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瑞枝丨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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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看起来是明朝国家架构下的边疆历史，但作者努力追求的，是透过那些在文字记录中留下行迹的地方精英，窥见当地人群社会生活和组织形态的演变。作者搜捡文字碎片，钩沉探微，别构一部以本地人群为主体、脱出国家本位的“核心-边缘”窠臼的历史。历史的主人身处本地社会的多层结构中，能动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固然要因应王朝国家的权力扩张和制度运作，但现实的社会脉络和生活情景更是他们实在的生存空间。在这个时空中展开的国家历史，只有从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中才能真正得到解释。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官书、方志、家谱等材料，结合当代民族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明代云南大理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希望提供一个明朝“统治”该地模式的解释框架。由此，严格来说本书应算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明初（主要是洪武年间）明军进入大理后，明朝在大理周边设置府州县和土司，以管理当地百姓的大致过程。接着分三类人群（后三部分）来描写明朝大理的山乡社会。一是僧侣，明朝通过在大理地区册封僧侣，招僧侣入京赐给头衔，兴建寺院庄园，扶植宗教活动，建立一套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仪式宗教秩序，笼络当地信教之人。二是乡士大夫，明朝通过吸收当地读书人入京读书，参加国子监和乡试，来笼络他们。这些人在回到大理山乡后，被任命为当地的学官，负责宣传儒学，并编写符合明朝正统的家谱、族谱，同时将佛寺改造为祠堂、乡贤名宦祠。通过这一套程序，儒学正统观念、正统祀典文化在大理社会得到传播。三是土官。明朝在大理地区册封大量土司，土司之间、土官和州县之间形成政治平衡。土官在本地打击盗匪、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服从明朝的统治，同时本地经济的货币化促进了山乡流动、经济发展、身份分流和阶层整合。按照作者的建构，西南大理人群各有不同的族群、宗教、阶级类属，“国家”和“地方”各司其职并因应互动，“王朝秩序”由此得以在该地确立并维持。
作者简介
连瑞枝，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交通大学人社系暨族文所教授。曾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王权、传说与历史、地方史与族群关系、边陲人群与历史书写等。著有《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并有《女性祖先或女神》《大理山乡与土官政治》《土官与灶户》《佛寺与家祠》《书写“西南”》等论文，分别刊登于《历史人类学学刊》《新史学》《汉学研究》《社会》等刊物。
目 录
绪 论
第一部 云之南
第一章 关键的一年
第二章 书写者：华夷之间的历史与神话
第二部 僧 侣
第三章 入京的僧侣
第四章 辟邪
第五章 从寺院庄园到乡里社会
第六章 重建仪式秩序
第三部 乡士大夫
第七章 成为士人
第八章 南京归来
第九章 改造佛寺
第四部 土官政治与山乡
第十章 澜沧江沿岸的山乡联盟
第十一章 从山乡盗匪到编民
第十二章 金沙江沿岸的土官联盟
第十三章 土官政治与鸡足山
结语 合法性的追求：仪式权与历史话语权
征引书目
后 记
文章选读
土官联盟与女性
部酋往往通过联姻建立政治联盟，而白人尤善于以跨人群联姻的方式扩大结盟。明初，鹤庆高氏先和北方丽江木氏进行联姻，后来也与四周邻近土官，包括邓川阿氏与剑川赵氏土官等联姻。然而，鹤庆土官被裁革，暴露了金沙江沿岸土官势力的缺口，也使得高氏联盟阵线之政治重心即将从鹤庆转到丽江木氏。
土官制度使得联姻的政治传统产生微妙变化，双边政治因而产生权力的挪移与重心的倾斜。这里的挪移指的是取代既有的领导地位，倾斜则是政治重心的转换。此大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澜沧江沿岸的崇山峻岭原是不同部酋与夷人共享之领地，其土酋是阿昌早氏，他招前来山乡贸易的白人客商段氏为女婿，明初段氏受命为云龙州土官，阿昌早氏反而成为土官之辖民。这使土官联姻政治产生身份挪移与政治取代。另一个例子，白人里长张氏为避免流官的直接治理，遂支持山乡倮夷左氏担任蒙化土官，形成张氏里长领粮，左氏土官领军，合作塑造南方蒙化府政治联盟二元势力的格局。在初期的土官政治中，白人张氏仍保有其支配性，尤其表现在张、左二姓联姻以及张老夫人扶植四代土官，此为跨人群的政治联盟创造出来的具有共享性和庇护性的社会关系。最后浮现于历史台面的还是以左氏为主的土官政治，这可说是跨人群联姻后所产生的政治倾斜。
第二，金沙江沿岸的土官社会形成另一种政治格局。么些政治向来以氏族内婚来分享共同神话与既有辖域，然丽江木氏为维持土官优越地位以及避免氏族内部其他支系的政治干扰，越来越强调跨府与跨人群的联姻。明初，木氏先与邻近么些部酋联姻，后来逐渐扩大到其他结盟的对象，先跨越金沙江与东边北胜州高氏结盟。后来，其联姻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滇中姚安土官高氏、滇东武定土官凤氏以及蒙化土官左氏。这种原来是平行与对等的土官势力，随着丽江财富增加、土官承袭折银与资源争夺治理的情形而产生倾斜，也就是川滇藏边界之土官联盟逐渐形成由丽江木氏为主，白人土官为辅的局面。
联姻是产生社会与政治资源的重要方式，白人也因而继续和不同人群联盟。如蒙化张氏的结盟者是山乡的左氏；客商段氏入赘于早氏，北方高氏和木氏维持了越来越频繁的联姻联盟，这种联姻结盟与其说是跨越白人的人群界限，毋宁说是地缘政治阶层性使然。随着土官承袭所引起的纠纷，此地缘阶层结盟不断被强化，也不断往外延伸并扩张。土官政治也溢出斯土与斯民的内部关系，进而成为边疆官僚体制下的衍生集团。这种联盟的模式很难说是白人特有的，然经由白人和非白土官联盟，土官政治势力的扩张是显而易见的。
女性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是沟通双边势力的重要媒介。在土官社会中，她们可以是女儿、妻子与母亲三种不同的身份，其象征以及所指的意义也有所不同。以行动者的“女儿”身份来说，其联结着父亲与女婿两方。她既是父亲势力的延伸，也是女婿势力的延伸。然而，随着土官内部继承纷争逐渐增加，土官妻子和母亲的形象越来越被凸显。妻子意味着土官的靠山，而母亲则意味着巩固土官的子嗣。政治危机不同，土官社会中被强化的女性身份也不同。其中，“嫡妻”的身份尤其重要，明朝之土官制度并没有限制女子承袭土官，所以，夫死由妻代袭，是为嫡妻。嫡妻具有选择未来土官及其妻子的职责，后来成为嫡母，成为守护土官承袭制度的一种特殊的身份设计，这也意味着土官嫡妻家族在夫家土官政治中扮演稳定的角色。嫡妻与嫡母扮演巩固父子世系相承的关键性角色，其功能在于确保土官头衔得以在世系内部依序传递下去。本书论及金沙江沿岸的北胜州与姚安府土官，便相当仰赖丽江木氏作为嫡母的一方，来维持其世系的稳定性。这种长期的联姻网络，正是高氏世族逐渐疏远白人社会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是丽江土官在其辖境以外，以女儿来扩展政治实力的方式。外表来看，嫡妻与嫡母只是辅助或补充土官父子世系继承制的中间角色，但实际上，从澜沧江沿岸之云龙土官妻子罗氏携子而去
所引发的一系列土官争袭事件中，也可窥知其不只是补充性角色，在土官联姻的对等原则下，嫡妻／嫡母更可能是根植于地方传统之拟制度性设置，是平衡政治的角色。联姻也是大理士人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自南京返回家乡的士人，如杨森、杨荣、段子澄、赵汝濂与李元阳等，也在乡缘基础上重建士人的社会网络。他们彼此以姻亲关系形成一套历史书写文化，包括以族谱和墓志铭等文类重建世系与祖先的历史。吊诡的是，女性成为这些从事历史建构的精英网络背后一股看不见却极为清晰的社会力量，这也造成一种特有的书写语境：为区辨异己，他们以跨越父系的氏族或祖地传说来建构祖源论述。历史书写背后的地方精英间的联姻关系与政治脉络，才是我们爬梳不对称的、多元历史叙事的关键。
——节选自《结语 合法性的追求：仪式权与历史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