店的全职员工。说是公众号的新媒体主编，其实新媒体就他一个人全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