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邱冬：南山有墓碑 / 四六文摘

南山有墓碑

作者：邱冬

南山南，北海北

南山有谷堆

南山南，北海北

北海有墓碑

一

很少听歌了，仿佛那只是年轻时应该做的事，现在属于我的大抵只有埋头干事和喝酒了，喝酒也是为干事服务，是干事的附属品——前奏或者尾声。那一天，是在东楼醉薰薰的酒乡，还是在雨夜滑腻腻的梦境，记得不是很清了，忽然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南山南》，一下子就被那浓浓的忧伤曲调所吸引。它使我想起一个人，一个纯粹的、悲催的文人，他的名字叫戴名世，只有他才配得上这歌里的忧伤，我不知道这歌是不是为他所写，我只知道他写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南山集》，在他晚年，也曾自号南山先生。

正是这本《南山集》，使他惨遭斩首，他的尸首被友人偷偷地运回，偷偷地埋葬在故乡荒凉的南山岗。

他也写过江北，可那不是海，依然是山，是他梦中的桃花源----“江北之山，蜿蜒磅礴，连亘数州，其奇伟秀丽绝特之区，皆在吾县。县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可惜这林壑幽深、奇伟秀丽的江北之山留不住他，他走了，到了遥远的北方，为了伟大的梦想，他义无反顾。

他的梦想是什么哩？他自幼聪慧过人，5岁时已能吟诗作对，11岁就能熟背《四书五经》，15岁时，他作的八股文就被人们纷纷传抄，当作范本。就在这时，他忽然对八股文厌倦了，“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此竖儒老先生之所创，而三尺之童子皆优为之。”可见在他眼里，时文是“谬悠”、“腐烂”，既“不通于理”又“不适于用”，只因科举应试之需要，连“三尺童子”也难免深受其害。觉得八股文这种文字不足以传世，就悉心研究古文和史学，他决心要在文学上，继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这就是他的梦想，“二十年来，搜求遭缩，讨论掌故，心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去”，这伟大的梦想时刻撞击着他的内心，激励着他，为之奋斗！

他一生得遇两个恩师，“此羁穷之人，遁世远举之士，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而吾师木崖先生居之。”，这是他在《河墅记》中所描叙的恩师潘木崖，潘先生年轻时放弃并远离科考，专下心来深入地思考、精心探究诸子百家之书，创作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声名远播。从这个隐居河墅、满腹经纶的老乡木崖老师这里，戴名世得以博览众书。第二位恩师是当时安徽督学使者李振玉，督学使者即学政的别称，明清时期朝廷派往各省督导教育行政及主持考试的专职官员，也称"督学"﹑"学使"，相当于现在各省的教育厅长吧。在他三十四岁的生命黄金期，这位李督学使者行驶了他的学使特权，举荐戴名世进入国子监读书。国子监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相当于今天的北大、清华吧。而今能够入北大、清华读书者，都是各省高考的状元，在古代，能被直接引荐到国子监读书的书生，肯定是学子中的佼佼者，其前途、命运一定会辉煌无比。

偏偏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人生中的宿敌——赵申乔，其时他担任国子监监丞，监丞是掌管校规的官员，官职为正七品。赵申乔那时也不过40来岁，正值人生奋斗期，他很想干出一些成绩，好证明他为官的能力。因此，他治学严格、行为谨慎、中规中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监丞。在众多的高材生中，戴名世以学长自居，加上他出道江湖久，在京游历时间长，文章也小有名气，因此很不服管教。他经常外出，和以前做教习（教书）时认识的一些“狐朋狗友”饮酒作乐，通宵达旦，往往大醉，醉必长歌，吟诗颂曲，在夜晚寂静的京师大街上流连忘返。他忽视了这些住在紫禁城附近的人家，他们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中即使是官职最小者，也能决定他的命运。一时间埋怨声狼烟四起，当这些埋怨在不断地传到“高校”的领导者们耳中，他们终于忍不住了，一致决定用学校惯有的方式惩戒一下这个目无尊长、不守法纪的“狂徒”。

于是，赵申乔出面了，在某个他认为自己心情特好、思路开阔的日子，他将所有的师生招集到国子监的大操场，进行国子监最为传统的教导方式——联对训学。训学过程是三道对联，老师将深思熟虑的上联说出，学生务必在十步之间对出下联，否则将受到校规的惩戒——尺鞭，以特制的戒尺鞭打学生。此规律主要是针对那些自视清高、屡屡犯规的学生，让他们领教学无止境、人外有人的化境。

待站台上只有赵申乔和戴名世两个人时，四周一下变得安静，赵申乔清了清嗓子，用他那特有的皮笑肉不笑（至少戴名世这么认为）的表情看着戴名世，出了第一个对子：“读日可知时，读人可明理，先生要读书何用？”，戴名世一听，知道这是老师在问他读书的目的，略加思索，便恭敬地应道：“学经以明道，学史以晓义，学生惟学问是求。”对的毫无破绽，十分的流畅工整。稍稍停顿，赵申乔又出一联：“桐城小镇，不少七斗二五升才子”，戴名世略一施礼，便似不假思索地答出了下联：“国人大学，全是四斤十六两先生”。这一唱一和，看似蜻蜓点水，不露痕迹，其实却蕴含着高深的奥妙。原来所谓“七斗二五升”是把才高“八斗”有意拆开来讲的，而戴名世的“四斤十六两”也是故意将“五经”（“五斤”的谐音）拆开来对的，确实是出得灵巧，对得更绝妙，出对的人想了很久，对对的人却在分秒之间，其反应之快，才学之高，已然毫发毕现。赵申乔忍不住道了一声好，他这个好字一出口，下面零零碎碎的响起一些掌声和叫好声——是哪些脑子及时跟的上师生，大多还未反映过来，待到都明白过来后，掌声、叫好声络绎不绝，国子监里的热闹，立即引来无数路人的围观。

赵申乔唊了一口茶，挥挥手止住了下面的噪杂，接着一招手，几个学生端来一条凳子和一担梨子，赵申乔慢慢的坐到那条凳子上，扶着面前那担梨，朗声说出上联：“一担重梨拦子路”。这个对子表面上是指一担梨拦了你的路，其实“重梨”是“仲尼”的谐音，“拦”是“难”的谐音，而“子路”是仲尼的学生，含意是说：“我这个仲尼要难一难你这个学生。”赵申乔是殿试进士，又教授国子监多年，自然不是等闲之辈，这最后一个对子是他长考出来的，说老实话下联究竟怎么对，他也心里无底，既然要惩戒戴名世，必然要准备杀手锏，不给戴名世难堪，就是给自己难堪，当着全体师生的面，赵申乔不想下不了台。戴名世犯难了，按照惯例，他一步一步望台子前面走，“1、2、3、...”台下的观众和师生默默地帮他数着步子，“8、9...”四周忽然变得鸦雀无声,只有风吹过校园高大的古树发出的沙沙声。忽然，戴名世笑着，急急的往回走，走到赵申乔身边，他一手提起一筐梨，依然微笑着对赵申乔说： “两提夫子笑颜回”，表面上是说我笑颜满面地回来了，但国子监的师生都知道颜回是孔夫子的学生。“好啊！”“妙！”带头喊好的是那些围观者，接着国子监的学生们全都站了起来，掌声几欲掀翻国子监的大门。

后来赵申乔在戴名世的毕业荐评中只用了八个大字：才高八斗，旁若无人。

正是这八个大字，决定了戴名世坎坷的一生，当戴名世的分配“介绍信”到达用人单位时，用人单位都以“庙小容不下大菩萨”为由，加以推脱，如此三番两次，一年之后，国子监毕业生戴名世依然回到礼部待业。心高气傲的戴名世一怒之下，自己提出不愿“曳候门之裙”，又制起教鞭，成了一个永远的“京漂族”。

“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他更加勤奋，也更加狂妄，他广交文友，一头扎进古文的钻研和创作里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精”、“气”、“神”三主张，认为作文应“率其自然”，“修辞立其诚”，不仅要有变化，还应有“独知”。“修辞立其诚”是《义传·文言》中的一句话，简单的讲就是作文章要从心底来说真话。“独知”一词出自《礼记·中庸》——“故君子慎其独也”，宋代的朱熹给于的注释是：“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

二

就在这时候，他认识了方苞，这是史上辉煌的相会之一。两个孤傲的书生，两个趣味相投的古文振兴者，两个满腹经纶的文人，偶然又必然的成为知己，从此后时文泛滥、古文湮灭的大清文坛，风沙顿止，天地廓清。

友情中最为难得的是两个趣味相投者相互之间由衷的敬仰。戴名世的文聚《南山集偶抄》辑成，方苞连夜读完，兴奋、激动使他难以入眠，欣然提笔作序，序言云：余自有知识，所见闻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只可扳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对戴名世的景仰之情跃于纸上。方苞的文稿《方灵皋全稿制艺》编辑过程中，戴名世就亲自参加了论定编次工作，期间有感而发，为其写了九十多条评语——“灵皋少时，才情横逸，纵横驰骋，莫可涯矣。”，褒扬之声隔世尤能闻到。这是两个文人之间的敬仰，犹如高山流水，经世不灭。

康熙31年（1692）初春的一个夜晚，刚刚考入国子监的方苞在京城桐乡酒馆宴请学界老乡，寂静的夜空里飘扬着点点雪花，遥望家乡桐城，此时应是柳絮飘飘。参加当晚宴会的有戴名世、徐贻孙、王源等，以及陪同方苞一起进京的祖父方帜，叔祖父方孝标，父亲方仲舒，这些都是后来历史上留名的人物。

因天气寒冷，加上是同乡好友的喜宴，戴名世等早早来到酒馆。馆内人声鼎沸、酒香四溢，在炭火旺盛的精致包间内，戴名世等一行人叙旧聊天，笑谈家乡桐城的琐事，不知不觉两个时辰便过去了。这时打外面进来一精瘦的中年男子，裹着一身黑毛绒的一口钟大斗篷，头戴黑貂皮东冠，冠顶上硕一颗闪闪明珠，脸含微笑，目露精光。方帜忙带一桌人起身行礼，来的这位正是今天的主客——已升为刑部主事的赵申乔。原来赵申乔是方仲舒在国子监读书时最要好的学友，后来方仲舒到地方发展，而赵申乔留在京城，两人一直书信来往，此次方苞高中国子监，方仲舒送子进京，第一个便想到好友赵申乔。

赵申乔姗姗来迟，进得屋来，冲一屋子人微微颔首作揖，跟进来的伙计忙替他解下斗篷，露出里面的藏青色长袍配红色一字襟马甲，笑道：仲舒兄，小弟公事缠身，连着推掉几番酒局，方得以脱身，匆匆前来为令郎祝贺，以致让各位久等，抱歉抱歉。这本是一番实言，刑部作为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与都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管重大案件的最后审理和复核，自然是一个很红火的单位，有无数事情要做。但曾经做为赵申乔 “狂妄学子”的戴名世，听这言词之中仿佛夹杂着颇多炫耀，心里自是不爽。两人都没想到会在这个场合见面，其他的人又全然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尴尬的气氛油然而生。

及到酒局，又有许多的繁文缛节，方家世代为官，自然很是遵循，赵申乔坐在象征尊贵的首席，心满意足地享受这一切。而鄙视这些陈规陋俗、更看不起赵申乔的戴名世，似乎和这一切格格不入，因此他自斟自饮，视周围的环境为无物。而今夜是好友方苞的“升学宴”，戴名世自然兴趣盎然，他沉溺于缠绵的酒中，带着对好友的深深祝福，喝的酣畅淋漓，不一会便醉烂如泥。醉了的戴名世，飘逸洒脱如苏子，几欲乘风归去，他举杯高歌，歌的是李煜的诗词《渔父》：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歌罢，戴名世径自拂袖而去，留下其他人员面面相觑，仿佛在看一幕短剧，一场原本应该欢畅的夜宴就这样嘎然而止。

此为戴名世和赵申乔的第二次接触，两人之间的裂痕已如冰面上的缝隙，清晰可辨。

三

戴名世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理想，“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他想在史学上继承司马迁，写一部惊天动地的史学大作，流传于世。其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高质量的、兼具文学与史学价值的明史大作。

为了理想，戴名世敢作敢为！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和写作者独知，他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

仅举其中一例：

《与余生书》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一封信。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宫中宦者，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南明之事应当可靠。戴名世得知此消息后，忙赶至余生处，但犁支已离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于是嘱咐余生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并与方孝标所著的《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可疑之处，于是又写信给余生，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

从以上一段叙述，可以看出这位“书呆子”戴名世的认真，为了核实《滇黔纪闻》中对南明的一段记录的真伪，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来打听知晓实情的僧人犁支下落。

这么痴心的文人，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一番作为，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康熙49年（1710），57岁的戴名世突然复出江湖，一举成为殿试“榜眼”（第二名），而其时的状元赵熊诏正是赵申乔的儿子。

戴名世会试时名列第一，殿试却屈居第二，仅为“榜眼”，当时的戴名世在士林中名字已经叫得相当地响亮了，而赵熊诏则才名不显。而那一年戴名世以57岁高龄积极参考，毫无疑问，这以前他已淡化功名，世人皆以为他的此次复出是有所指，他事先应该知道赵熊诏在这年考试，那么他的复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压制赵熊诏。但结果没有达到他的预想，赵熊诏仍然取得状元，有不少传言认为赵申乔在这次考试中做了手脚，赵熊诏这个状元是靠他父亲的运作和贿赂得来的。

一向谨慎的赵申乔坐不住了，那一年，他是左都御史，左都御史是都察院最高领导，除“职专纠劾百司”之外，还有两项重要职能，其一为天子耳目，即所谓的言官，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二为重案会审，即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

与戴名世素有积怨的赵申乔终于发飙，处心积虑写了一个奏章，在这个洋洋万言的奏章上称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奏章并末直指戴名世的“辱君犯上”之罪，而是给他加上了“狂妄”的名份。赵申乔亦知这个罪名不能服人，所以自称“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这里加上的“素无嫌怨”，怎么看都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奏章中详细的列出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里的五条“大不逆”罪证：一、以南明各朝如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记录有关南名人物传记（清朝人写南明事，不用清朝正朔，实为犯忌）；二、尊称明朝亡君；三、歌颂尽忠明朝士臣；四、主张南明三朝在历史上应予地位；五、揭露清廷谋杀明崇祯帝儿子的隐事。

刑部很快从那篇戴名世苦心积虑创作的《与余生书》中找出“罪证”，《与余生书》中戴名世忽视了正朔（王朝的年号）之忌，直接应用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相提并论。这毫无疑问触动了清统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经。康熙龙颜大怒，刑部遂穷究猛治，以“大逆”定狱，提出了株连九族的惩办意见，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暂，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

这里有必要说说凌迟，凌迟亦写“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单从这解释就知道，这是一种及其残酷的刑罚。最近读了莫言的小说《檀香刑》，里面有对凌迟凌厉尽致的描写，看完令人心惊胆颤，巨大的恐惧之余，心里竟有股作呕的冲动。因为凌迟太过残忍，因此有史料记载的处以凌迟刑罚的人为数不多，但即使是不多，其残酷的程度写出来也足以震慑世人了。汉代刘谨是最早被史料详细记载凌迟处死的犯人，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记载的凌迟刀数，竟然丧心病狂的达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处死一个人，这背后该藏着怎样的深仇大恨？单从这个数字，就能将统治者的残忍和封建社会的无道赤裸裸显露于世。恐怕神鬼知晓，也要惊恐万分。

四

仅凭一本书，就要将一个文弱书生处以凌迟，这背后恐怕与前不久发生《明史》案有关，《明史》案又称庄氏史案，系清顺治、康熙时文字狱之一。

清顺治年间，南浔土豪庄廷龙忽然产生依附风雅的想法，遂花重金购得明大学士、首辅朱国桢生前的部分明史稿后，聘请了一批江浙学者，对尚未刊刻的《明史概·诸臣列传》等稿本进行重编，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书辑略》。编纂完成后，庄土豪忽得异症，无奈谢世。其父庄允城为遂子遗愿，请闲居在家的原明礼部主事李姓作序后刊刻，于顺治十六年（1660）冬正式在书坊出售。《明史辑略》是以清美堂朱史氏的名义刊刻的，除作序者外，其余罗列的“参订者”十八人，这十八人大多是庄土豪为拍马屁列入的当时江浙两地较有名气的文人骚客。

拍马屁也有拍上一手马屎的倒霉蛋，这位土豪就是佐例。同年12月，有三位贤（闲）佬因未参与编写工作，也未见过刊刻出售的书，更重要的是没收到一丝好处，却被庄氏列于“参订者”不满，遂向学道胡姓提出控告。学道即学政，清朝地方教育长官，本是个“两袖清风”的官员，忽见这个控告，仿佛闻见了金银的味道，急急批示湖州府学查报，府学教授赵某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府学门前张贴通报。庄氏即以高价将已售出的四十多部《明史辑略》赎回，对书中一些忌讳处加以修改，改动数十页后重新刻印。又疏通关节，通过前任守道、时任通政司使的王姓的关系，由湖州府将书分呈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三衙门备案。同时，庄氏重贿湖州知府、学道等，将书版吊出劈毁置库。

合该庄氏有事，你想想这修史本是朝廷的事，你个社会闲杂没事跑来凑这份热闹干甚？这分明又是一个钱多惹祸的案例。前任归安县令吴某，因贪赃获罪，赦免后闲居在湖，得知此事后，在别人的唆使下，斗胆向庄氏敲诈钱财，庄氏不理。吴即于十八年（1661）七月告发于镇浙将军柯姓，柯将此事转告浙江巡抚朱姓，不知内情的朱又下文由湖州学道胡姓处理。庄氏即刻得到信息，一面向有关官员行贿，一面请松江提督向柯姓说情，加上已被其收买的学道运作，使事情暂告平息。吴某因触怒庄氏，被巡道派兵送出境，他诈财不成，反遭驱斥，恼羞成怒，决心来个鱼死网破，于康熙元年（1662）初冬将初刻本直接上京至刑部告发庄氏“私编明史，毁谤朝廷”。行前，吴将初刻本中序文及参订人员姓名之页撕去，另补刻上明皇族朱姓的名字，当即引起朝廷震怒，执掌大权的顾命四大臣随即指派刑部侍郎等满族大员赴杭办案。由此，此案终于“通天”，土豪本事再大，手段再高，也无法遮住青天，庄、朱等一批人犯顷刻被捕羁押。

起初，朱姓和赵某关押在一起，朱遂求于赵，并许以家产一半相报。赵某在审问时即为朱姓开脱，称朱与庄史无涉，有家藏《明史辑略》初刻本为证，致使此案牵连的人员越来越多，成为清初第一大案（也为清朝最大的“文字狱” ）。结案被捕杀的除庄氏、朱氏等家属外，还包括参与此书写序、校阅、卖书、刻字、印刷的人，甚至购买该书的人，同时，胡姓等一些地方官吏也被捕杀。史载，在庄氏史案中被处死刑的达70余人，被流放的家属达数百人（最多时收监人犯达两千余人）。

《明史》案余波未息，又生出一波比《明史》案更汹涌的《南山集》案，怎能不使康熙龙颜大怒，当时的清王朝创建不久，理所当然要紧系文网，对文人进行弹压与恐吓，这似乎已成惯例。《南山集》案发时，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人虽已故去，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影响仍然存在，其弟子布于天下。清廷兴“庄氏《明史》案”、“《南山集》案”，无非是借此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由于清政府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南山集》案就由单纯的年号、明史事而渲染成了旨在谋反的叛逆之举，戴名世也因此被推进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封建时代的文人要么依附政治，掌握政治潮流，要么就放弃彻底远离政治，笔下也不要写一个跟政治话题有关的字，否则引来祸患也是迟早的事。戴名世似乎也预料到了自己可能会因言语获罪，他在《与刘大山书》中就曾说过自己的“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最终真的因言语获罪，这难道是一个正直文人悲剧性的必然命运？

五

《南山集》案尘埃落定的一个晚上，康熙忽然心有所系，想看看那本已列为禁书的《南山集》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康熙看书有一个习惯，他首先看他认为重要的章节，然后随手翻来，能够吸引他注意力的才看下去，这当然与他平时博览群书有关。《南山集》这本书他先要看的自然是《与余生书》，虽然在有关案件的奏章里，他已知晓一些内容，但他还是极认真的看了一遍。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

此文是戴名世为搜求南明史料而写，文中可以窥见作者的民族思想和平生志向，一股隐隐的痛悼明亡的悲伤情绪扑面而来。作者为什么这么怀恋与之素无干系的南明？自喻明君的康熙决定一探戴名世的身世背景，他立即传令拿来戴名世的身世档案。

戴名世始祖于明洪武初年由婺源迁入桐城，至戴名世已历十二世。戴名世的曾祖父戴震（字孟庵）是明末诸生（国子监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怀着亡国之痛，削发为僧，隐居龙眠山中埋头著书。祖父戴宁（字古山）明末曾任江西新淦、乐安县令，政声卓著，推为良吏，后以养亲解官归田，数十年中以酒度日，隐逸而终。父亲戴硕（字霜崖）为人忠厚，因故国沦亡，生活艰辛，内心忧苦百端，无一日忘怀朱明王朝，48岁那年病逝于陈家洲教馆。临终前告诫戴名世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子，然勿效我忧也。”戴名世是戴硕长子，父丧既孤，本自殷实的家境，也在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围困桐城时“一败而不复起”。

身为明代官吏之后，自然有一些怀明情绪，康熙心中不由生出一丝“怀柔”情愫。

继而翻到《鸟说》一文。

余读书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声官官者，即而视之，则二鸟巢于枝干之间，去地不过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盏，精密完固，细草盘结而成。鸟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洁，娟皎可爱，不知其何鸟也。雏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辄息于屋上，不即下。主人戏以手撼其巢，则下瞰而鸣，小撼之小鸣，大撼之大鸣，手下，鸣乃已。他日，余从外来，见巢坠于地，觅二鸟及，无有。问之，则某氏僮奴取以去。嗟呼！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小僮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一只 “色明洁，娟皎可爱”的小鸟，被其父母“巢于枝干之间，去地不过五六尺，人手能及之”，最后落得“巢坠于地，某氏僮奴取以去”的悲惨下场，最后作者扪心自问：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直指人生，这是从心里问出的话，是以“独知”来警示，达到“众知”的效果。这样的散文，描写的小鸟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以鸟的惨遇警示世人，一旦选错了人生道路，等待的将是遭人羞辱甚至无疾而终的悲惨下场，也有独到之处，以自然之变故喻人生之大道理，让人从内心信服。

康熙几乎要拍案称好了。

等到看到《左忠毅公逸事》中的一段：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康熙再也坐不住了，他激动的站了起来，连道：好！好！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又道：忠肝义胆，大义凛然！真英雄也！

这位皇帝的内心开始敬佩这两位文人了，他后悔没早点看这本书，忽然，他想到秋后问斩的圣旨已下，其中也包括这位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圣旨难违，作为圣旨的颁发者，他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更改圣旨，这时，他想起一个人，那是他的宠臣之一，正直宽仁的李光地，他开始在心中酝酿，营救这两位文人以及受到他们牵连者的办法。

第二天，康熙帝召见廷臣，故意提到已故侍郎汪霦，大发感慨:自汪霦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一眼就看穿了主子的心思，忙伏地奏道: 陛下，臣以为戴名世案内方苞不在其下。康熙装作不信的样子问：世上果真还有这样的人才？李光地大呼道：万岁英明，我朝盛世，上天自遣贤能之士前来相助。方苞始得蒙宽免治，出狱后隶汉军旗，以白衣直接入直南书房。

康熙不光赦免了方苞，还以他的即将来临的六十岁庆典为由，施恩将戴名世由凌迟改为砍头，其余涉案人员皆免死罪。但这“皆免”来的太迟了，自京城传来株连九族的消息后，戴名世的家人及族亲计106口，已经在他的家乡古砚庄，悄然投塘自尽。

高傲一世的戴名世在他赴死前一刹那，为了感恩赦免他的族亲，久久伏地跪谢皇恩，岂不知他（她）们早已先他而去。

六

从《南山集》案子一发，到方苞的死，也就是方苞的后半生，他的文人使命完成了。从此，方苞摇身一变，从叛逆者变成了顺从者，方苞再不把康熙当敌人口诛笔伐，而是当救星歌相唱颂了。康熙把他纳到身边不几日，就命他作《湖南洞苗归化碑》，方苞适应能力超强，一下子便转变了身份与角色，本来是做负面文章做惯了的，一天两天就做起了正面文章，而且一挥而就，文采斐然，甚得康熙赞许。“越日，又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越日，又命作《时和年丰庆祝图》”。文章做得特别合“主旋律”，让康熙赞不绝口：“此赋即翰林老辈中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此后，凡有文章，康熙都首先都想到方苞——“方苞见否”？或者是“视方苞如何”？如此得到领导的器重，让今日之方苞再也不知道昨日之方苞了。为谢皇帝恩宠，他发自内心地作了《两朝圣恩记》，“以志格外殊恩”。“格外”即“殊”，“殊”即“格外”，这个提倡搞简洁古文运动的方苞，激动得程度副词乱叠加了，翻译成时髦语言就是“最最恩”。

曾经要杀方苞的是谁？是康熙；曾经要救方苞的是谁？是康熙。不杀，将其留命，这让文人方苞感激涕零。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好比是一只老虎，把羊抓住了，抓住之后不扒皮食肉，反而放在精致的笼子里喂养，羊从此就把虎当救星以礼敬。

他开始怨恨好友戴名世了，“余每戒潜虚，当戒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余甚恨之。”戴名世的不戒声利，祸及自己遭受牢狱之灾，已经贵为皇帝恩宠的方苞，怎能不心生怨恨？！

至此，戴名世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为了更加渲染戴名世的悲剧命运，我还要在此提到一个人，他就是“三朝重臣”张廷玉。

这个张廷玉到底有什么本事可以位居“三朝重臣”，并且在他死后，还可以“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成了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大臣？翻阅有关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雍正朝，张廷玉只做了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只在文字工作和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奏折制度。　而真正称得上张廷玉大事业的，是他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和完善奏折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这确实是张廷玉的大功业。另外，确立并完善奏折制度，使它成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书，同样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并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雍正对张廷玉倍加倚重，这可以从他赐给张廷玉的一副春联中感知到，联曰：“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事事细致周到。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

总结这个张廷玉为官做人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为后来的秘书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历史时常和这些文人开着玩笑，矢志要修明史的戴名世史没修成，还为此丢掉了性命，而一心为官的张廷玉，于乾隆元年，却能完整的将一部浩大的《明史》“修成正果”——这也是我之所以要提这个“三朝重臣”的唯一原因。

不要认为教科书的字里行间写着“桐城派”和戴名世的名字，就是所谓文人的骄傲。如果某一天，当你亲临文都，在那幽静的龙眠山深处，看到那座声势浩大、风水独具的宰相墓邸，你心里仅存的那一小撮自以为是的文人情节，转瞬间，就会灰飞烟灭。

七

晚清后期，堪称乱世，唯有乱世，方能出英雄豪杰，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却是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太平天国”的终结者、集军事、理学、政治、书法，文学诸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最令人称奇的，敢俯视历代帝王的毛泽东，却说过这样一句话：“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此语发此内心的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

曾公晚年，以著书立说为主，《曾文正公家书》就是此公流传至今，仍然为世人看好的、修身教子的经典读本，他认为“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此公将中国古代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见解独特，他深入研究清朝文学，认为文章应该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他悄然回首，发现清朝的几个古文大家，自戴名世起，经方苞、姚鼐、刘大櫆，称雄文坛长达200多年，而他们都神奇般地来自同一个地方——桐城，不由得暗暗惊呼：“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于是，“桐城派”得以正式登场。而他自己虽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却是继承了桐城派方苞、姚鼐文风，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桐城派”。

接着此公又认为戴名世的文章强调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际上已是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道和义合”、“义理、道法、辞章”论的滥觞，开辟了刘大櫆的“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之说，以及姚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先河。因此说他是“桐城派”奠基人，名副其实。

至此，戴名世如一件尘埃落定的精美瓷器，展露于世，烁烁发光！然而，斯人已去，微留一些文章藏头露尾于民间流传。

八

南山南，北海北

南山有谷堆

南山南，北海北

北海有墓碑

猜想这首歌里的南山，代表了一种以生存为主、梦想为辅的生活状态。虽然会有不得志的压抑，但起码还有座靠山，能有谷堆填饱肚子，养活自己，可以汲汲营营的生存下去，就如戴名世一出生，他父亲就给他取号田有时，所期盼的那样——田有稻谷，生有希望。山南为阳，代表按照世俗观念生活，所呈献给社会的那一面；而海北为阴，代表了只能深藏于心中，并且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戴名世的梦——幽丽的古文，绚丽的明史，它们都实现了，在他故乡的南山岗上灿烂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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