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袭山西战俘营
“救援行动几近完美——可惜战俘早已被转移走了。”
“在越南北部的山西战俘营，美军突击队员们正飞快地从一架直升机中冲出。这架直升机是被有意撞毁的。”
背景概述
1970年5月，美国空军的情报分析人员在河内以西约48千米处公江河畔的山西地区附近发现了一座封闭的大院，院内出现了一堵新的墙和一座新的警卫塔楼。情报分析人员仔细检查了航拍照片，发现在大院的一角，有人用石头摆出了一个字母“K”的形状——在美军的搜索和救援代码中，字母K的意思是“快来救我们”。情报人员最初估计山西战俘营里关押着6名美军战俘，后来提高到了50名，最终确定为70名。
在1970年，美国方面已经掌握了被关押在北越的500多名战俘的名字。包括华卢监禁所在内的一些监狱设在北越首都河内附近，这里的战俘们几乎没有任何被救出来的希望，尤其是以环境恶劣著称的华卢监禁所，其被美军士兵们戏称为“河内希尔顿”。相比之下，山西战俘营的环境要好不少，因此美军立即开始考虑采取营救行动。然而，由于各种作战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当各方面的事情都准备妥当之后，六个月过去了。
正在被越军“游街示众”的美军战俘，照片摄于河内
1970年7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通过发动突袭的方式前去营救战俘，这也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直接控制下开展联合军事行动。这次行动被高度保密，即使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这次救援行动将在这两个司令部所管辖的地盘上开展）也未被告知这次行动的情况。执行这一计划甚至需要总统批准。
这次任务于1970年11月20日午夜之前正式发起，参战兵力包括来自7个空军基地和3艘航空母舰的116架固定翼飞机及直升机。地面突袭是由56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官兵进行的。战斗打响前，只有规划者和领导人员才知道目的地，其余的突击队员始终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直到任务正式开始后才被告知是山西战俘营。
1970年11月21日清晨，美军突击队员完全出乎北越方面意料地出现在了山西战俘营里。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次行动几乎是完美的。即便是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也幸运地没有造成影响。然而，从山西战俘营发回来的第一份报告却令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战俘不在那里。后来才探明情况，他们早已被转移走了，而当时救援行动还处在规划阶段。
在埃格林基地……
如果说，要对北越纵深发起一次突袭的话，那么1970年5月绝对算不上是多好的时机：这个月初，美军入侵柬埔寨的新闻热度还没有退去，公众则在喧嚣着要尽快结束战争。
在北越，美国方面已经不再有当地特工来帮助他们渗透了。自1968年的大规模轰炸停止之后，9支这样的特工团队、45名受过训练的南越特工被美国人抛弃。
对战俘营发起突袭的提议主要是由联合反叛乱/特别行动参谋人员提出的。基于他们在1970年6月进行的可行性研究，参谋长联席会议在7月份原则上批准了这次行动。行动规划和训练阶段于8月份开始，代号为“象牙海岸”，并只让尽可能少的人知道这一情况。
空军准将勒罗伊·马诺尔（LeRoy J. Manor）被选为这次任务的指挥官，陆军上校阿瑟·“布尔”·西蒙斯（Arthur D. “Bull” Simons）被任命为马诺尔的副手和地面部队指挥官。大多数训练工作是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一片僻静区域内开展的，其位于埃格林空军基地的3号辅助机场内——此处离28年前杜利特尔中校为空袭东京而开展任务训练的地方不远。
突袭行动的地面部队指挥官阿瑟·“布尔”·西蒙斯上校
空军机组人员和陆军特种部队准备执行的这次任务需要动用不同型号的飞机，还需要在夜间低空接近目标，保持无线电静默，并将绰号为“快乐绿巨人”的HH-3型直升机降落在战俘营大院内。
中央情报局制作了一个山西战俘营的桌面模型，代号为“芭芭拉”。观看该模型需使用特殊的光学目视设备，以此来模拟并研究战俘营在不同光照条件、不同角度和月相下的外观表现。
中央情报局制作了山西战俘营的桌面复制品，因此可以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通过详细的侦察，美国人又制作了一个全尺寸的战俘营模型。营地内建筑物的大小是用地面上一些厚2英寸、宽4英寸的木桩仔细标示出来的，木桩之间挂着好几米长的布，以模拟围墙。一个流传到今天并时时被人提起的“传说”就是，每天早上都会将该模型拆除，以免被一颗苏联的“宇宙”系列卫星发现——该卫星每天会两次飞过埃格林基地上空。根据传闻，木桩会被拔除，布会被卷起来，连木桩插在地面上的洞也会被盖上盖子。白天的训练仅限于在卫星无法侦察的时间段内进行。事实上，美国空军的侦察照片显示，没必要进行这种兴师动众的大规模拆卸工作。“用布模拟的围墙可以说是毫无特色，很难由此联想到坚固的结构”，突击部队的首席领航员约翰·加格斯（John Gargus）少校这样说道。“这片场地看起来就像一座修理厂”，而且“即使是最敏锐的照片判读员也不太可能将这些‘建筑物’判断为山西战俘营。”
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内，两名突击队员正在由中情局搭建的山西战俘营全尺寸“复制品”内进行训练
马诺尔准将在不同的司令部之间来回奔波着，以筹集各种资源，从直升机、战斗机直到担负航空医疗任务的运输机。他不得不在无法告知对方具体任务的情况下与那些高级军官们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军参谋长约翰·瑞安（John D. Ryan）上将的一封信解了马诺尔的燃眉之急，前者指示各司令部给予马诺尔任何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不准问任何问题。
集结
直接突击任务将由28架飞机和直升机执行，包括6架直升机、2架MC-130“探路者”飞机和20架用于护航的战斗/攻击机。其中，5架直升机是HH-53C“超级快乐绿巨人”，它们将突入山西战俘营内，“卸下”陆军突击部队，并将战俘带出。另一架直升机是架较小的HH-3E“快乐绿巨人”，该机将降落在战俘营大院内。
美国空军的HH-3E“快乐绿巨人”直升机
无论是直升机还是伴随突击机群行动的5架A-1“天袭者”攻击机（将用于提供近距空中支援）都缺乏导航功能，无法在黑暗中准确地接近营地，因此它们将被MC-130带到那里。
美国空军当时只有12架高度机密的MC-130E“战斗爪”特种作战飞机，它们涂有早期的隐身反光涂料。此外，由于这些飞机配备有地形跟踪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因此它们总是停放在自己专门的停机坪上，且配有武装警卫，以防止未经授权的人过于靠近。然而，由于直升机、“天袭者”和MC-130以明显不同的速度飞行，因此难以在空中保持编队飞行。
马诺尔准将为这次任务预测了两个“时间窗口”：10月21日至25日和11月21日至25日，因为在这两个时间段内月光条件将较为理想。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排除了10月那个选项，因为这与“正在跟中国进行的政治磋商”相冲突，因此11月的那个时间窗口最终被确定为“首脑行动”（Operation Kingpin）的时间，“首脑行动”即为这次作战的代号。
情报方面的报告喜忧参半。来自SR-71“黑鸟”战略侦察机的高空照片得到了特里达因·瑞安公司的147S“野牛捕杀者”（Buffalo Hunter）无人机拍摄的低空照片的补充，不过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北越内部来源的情报称战俘已不再关押在山西战俘营，但SR-71侦察机在11月2日和11月6日飞越战俘营拍摄的照片“对行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山西战俘营的航拍照片
严格的保密措施让事态复杂化了。11月初，中央情报局驻西贡的情报站站长坚持使用HH-53C直升机在老挝境内展开一次突袭行动，结果他们不情愿地得到了否定的答复，而且未被告知这是为什么。美国空军用一套精心设计的把戏打破了僵局：他们下令让所有的HH-53直升机都暂时停飞，并称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唯一的例外是针对山西战俘营的飞行活动，但中央情报局不包括在内。
联合行动部队于11月10日起从埃格林空军基地开始部署，到11月14日已集中到泰国那空沙旺空军基地的一处安全区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正式批准执行该任务的命令于11月18日下达。
突袭行动应当在11月21日晚上开始，但一股台风已经从菲律宾慢慢向中南半岛移动，并预计其将会给北越带来恶劣的天气。于是，马诺尔准将把行动时间提前了24小时，任务将于11月20日执行。
马诺尔准将的指挥所位于越南南部岘港附近的美国空军战术空中控制中心猴山（Monkey Mountain，又名“山茶山”），在那里，他与突击部队的所有成员进行了交流，包括航空母舰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员。西蒙斯将作为现场指挥官随队前往山西战俘营。在那空沙旺空军基地，他选择了已经到位的100名士兵中的56人作为地面部队成员参加预期中的行动，未被选中的那44个人则要失望了。
准备突袭山西战俘营的特别行动部队官兵。共有56名士兵被选中参加了地面突袭行动
11月20日晚，西蒙斯告诉突击队员们说，任务是在一个名叫“山西”的地方营救战俘。他们将乘坐短途交通工具前往泰国北部的乌隆空军基地，直升机正在那里等候。
进入战场
首先升空的是MC-130E“战斗爪”特种飞机，它们从那空沙旺空军基地起飞，并在老挝上空相继有来自乌隆空军基地的直升机和那空帕侬机场的A-1“天袭者”加入。机群得到了HC-130P空中加油机的加油，并进入了一条穿越群山飞往山西战俘营的低空航线。
11月21日午夜过后不久，来自北部湾第77特遣舰队的3艘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开始猛烈调转航向，放飞了59架次的飞机，这些飞机在海防港附近投下了照明弹。此举完全吸引了北越防空系统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的美军小股突击部队。
在老挝上空，空中突击部队分成两个分队，其中6架直升机跟在1架MC-130E“战斗爪”的后面，组成第一分队；5架“天袭者”跟在另一架MC-130的后面，组成第二分队。
1976年出版的《突袭》（The Raid）一书中写道：“C-130在低空的正常巡航速度约为250节，然而，在这个晚上，MC-130的速度保持在105节，只比失速速度高10节。”《突袭》是关于这次行动的第一本详细著作，作者是本杰明·谢默（Benjamin Schemmer）。谢默接着写道：“他们不得不飞得那么慢，因为直升机无法飞得更快。”
直升机排成了梯队，每侧3架，略高于“战斗爪”，位于MC-130E的后上方。根据谢默的说法，“他们将不得不‘被吸着’往前飞，也就是说直升机要飞在C-130机翼后面足够近的位置，以便利用飞机翼尖的涡流低压区将自身‘吸过来’。”另一个分队中，A-1飞在第二架MC-130E的后面，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很近。
直升机排成了梯队，每侧3架，略高于“战斗爪”，位于MC-130E的后上方，这样做是为了让直升机能借助MC-130E的翼尖涡流飞行，否则二者难以用相同的速度进行编队飞行
突击部队前往山西战俘营的途中，还有来自乌隆空军基地的10架F-4D“鬼怪”式战斗机伴随，以防止编队遭到米格战斗机的拦截；还有来自呵叻空军基地的5架F-105G“野鼬鼠”，以便对“萨姆”地空导弹阵地进行防空压制——突袭编队所前往的红河流域是萨姆-2地空导弹和高炮阵地的密集部署地区。
所有参战飞机和直升机都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抵达了山西战俘营上空。凌晨2点18分，领头的“战斗爪”投下了4枚照明弹，照亮了夜空和营地。其中一架低空飞行的HH-53C“超级快乐绿巨人”对战俘营进行了扫荡，摧毁了警卫塔楼，并用加特林机枪扫射了守军营房。
29分钟
凌晨2点19分，那架HH-3“快乐绿巨人”直升机准时在战俘营围墙内的一处小空间内猛地下降落地，其在进场时旋翼叶片从树木上削掉了一根根枝杈，一棵大树甚至被拦腰斩断。当突击队员们冲出直升机时，树枝和碎木头还在纷纷下落。这架HH-3遭受的破坏性损伤无关紧要，因为该机本来在计划中就是“单程”的，而且机上已经安装好了将其炸毁的炸药，炸弹会定时爆炸。
那架被有意坠毁且之后被炸毁的HH-3“快乐绿巨人”直升机
从HH-3直升机上跳下的第一名突击队员用扬声器大声喊道：“我们是美国人！是来救你们的！”北越看守一出现就被突击队迅速解决掉了，接着突击队员们便一间接一间地开始逐屋搜索。
有2架HH-53在附近的一处控制区内等待着，一旦收到呼叫就立即去接应获救的战俘；另外2架“超级快乐绿巨人”原本应当在战俘营大院附近降落，以便让其搭载的地面突击部队投入战斗，结果，只有1架落对了地方，另一架错误地落在了目的地偏南400米的地方，一处在情报地图上被标记为“中学”的类似院落里——更糟糕的是，地面部队指挥官西蒙斯上校和22名突击队员就在这架飞机上。然而，这一误降被证明是一个“极其幸运的错误”：中学里驻扎着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他们很快与西蒙斯上校和美军突击队员交上了火。如果西蒙斯和他的士兵们没有偶然发现这座中学里的人，那么后者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战俘营主建筑内的美国兵面前，并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很可能给美军造成不小的伤亡。
中学里的守军没有穿越南军服，而且身高比北越士兵的平均身高要高。
当发觉战场的另一侧有人员活动时，A-1“天袭者”攻击并摧毁了昆江（Song Con）上的一座小桥。“鬼怪”式战斗机则在战俘营上空盘旋着，但没有遇到任何挑战。
“突击分队落地之后不到五分钟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马诺尔准将这样说道。西蒙斯和他的士兵们重新登上了直升机，并朝着山西战俘营的正确位置飞去。整个营地都被搜遍了，令人极度失望的是，营救者发现战俘营里没有美国人。用于保密通信的暗语“负项”（Negative Items）被马诺尔准将在其指挥所中收到了。战俘营的加密代码称呼就是“项”（Items）。
凌晨2点40分，美军突击队开始从山西战俘营中撤出，至此他们已经在地面上停留了29分钟，仅比计划中的预定时间少1分钟。
后续反应
此时，随着突击队员们的离去，原本毫无动静的“萨姆”地空导弹开始活跃起来，不过它们立即被F-105“野鼬鼠”所压制，但还是有一架“野鼬鼠”被飞上天的萨姆-2导弹击伤。这架F-105的燃油开始泄漏，在其能飞抵老挝上空与空中加油机汇合之前就坠毁了。所幸机组人员没有受伤，他们跳伞后落在了群山之中，不久后被救出。除此之外，美军的全部人员伤亡仅为一位突击队员的脚踝受伤，另外还有一位突击队员遭受了轻微的子弹伤。
突击部队于凌晨3点15分离开北越上空，并于凌晨4点28分返回乌隆空军基地，这距离他们起飞大约过去了5个小时。“我接到了海军上将莫雷尔（Thomas H. Moorer，即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托马斯·莫雷尔）发来的一封电报，指示我和西蒙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华盛顿”，马诺尔准将这样说道。
11月23日，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诺尔和西蒙斯一左一右地站在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两边，公布了任务的基本情况。“救援队发现战俘营已经人去楼空”，莱尔德这样说道。马诺尔和西蒙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马诺尔和西蒙斯与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一起参加了11月23日举行的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照片所示为西蒙斯上校正在公布任务的基本情况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以“美国突袭营救战俘失败”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国会的反应大体上是支持这次行动的，但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阿肯色州民主党人）称这次突袭行动为“极具挑衅性的行为”。富布赖特是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和越南战争最主要的批评者，他认为这次营救战俘的行动意味着“战争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升级，在我看来，这将极大地增加南北之间的冲突”。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也认为“这是一种莽汉式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战俘被处决”。
富布赖特和贝赫这种对可怕后果的预测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根据马诺尔准将的说法，“北越人担心这样的行动会再次上演，但不知道会发生在何时何地，因此他们关闭了外围的战俘营，并将全部战俘归并到了河内市中心的两所监狱中”，而且“这两所监狱中的战俘数量现已增加到可以让战俘过群体生活的程度，而不会让许多人像之前那样被单独囚禁。战俘们的士气立刻得到了提升，其结果就是，他们的健康状况也普遍得到了改善”。
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正在向突袭山西战俘营的特种部队士兵和飞行员颁发勋章
军方共向参加此次行动的空军和陆军人员颁发了96枚勋章，其中地面突击部队的每位成员都获得了银星勋章或更高级别的奖励。起初，陆军的官僚们已经决定，对一半以上的突击队员来说，颁发陆军嘉奖奖章——这是种很微不足道的奖章——就足够了，但西蒙斯告诉陆军参谋长说，他的手下会将这种“嘉奖”视为侮辱，而且他们有可能会拒绝接受陆军嘉奖奖章。
事后回顾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战俘早在7月便被从山西战俘营撤走了。有一种猜想是（这种猜想在今天仍然不断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山西河的洪水，而且据说其与中央情报局的“播云计划”（cloud-seeding program）有关，该计划旨在人工制造大雨来冲垮路面和河流经过的地域。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辟谣。
“我们被转移走了——简单、纯粹、按照北越政权的预先决定被转移走了，转移到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开始为我们规划和建造的战俘营”，美国空军上校理查德·达顿（Richard A. Dutton）这样说道。达顿上校是一名曾被关押在山西战俘营里的囚犯，而且他认为营救失败“只是巧合”。
这次任务被视为特种作战史上的一件大事。“山西战俘营突击队员协会”成立于1990年，多年来，该协会一直举行团聚和发布相关信息。
参加过山西战俘营突袭行动的突击队员们在堪萨斯城举行团聚活动
美国空军中校马克·阿米顿（Mark Amidon）曾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院刊《参数》（Parameters）上发表过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此次任务的计划和训练工作“可以说是美军所有特种作战任务的卓越典范”，与“沙漠一号”行动，即1980年在伊朗拯救美国人质的灾难性作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沙漠一号”行动因飞机失事且刮起了沙暴而被迫中止。
此外，根据阿米顿的说法，11月20日早上，国防情报局局长唐纳德·贝内特（Donald V. Bennett）中将把两堆“证据”摆在了莫雷尔海军上将面前，其中一堆证据称“他们已经转移了”，另一堆几乎一样多的证据称“他们还在那里”。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会让自己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阿米顿中校在其文章中得出的结论认为，这算是五角大楼的“集体自欺欺人”和“集体统一思想”的一个例子。
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合影
约翰·加格斯（John Gargus）是这次任务的首席领航员，他还写书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他对阿米顿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华盛顿的军事领导者们非常积极并且致力于拯救战俘，以至于他们对保持想法一致和排斥不同声音的渴望压倒了对他们将要面对的任何现实情况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