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常识化转向与文明中心的递变
区别于不可知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建构初衷，在于通过终极可知论的常识化建构终极瓦解不可知论，因此我认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始于自我意识的进化诞生，然后从零起点开始，以自我意识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所展现出来的革命性，也就是创造性，开始建构具有开放性的人化文明体系。
这里所谓的人化文明体系，就是相对形而上的文化体系。为什么强调是相对形而上的文化体系呢？主要为了强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由中西方思想精华常识化互译而来，有诱变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
具体而言，就是比较于西方哲学注重形式逻辑思维所内涵的非终极辩证结构，西方人的思维理性会下意识相信形式逻辑而选择性排斥辩证法，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则明显更愿意相信辩证法，因为比较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虽然没有明确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但相关内容都成形于《道德经》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其中的朴素辩证法已通过口语的形式深入中国人的灵魂。
经过这样的比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进一步发现，人类之所以整体受制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感性和理性冲突，都是因为曾经不知道感性潜意识和理性显意识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同构了人的下意识人生。
也就是说，在终极哲学视角下，人的意识本质在本体论层面是感性潜意识+理性显意识，在认识论层面是趋向于终极理性的下意识，在方法论层面是显意识理性对定量的潜意识感性的控制水平在随着经验的积累而稳步提升。
经过这样的整理后可以发现，所谓终极理性即感性和理性的同构性冲突终点——下意识人生的终极主观成熟，也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感性的终极调控能力的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所谓感性，既人体在细胞层面对细胞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行为从原始单细胞形成开始，就具有主客观一致性，也即原始生命基于细胞膜的选择性就是感性，因此感性即生命的潜意识理性，也可以表述为潜在理性，因此从零起点定义感性与理性的一致性，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并诱变哲学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这意味着，只有原始生命诞生过程起点，才是哲学前提批判的终点。
这种论断一出现，再看仅把哲学起点设定在古希腊时代的西方哲学，被常识化颠覆的宿命便在劫难逃，那么西方哲学为什么一直固执地坚守古希腊时代为哲学起点呢？因为这是西方文明保守的政教合一体制能接受的底线，再往前突破一点，政教合一的体制就没有任何合理性了。
由此可见，西方哲学连起码的人之初都没反思到位，在频繁的颠覆性创新中通过转向寻找真正的认知逻辑起点，就有了一以贯之的历史必然性。更为关键是，这种不自觉的南辕北辙现象虽然代表了西方哲学的自圆其说水平太低，却是代表人类文明具体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中的逻辑内因只在于他们的逻辑认知在微观层面相对最精准。
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它的历史贡献在于通过现代科技文明的诱变把人类整体带入现代文明，正因为在理论内核层面存在无法终极自圆其说的先天缺陷，所以无法把人类整体继续引向终极主观成熟，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西方哲学无法把前提批判深入到终点呢？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提供的答案就是，正因为设立了逻辑命题，却不知逻辑即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所以西方哲学在把哲学的基本问题确立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后，就注定走向保守——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对立中，像曾经的中国哲学只能坐等西方哲学的拯救一样，坐等经过西方哲学补强的中国新哲学的反向拯救，因为从政治体制的代表性角度，举世只有中华文明的政治治理经验更富于摆脱神的束缚的经验。
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人，才不是神的奴隶，或者说不是无知的知行不一者。这样再比较中西方思想精华的本体论冲突，就可以常识化发现，只有主客观一致性的本体认知才真正代表人的文明的发展方向。
这样再理解了本体论命题在哲学理论体系当中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就可以常识化发现，关于明确的本体论，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没有，西方哲学理论体系虽然有，但因为在逻辑认知上过于固执，所以导致整个西方哲学界都对自己不真知于终极本体论而视而不见。
综上，人作为逻辑的控制的知行合一的奴隶，其自我解放的文明进路注定只能在跨文明中心的冲突中完成，因为只有在前提批判的终点通过常识视角明确感性与理性的原始一致性，哲学与科学界众说纷纭的感知与认知关系才能被常识化厘清。
关于感知与认知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严谨的前提批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其归结为——感知即客观见之于主观，认知即客观见之于主观之后的主观见之于主观。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感知与认知的因果一致性所内涵的终极辩证属性，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望文生义内涵的所谓形而上学命题具有同质同构关系。如今再结合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性再拆分这其中的感知与认知同构关系，我们还可把这其中的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感知定义为狭义的形而上学，把主观见之于主观理解成是狭义的再形而上学或形而中学。为了对仗工整，本人在人的认知结构图中将其定义为形而中学。
这样再看人作为知行合一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高层次自圆其说水平的人是高层次的知行合一存在，低层次自圆其说水平的人是低层次的知行合一存在），正因为人的意识不仅是主观的形而上学，而且还是客观的神经现象，所以从主客观一致性的角度，人的思维从来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思考，任何思考之后都必然要根据思考结果做出知行合一的针对性行为，这个针对性行为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主观见之于客观，其中就包括与哲学理论创新类似的其他一切理论创新活动。
这样再看人的与心理机制保持一致性行为机制，先感知，后认知，最后再行动，就成了一个与意识行为完全重合的逻辑链条——先客观见之于主观，再主观见之于主观，后主观见之于客观——这其中即体现了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又体现了人的存在与逻辑相关的因果一致性。
换个视角再看，这其中感知所内涵的客观见之于主观行为机制和潜意识心理机制所进行的显然是事实判断，而后的主观见之于主观认知思考，显然进行的是与生存目的相关的价值判断。
基于并不深奥的常识化视角再看，在主观见之于主观的价值判断过程中，显然存在着一个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理性所做事实判断的再判断，而这个再判断就是显意识理性与潜意识理性的较量，当较量经验所形成的哲学理论成果无法终极自圆其说之前，人的文明就无法终极主观成熟，如今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把人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做出如此常识化的解析，就是对局限文明条件下的人的知行不一心理机制的终极剖析，据此做出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然也就有了终极哲学和终极文明意义，因为能常识化指导任何人的知行合一人生，所以必然引发实践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
这样再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对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精华的补强，不过是区别于曾经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命题又补充了一个形而中学命题而已，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只具有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方法论短板就彻底被补上了，因此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中华文明注定因此而率先进入终极成熟发展轨道，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必然焕发示范性文明中心的全部活力。
这样一来，在政治层面，显然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有文明终极转向的全部冲动，其他任何保守的政治类型都基于立场的原因而没有相关追求，所以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获取重新崛起的中国政治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必然需求，人类文明发展中心也将因此而迅速转入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