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伦理学发展比较
伦理学之所以在哲学里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就是因为所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必须知行合一地落实在现实的价值人生中才有效，其中就包括无价的精神价值。
哲学的不成熟和难普及，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人会选择性排斥过精神人生，不懂借助精神力量实现个人和人类集体利益同时最大化，意味着人无法实现哲学意义上的成熟，这样的人多了，人类便只能活在集体不成熟的社会环境中，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
正确的思想人生会让人获得思想自由，宗教会帮人实现思想自由，但有前提，因而不具有终极性。不具有终极性的宗教思想可以在政治的错误利用下产生欺骗效应，这种欺骗性可以确保政治的稳定，即便是民主政治也是如此，所以相对于被骗民众的无知，这种主动欺骗的愚民之举背后一定有傲慢心在作祟。
思想苏格拉底就死于当时民主政治的傲慢，因为他的新思想符合文明进步规律，却违背了当时的官方政治需求，更可惜的是，苏格拉底虽然慷慨赴死，但他预期的社会进步不但没实现，还直接走向了反面的专制。
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柏拉图的政治伦理观更明晰，可惜当时的民主政治已经解体，柏拉图自己都被当奴隶卖了，此后虽然又成了学术权威，可他的理论却再没实践的机会了。
古希腊主流政治伦理有民主色彩，可惜这种民主思想内涵的政治伦理却与苏格拉底师徒无关，如果说这师徒二人的政治伦理代表西方现代政治伦理的源头，古希腊主流政治伦理显然是源头的源头，那么西方政治伦理的源头就应该前移，这意味着西方哲学史起点的前移。
事实上，西方哲学史的起点都与自己的法律思想史不同步，而且滞后于法律思想史，所以西方哲学都在源头上用哲学的专业性混淆了哲学诞生的真正源头，这是赤裸裸的欺世盗名，其动机更多只能在掩盖政治本质上找了，因为西方唯心哲学从来向政治妥协得彻底，所以唯物哲学只能一直被边缘化。
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因政治的影响而无法按最正确的哲学逻辑演进，这就是政治对文明发展的反作用，因此政治的帝国化必然导致西方民主哲学理念出现了长期断层——城邦民主注定因帝国化而走向了专治，直到基督教因上位于主流而失去了革命性，之后黑暗的中世纪就是宗教伦理对政治的绝对束缚——这样我们就可以断言，旧民主在早期历史中只适应规模较小的城邦国家，不适合大帝国政治。
因为宗教伦理对人的束缚能力太强，所以宗教于文明进步的消极性很明显，但戏剧性恰恰就此出现在基督教文明中，因为西方宗教界在与唯物主义的对抗中自信心绝对爆棚，所以他们不自觉地开始自寻死路了——他们试图用科学手段证明上帝的必然存在——现代科技就这样被这些最愚昧的人所触发和诱变，所以人类才得整体进入现代文明，这就是物极必反的文明进步规律，无所谓好坏、善恶与是非。
由于科技进步具有不可逆的指向性，科技暴发实质改变了全体人的生存模式，随着劳动方式改变所必然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闲暇的普遍产生为复兴城邦民主提供了现实基础，被阻断发展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西方哲学现代主流意义上的政治伦理才得产生，并因压制了宗教伦理而复兴。
现在看，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主流政治伦理复兴得并不彻底，因为西方政治都在鼓吹宗教对社会的重要性，他们自相矛盾地一边鼓吹民主，一边又极力否定政府不值得相信，似是而非间，是他们继续在用宗教的绝对权威性在愚民，从而事实扰乱了逻辑分析能力不强的民众的终极理性——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反观与苏格拉底同期的中国政治伦理状况，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通透地论述了道的物极必反性，所以老子虽然因为小国寡民情怀而远遁，但孔子深得道文化思想精华，他用自己的睿智打通了将道文化知行合一地整体落地的逻辑障碍，通过天理人伦的一致性建立起适合当时全体人有秩序地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和谐人生的法门——儒家伦理。
西方文明用两千多年为柏拉图做注解，是因为柏拉图的政治伦理在两千年后才进入政治实践，孔子的儒家伦理虽然同样在作者的有生之年没进入政治实践，但孔子思想的传承未像柏拉图思想那样出现过断裂，反而早在汉朝的极盛时代获得独尊儒的尊崇地位，之后便一直延续至清末。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成功至今，儒家伦理虽然不再是正统的指导思想，但在世俗和法律层面都没离开中国人的生活。比较于宗教伦理对西方政治伦理古今一以贯之的干扰，中国人的世俗伦理和政治伦理则相对独立得多，这应该与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生命力直接相关。
从老子维护周王室不能的绝望和孔子“吾从周”的坚定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人对天下一统的执著追求。从周公治礼再往前追溯到禹死后，世人皆弃禅让的君主而归附禹的儿子，说明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完成了柏拉图时代的原始民主解体经历，可见中国的社会治理思想在近代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文明。
因为没有宗教的干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民权内容一直实质优于西方社会，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对政治有束缚之功，而西方哲学则无此功用。
周公治礼时尊尊亲亲的政治伦理观中封建色彩浓厚，孔子继承周礼的同时，结合时代特点打破的礼的贵族专属权，可见这种政治伦理思想对政治的束缚力度更大了。如果周朝的封建程度相当于西方中世纪宗教伦理主导的农奴制封建社会，那么秦一统后的中央集权和三省六部制、汉的独尊儒和唐朝的科举制就近乎现代民主的共和属性，所以中国历史迫切需要重新解读，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只跪现实的人，不跪虚无但绝对权威的上帝——同样是奴性，跪现实的人的比跪虚无的上帝的奴性更少，所以中国历史中多有像陈胜吴广这样的农民敢喊“王侯交相宁有种乎”，但跪拜上帝的人就没有或少有这种激情。这就是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差异。
回看一下，因为早没了宗教的干预，所以周礼制定后，政治伦理不但管束了臣民，同时也在道德上绑架了君主，而孔子的思想则在周礼的基础上更加细化，自圆其说能力更强，虽然现在饱受批判，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全社会人各负其责地用互相束缚换公平的最佳选择。
人各负其责，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是不折不扣的美德——希腊语中表示美德的词是arete（卓越），根本含义与英文中的virtue（美德）一词相似，与优秀的观念有关，既指道德的优秀，又指一个人尽可能好地履行被赋予的职能或角色的优秀，也就是人尽其责。这是东西方早期哲学的一致性，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
通过以上比较则不难发现中华传统文明何以灿烂辉煌了，但许多人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没主动进入现代文明而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历史功绩，这是不懂后人没资格审判先人的道理的悲哀。悲哀了他们自己，也悲哀了整个人类文明。
通过政治伦理的不同发展轨迹的比对，我们一定要发现，横向对比上，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不但更具人文自由性，而且平民的主体性相对跪在上帝脚下的人更多。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人能利用新思想持续解放老百姓的主体性，苏联和其他国家就不行，所以只能被复辟。
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则更惨，他们至今仍跪在上帝脚下，现实地仍当着奴隶，被卖了，还得替人家数着钱。这就是形式民主的虚伪之所在，因此我要说，民主是人的政治追求，不是人的哲学追求，人的哲学追求是自由。
自由与民主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非辩证思维根本无法辩清形式民主的虚伪。考虑到政治消亡的必然性，民主当然随之得以因内在矛盾的终极克服而彻底解除与自由的对方统一关系，人则因此而进入思想终极自由状态。这就是天下大同的必然性，中华文化先民早预见了，所以才能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完美契合。
因为民主必随政治的消亡而一起消失，所以历史地看，人对民主的追求相对于对自由的追求具有历史的孤立性和静止性，所以片面追求形式民主注定避免不了形而上学的肤浅，反过来，还是主动追求自由思想来得更实惠。
当然，如果以此认定我是在否定形式民主的必要性，那么只能说明你不具备辩证思维的能力，还在形式逻辑里转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