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中国哲学与哲学的未来走向
自打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就“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至今亦多有此种论调，足以说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余毒之甚，说明功利主义的屁股决定脑子现象必须从地球消失之后，人类才能真正变得整体文明。
我当然持中国自古就有独到哲学体系的观点，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曾经的大繁荣的标志。我此前亦说过，中国的哲学在罢百家、独尊儒后被封建统治阶级阄割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起源与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就形成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息息相关，这种文化发展到极致时促成了周朝礼制天下的文化传统，进而演化成阳儒阴法、德主刑辅的政治治国思想。自此以后，中国哲学为了迎合阶级统治而进入僵化教条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辩证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文追求理想化的一面，历经数千年而不易不移，所以形成中国人天生的浪漫主义情怀，礼制天下便是这种浪漫情怀的具体落实和有效延续。
天下一家是中国能形成大一统格局的文化基因，崇德尚礼使中国的统治阶级总有温情的一面，被统治阶级的基本生存需求因此相对容易得到保障。在这种环境下，老百姓“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式的生活也不至于缺少太多的幸福感，社会的相对和谐就比较容易形成。中华文明史从来没有西方文明中世纪那样漫长的黑暗时代。
历史证明，中华文明具有独到的政治生态，因而确保了自己永恒的生命力，是故旧中国的统治秩序往往需要域外文明入侵才能动摇一二，但随之必然的复兴得证明了这种生命力的真实性。
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秩序相对稳固——改朝换代容易，但统治结构换汤不换药——原因除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之外，因文人（哲学家）与统治阶级的勾连，使政治上的统治机器相当精密完善，文化上的愚民政策亦功不可没。
然浪漫终不抵现实的残酷，而后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妥协的产物，亦是中国人人性虚伪、含蓄、内敛等独具特色的民族性的始因（不是贬低我们的民族精神，只是客观描述）之一，其虚伪主要体现于阶级统治，其含蓄和内敛则主要体现于被统治阶级身上。
当然，从中国传统政治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和对外政治关系的处理上也都可以领略中国政治的内敛与含蕴，只不过这时需要有更深更广的历史视角，是故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是无知的表现。
中国历史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因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使得哲学缺少向前发展的动力，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独立思维能力被强大的政治统治所禁锢的结果。
中国哲学史上不是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只是春秋战国时代建立的那个体系因一味追求政治和谐而被肢解了而已，因为社会整体和谐符合整体利益最大化。只是这种最大化没考虑国际因素，比如与周边游牧文明的事实交往关系。正因为选择性忽略了国际政治影响，所以导致中华文明必须不断经历外来文明的补充才能日益丰富与完善，直到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是这个融合史的终点。
而今，随着中国各项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的文明亦在复兴，从未泯灭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正在与西方先进文明融合，在与西方虚伪民主制度的竞争和挤压下，全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已经在日渐强大的经济的护卫下开始突围：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构想的日渐成型、新的援助非洲计划的实施，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指导下的各项国际政策，都是在向世界昭示这种古老文明崇尚天下一家情怀的力量，都可能起到给世界的未来指引方向的功用，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在全新的中华文明的指引下走向新的繁荣与和谐。
让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欧美人虚伪的优越感一同见鬼去吧！（2015.12.09）
话外音：这一篇是我觉悟早期的作品，结合今天的认识略做修改，但我又必须强调这种修改仍是一以贯之的，而且我也必须阐明，从此篇开始，说明我的哲学思考方向已定，因为此后的大量论述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和服从于本篇文章的思想追求。甚至可以说，我是在通过反复的自圆其说放大对本篇文章的深入思考。
真懂哲学的人都能在西方哲学史中轻易发现西方哲学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熟悉中国传统哲学的人都能主动调和他们所谓的悖论。最近我发现，西方哲学的这种不自知的肤浅始于柏拉图，因为他太悲观了，以至于错误地解读了作为他老师的苏格拉底对人性的乐观预见，所以西方文明一直悲观至今。
西方哲学尊苏格拉底为先，却一直在为柏拉图做注解，这就是西方哲学先天扭曲与分裂的起点。同样受制于政治压力，西方哲学根本无力自主扭转这种先天性扭曲，一样得依靠外部文明帮助解决。这个外部文明就是经马克思主义改造后的中华新文明。
我敢这样说的一个理论依据是，西方所谓民主政治不过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翻版，只不过他们改中国传统的中央任命官员为地方直接选举。我们必须看到，苏格拉底心甘情愿地死于民主制度的判决，而柏拉图则极力鄙视民主选民的肤浅而主张哲学王治世，柏拉图并没有他老师那样高远的洞见，所以西方哲学自此而急转直下于普遍的肤浅。
放眼世界，只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神兼备地与柏拉图哲学王治世理念相近。这说明，只有中华文明的政治制度能真正服务于更大范围的全体人，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政治结构，只有中国政治最符合被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只有中华文明的阶级关系相对和谐，所以只有中华文明才能展现出人类文明史维度上的稳定性。
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与哲学的终极追求具有一致性——和谐，中华文明天生具备直达和谐的能力，所以不能因中华传统文化没有类似西方的哲学体系而被排除文明中心之外，反而西方文明因过分迷信于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注定迷失，因为哲学体系只是术，而非支配文明运行本身的道。恰恰因为如此，西方文明只是复兴了一个阶段性文明中心而打造了一个新的阶段性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才是亘古不变的文明分中心。考虑到人类理想中的终极文明是多局部中心文明互动的结果，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终极文明的新起点，待政治一体化之后便是文化一体化，只有文化一体化的实现可代表终极文明的真正实现。
待整理完旧日作品后，我会就西方哲学就柏拉图开始没落展开详细论述，因为在我持续的自圆其说中有中西方哲学的本质比较与突破。有了这样的比较与突破使编纂世界哲学史成为可能。西方哲学界无人编纂世界哲学史，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破产的明证。
我当然不具备直接编纂世界哲学史的能力，但哲学常识化理论有助于这项任务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