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中原（隳三都）书评
离乱中原
金朝的最后一个都城，蔡州，被窝阔台的蒙古大军团团围困。
围城一个多月后，城内居民粮储渐渐耗尽，万余名饥民聚集到尚书省前请愿，要求出城觅食，未获答复之后他们在内城游街大呼。金哀宗闻知，命令每天放一千名饥民出城……
饥馑之下，城内开始吃人，僻静街巷中潜伏着结伙作恶之辈，专门伏击行人、勒死分食，甚至拿到市场出售。负责城内治安的“都弹压”官逮捕了一伙杀人劫财的强盗，审讯中发现，他们后台居然是精锐部队“忠孝军”的两名军官……
这是《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中的一段内容，将八百年前的惨烈兵灾呈现在读者眼前。此书描写的是13世纪前期蒙古和金朝的战争，特别是围绕金朝三座都城的攻防战：中都（今北京市）、汴京（今开封市）、蔡州（今汝南县）。作者在后记中说，中国目前的历史作品还较少涉及围城战史，而自荷马史诗以来，西方关于围城战的记载已经蔚为大观，所以此书亦有填补空白之功。
关于中西围城战史的差异，是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专门讨论古代攻守城技术的分册，但基本不涉及技术之外的战术、战略层面。和欧洲相比，中国古代的经典围城战确实不太多，这可能有地理环境的原因：欧洲古代国家普遍较小，纵深浅且多山地，城市大都在沿海，很容易遭受外敌围攻，甚至是海陆两面围攻，所以城市攻防战往往等于国家存亡之战。而中国国土辽阔纵深很大，敌军不容易长驱直入、围困都城，而且都城一旦有警，皇室很容易“西巡”逃走，有足够的后方可供避难，也不会变成都城攻防战。
当然，中国筑城的历史非常久远，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夯土城址，到历史时期，不仅有环形的城墙，还有边防线上的千里、万里长城。但另一方面，这些城防设施未必都能发挥作用，历史上，几乎从未发生过长城上的激烈攻防战，因为进攻方有选择主动权，总能选择薄弱环节偷袭突破。
此外，城市攻防战还有社会因素：如果是同属中原文化的两方对决，一般不容易升级到惨烈的围城战，在野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胜利一方可以用政治手段解决，分化和利诱对手投降。比如秦灭六国、刘邦灭秦，西晋灭吴、隋朝灭陈，基本都没有发生都城攻防战。
而另一方面，如果进攻方是北方民族等所谓化外蛮夷，双方文化差距过大，就不容易实现政治解决：入侵者不熟悉中原，多重视劫掠而非接管治理，难以顺利接管原政府体系，也很难用政治手段争取守方投降。所以一旦有异质文化的外敌入侵，往往会发生惨烈的消耗战。
关于城市攻防战，现代人还容易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攻势一方要把城市团团围住，蚁附而攻。其实，全面合围一座大型城市需要非常多的兵力，还要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成本很高，侵入中原的北族军队尤其不容易采取这种战术。当游牧族军队面对大型坚城，一般采用的战术是破坏周边乡村，使城市得不到补给和援兵，使其逐渐陷入饥荒和混乱，最后伺机夺占。
《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中守势的金朝一方，是已经比较汉化的完颜女真统治者，自视为中原正统王朝，而新崛起的蒙古则是一种完全异质的草原帝国，两者之间的战争，很大程度上也重复了之前发生过的历史。
金朝前期失陷的两座都城，中都和汴京，都是比较大的坚城，蒙古军队的直接攻击都没有奏效，它们都是被金朝皇帝主动放弃的。放弃中都，是因为它过于靠近北方边境，受到直接而频繁的威胁；放弃汴京，则是因为蒙古军已经破坏了周边地区，城内严重缺粮，金哀宗只好带着宫廷和军队外出觅食。在被朝廷放弃之后，这两座城池也就不战而降。金朝最后的都城蔡州规模较小，蒙古军队能实现对它的合围，同时得到了南宋的粮援和联合作战，才成为一场标准的围城之战。
13世纪蒙金的华北鏖战，在4世纪的西晋末、十六国时期曾发生过多次预演。
西晋因为上层内战和内迁北族的叛乱而解体，中原进入全面混乱，行政体系被破坏之后，都城洛阳得不到粮食供应，权臣司马越遂带领晋军主力出城觅食，他们在河南辗转多日，最后被流动作战的石勒武装全歼，然后洛阳也被轻易攻破（没有经过围城），整个朝廷都被俘获。
金中都和汴京的陷落方式，在4世纪末再次上演。当时拓跋鲜卑刚崛起、建立北魏政权，还是比较原生态的草原游牧族形态，而慕容鲜卑汉化程度已经比较高，其后燕政权长期统治华北，定都中山。当北魏军队攻入河北平原时，一度难以攻破中山、邺城等坚城，魏帝拓跋珪的策略是分兵袭掠各地，先占领小城市，中山城因此饱受饥馑之苦，燕帝慕容宝被迫放弃中山、逃回辽西地区，出城觅食、作战的燕军也被魏军击溃。
持续战乱对河北地区破坏极大，到仲夏时节，魏军无法从农村地区搜罗到粮食，有汉人文臣给拓跋珪献策：桑葚也可以吃，让农民缴纳桑葚当军粮。中山城郊外的农田大量抛荒之后，生长出了一种野谷，城中人借机收摘果腹；而《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中也有类似事件。最后，已经残破不堪的中山、邺城被魏军相继占领。
这样梳理下来会发现，在“乱世”中，战争双方的攻守城技术未必有多高，乡村地区的破坏、军政体系的瓦解和社会的全面崩溃，才是坚城失守的根本原因。围城战的情况虽然不多，但都城里上层文士多，他们对战乱的回忆文字容易保留下来，形成文献记录。
在战乱时期，乡村社会的崩溃更加彻底，侥幸残生者或形成流民潮，涌向相对安定的地区，或结成自保的社团，建造壁垒、邬堡，并服从各色征服者的统治。这些社会变迁形成的文献记载较少，往往是因为有些祖逖式的“英雄”人物才得以保留下一部分信息，在战争史的层面之下，“乱世史”的书写也许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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