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奏折，看尽大明王朝预备仓制度的建立、衰坏与崩塌
引子：
1368年，在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的喧闹中，明王朝建立了。
龙椅上的视野很好，朱元璋能清晰地看见大殿中的每一个角落，和功臣们每一张喜气洋洋的脸。
但朱元璋的目光望得更远，他没有忘记，在大明的山间田野当中，还有无数的百姓在挣扎着生活。他更没有忘记，一旦灾荒来临，这些毫无抵抗力的百姓顷刻间就会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如同二十四年前的自己一样。
朱元璋画像
因此，在洪武元年，朱元璋便下诏，令当时的户部尚书杨思义主持，在天下各府县建立“预备仓”，贮存粮食，以备灾荒。
从这时起，以预备仓为核心的明代救荒制度开始萌芽。在之后的二百余年中，这一制度犹如镜子一般，折射出了大明王朝或强盛、或衰败的背影。
今天衔笔就从三封明代奏折入手，给大家说说明代实施预备仓制度过程里的那些人和事。
第一封奏折
在《明太祖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份奏折——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江西吉安龙泉县递上奏折，说是由于去年当地连遭旱灾、蝗灾、霜灾，百姓饥荒，无法种地，希望皇帝批准，将预备仓中的粮食借给百姓度荒。
明代吉安府地图
奏折递到南京，皇帝很快就作了回复：“诏许之”。
这段史料相当不起眼，一不小心就会滑过去。但若是细细琢磨，却能发现这份奏折反映出了不少有趣的问题——
这封奏折出现在洪武二十五年，离朱元璋下诏设立预备仓，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的时间。然而，在这一年之前，明代各类史料中竟然几乎没出现过以预备仓救灾的记载！
难道这二十五年中，年年风调雨顺，没有灾荒？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这二十余年中，朱元璋极为看重的预备仓，压根就不具备救灾的能力。
一件事办了二十五年才有点成果，着实有点说不过去。按照朱元璋的一贯作风，这就算是严重的消极怠工，不杀上一批，简直天理不容。
然而，翻遍《明史》、《明太祖实录》，都没有找到朱元璋因为预备仓一事惩戒官员的记载。
真是奇哉怪也，难不成朱元璋转性了？
这理由恐怕很难让人信服，至少蓝玉就第一个不信——就在一年之后，“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大手一挥，一万五千多颗脑袋落地——朱元璋的刀快着呢。
蓝玉墓
那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件事实在是不好办。
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一下，再去看看洪武元年，朱元璋究竟是怎样安排这项工作的：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虽然给杨思义派了任务，但问题在于：经费从哪里来？粮米如何募集？日常管理谁来负责？出现灾害时如何赈济......？这些关键要素，史料中居然一字没提！
因此，我们可以大概推断出当时的情景——
朱元璋：朕打算在天下各县设立预备仓，逢水旱灾年，便可就地赈济百姓。
杨思义：万岁圣明！
朱元璋：朕打算让你负责这件事，这件事关乎民生，不可辜负朕的希望！
杨思义：臣必定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不过，兹事体大，您还是赐臣一套章程为好。
朱元璋：......天下初定，事情忒多，朕暂时没时间细想，你是户部尚书，且看着办！
杨思义：......我太难了......
这段对话虽然是虚构，但从现存史料中记载的各地预备仓的建立时间来看，杨尚书接到任务后，很有可能只是制定了一套制度，找了几个地方做试点，并把成功经验派发到了各地，至于其他府县执不执行、如何执行，只能听天由命。
虽然说，这一时期的预备仓制度基本上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朱元璋号称一代雄主，他说出的话，早晚是要兑现的。只不过在兑现之前，朱元璋还有几步棋要走——
第一步棋：查户口。
要实施预备仓制度，就得要贮备足够的粮食。而粮食的来源，无非是百姓、地主、粮商手中的存粮。
这些存粮是百姓生活所需，自然不可能一征了之，要粮食，只能花钱买。
而对于此时的朱元璋来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朱元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许多历史普及文在提到明朝初年的财政情况时，常常用“饱受战乱，经济残破”一笔带过。而实际上，要理清明初财政的困局，得从元朝开始捋。
在雍正元年实施“摊丁入亩”之前，我国历朝历代的财政结构虽然多有变化，但总体上还是由田税、丁税、商税、杂税以及官营产业收入等几部分组成。
在这几类收入中，田税以收取实物为主，丁税（即人头税）就成为了朝廷货币收入的最大来源，也是商税、杂税、盐铁等收入的基础。
但丁税的征收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大麻烦——为了少交丁税，老百姓使尽了手段，什么瞒报人口、逃户、出家、到大户人家为奴......层出不穷。
百姓将儿女卖为奴 便可少交一份丁税
因此，从秦朝开始，历代都极为重视户籍管理，只有统计出相对正确的人口数量，丁税的征收、考核乃至徭役征发、物资调动才有据可依。这也就是当刘邦打进咸阳，其他将领都在抢夺财物、人口时，萧何却在第一时间去收缴、清查各类档案的原因。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而这个例外正好让朱元璋赶上了——在历朝历代中，户籍管理最奇葩、最混乱的时代，就是元朝。
元朝的户籍管理制度，叫做“诸色户计”，简要来说，就是根据等级、从事职业、社会地位、宗教信仰、缴税种类、入籍时间等等等标准，将百姓划为军户、民户、匠户、灶户等数十种不同的户籍种类，这些户籍分管部门各不相同，相互之间既有重叠又有交叉，简直乱得没法看。
忽必烈曾想改革元代户籍 最终也放弃了
举个例子：李三世代打铁，被划做“匠户”，归工部管；李三的手艺好，找他打铁的人变多，挣了些钱，便买了一块地，这下子，李三就同时有了“民户”的身份，要归民部管；李三在地里种了不少生姜，又被划为“姜户”，要专门缴纳“姜税”；李三和隔壁的民户赵四打官司，还得由工部、民部和当地的官员一起“会审”......
在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时代，这种啰里啰嗦、自找麻烦的制度，元朝各级官员竟然也磕磕绊绊地将就了几十年，真是不易。
到了元朝末期，天下大乱，百姓四处流亡，如此繁琐的制度自然执行不下去。于是，当明朝建立时，朱元璋所拿到的户籍档案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史.食货志》）
这简直就没法干啦！
虽然朱元璋平白背了一口大锅，但户籍关乎朝廷收入，总不能扔着不管。因此，从洪武三年起，朱元璋便派人着手建立户籍档案，制作统计表（黄册），整整忙活到洪武十四年，才把当时的人口数量统计清楚。
万历年间的黄册
户籍统计工作结束了，可朱元璋掰掰手指头，发现丁税等收入加在一起，应付朝廷日常开销都有点费劲，更别说是拿出余钱买粮食了。
没关系，朱元璋还有第二步棋：印钞票。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现在咱们国家缺铜，各地官员收铜的时候，有时连老百姓的锅都砸啦，再加上还有不法分子私铸铜钱，就闹得铜更不够用。再说铜钱太重，不好携带，太不方便！记得元朝也印过纸币，朕瞧着不错，咱们这就用起来吧！”
明代宝钞
明代的宝钞制度，一直是一众历史学人吐槽的重点对象。特别是经过《明朝那些事儿》的普及，这项制度简直成了明代“恶政”的代表作。
但是，当我们在翻阅相关史料，却能够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朱元璋基本没有什么经济学常识——这是真的；
明代宝钞制度有着极为明显的缺陷和漏洞——这也是真的；
明代宝钞没有一点正面作用，就是赤裸裸地掠夺民财——这倒未必......
众所周知，朱元璋之所以设立宝钞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朝廷收入不足与开支巨大之间的矛盾。据考证，从洪武八年到洪武十七年之间，宝钞的常规开支规模大约在每年180万锭左右，主要用于支付官员俸禄、宗室奉养、士兵的“月盐钱”以及盐户的“工本米费”等方面。
明代庞大的卫所体系
换言之，这些宝钞要么投放在城市和各府县驻地，要么流通在驻军卫所和边境地区，对于占当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百姓来说，影响相对有限。
而且，朱元璋并非对宝钞贬值的问题毫不知情。在洪武十七年初，由于社会经济回复，朝廷收入增加，朱元璋曾下令停造宝钞。可见，若说朱元璋发行宝钞是为了掠夺民财，恐怕有点欲加之罪的意思。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整个洪武年间，宝钞真正泛滥的时期大约是在洪武十九年到二十三年期间，在这一时期，存在着许多大量支出宝钞的记载，仅洪武二十三年，临时支出宝钞的次数就达到了28次之多：
洪武二十三年宝钞临时支出情况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朝廷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大量支出宝钞，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段时间内，对元朝残余势力用兵频繁，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则用在了为预备仓采购粮食，或是赈济灾民方面。
打个比方来说，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宝钞贬值，如同钝刀割肉，是长期危害；而保障军费开支、建立预备仓赈济灾民等，则是快刀放血，如果不办好，国家基础就可能动摇。
这些藩王都等着朱元璋养活呢
换了你是朱元璋，你怎么办？
所以说，朱元璋发行宝钞，无非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原则下的选择而已。只不过问题在于，朱元璋把印钱当做了万能灵药，后世皇帝也是亦步亦趋，才把宝钞制度搞成了一团糟。
总之，朱元璋在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下，忙活了二十多年，总算是将预备仓建立起来了。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无数百姓仰赖着这一制度，在灾荒中活了下来，不得不说，这是朱元璋的一大功绩。
正应如此，清代学者孙承泽在其《春明梦余录》中这样说：
备荒之政，莫善于预备仓。
第二封奏折
明英宗正统五年的一天，十四岁的明英宗朱祁镇收到了一封奏折。
看到奏折上面的署名，明英宗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写这封奏折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领内阁首辅的杨士奇。
杨士奇的这封奏章，正是关于整顿预备仓事务的：
正统五年，这位一代名臣已经七十六岁。早在两年之前，杨士奇便提出告老还乡，只是在明英宗的强力挽留之下，才勉强留任。
整顿预备仓这件事，能惊动这位志在养老的首辅大人，可见，当时的预备仓制度，已然出了大纰漏，到了不得不整改的时候了。
杨士奇画像
然而问题来了——根据史料记载，明代预备仓制度实行最为有效的时期，正是在“仁宣之治”的十年之中。仅看《明实录》，这十年中各地以预备仓赈济灾民的记载就达到上百次。
明英宗有点窝心：爷爷和老爸在位时运行良好的预备仓，到了孙子时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于是，正统五年，明英宗下诏，派出了一批精干官员，分赴各地，开始整顿预备仓。
顺便提一句，在这批官员中，有一个人在九年之后拯救了大明——他叫于谦。
这批官员临行前，明英宗曾赐给他们“便宜施行”的敕令，在其中提到了预备仓出现问题的原因：
前文说过，这一年明英宗才十四岁，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段话视为杨士奇本人的看法。
按照杨士奇的分析，预备仓的主要弊病有两项：其一，管理不善，“不得其人”；其二，存粮亏空，发出去的粮食还不回来。而问题的深层根源，则是权力扩张后的监督缺位——
预备仓制度建立之初，具体管理和运行制度是这样安排的：朝廷出钱买粮、地方政府建立仓储、而管理工作则由民间的“老人”轮流管理。
所谓“老人”，实际上就是乡村中的年龄大、有威望的乡绅、地主等人。从秦汉以降，官方行政机构只到县一级为止，广大乡村的日常运行、教化、调和矛盾等管理工作，都要依靠这些“老人”来运行。
西泠印社中的汉代三老碑，记载了汉代三老的宝贵资料
将预备仓这种关乎民生的物资交由“老人”管理，算是朱元璋的一个创举，而朱元璋这样做，的确有他的合理性：
预备仓设立之初，为了方便就近赈济灾民，要在各县东、南、西、北四个位置各设立一个预备仓，这些预备仓远离县衙驻地，地方官员鞭长莫及，由“年高笃实民人管理”（《明会典》），自然是理所应当。
其次，“老人”熟知乡里情况，发生灾荒时，可以会同地方官员，根据各家的不同情况进行赈济，实现预备仓作用的最大化。
最后，这些老人不仅负责管理、分发预备仓粮，在灾荒平息后，还要负责预备仓粮的收缴，借多少、还多少，以此实现预备仓存粮的循环。
这套制度在纸面上看起来相当完美，但是在运行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要命的就是日常管理——
由于预备仓所在分散，管理标准也不统一，加之“老人”的责任心也是有强有弱，于是便经常出现预备仓粮食腐烂或是发生火灾等情况。因此，在永乐年间，各地的预备仓就基本都移到了县城之中，但日常管理依然由“老人”负责。
这样看起来万无一失，但后续的问题又随之出现了——
乡村中的“老人”之所以大多能够秉公办事，一方面是“老人”本身的道德与威望，另一方面，“老人”所处理的，都是百姓眼皮子底下的日常事务，百姓的口碑，无形中对他们起到了监督作用。
随着预备仓搬离乡村，百姓自然无法起到监督“老人”行使管理权的作用，而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指望道德标准来约束人类的欲望，基本等同于做梦。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宣德年间开始，就逐渐出现了“老人”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编造虚假户籍，贪墨救灾粮食的情况，甚至在一些地区，预备仓房都被这些“老人”侵占，成为了他们的私产。
这些“老人”贪墨救灾粮食，肯定是不打算还的，自然想方设法地要将亏空落在百姓头上，于是就出现了以下情况：
百姓还不起——预备仓粮食就减少——无法有效赈济百姓——灾情难以遏制——百姓更加还不起——预备仓粮食更少......
嗯，很完美的死循环。
因此，明英宗年间预备仓弊病丛生，实质上是问题不断累积后的集中爆发。
明英宗：朕也是背锅的！
在明英宗正统五年至六年的这次预备仓整顿中，明朝政府主要采取了追讨欠粮、变卖库存杂物购进粮食、整修仓库等等手段，这些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从一定程度遏止了预备仓制度的崩坏趋势，使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能够继续发挥一定的救荒作用。
除了这些手段，明朝政府对预备仓原先的“官办民营”的方式进行了修正，将预备仓的收支工作委任给了地方官员，而“老人”只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同时，朝廷也将预备仓粮食归还数量作为官员升迁之前的考核项目之一，要求预备仓粮到期未收回者不得离任，情节严重的还要严厉处罚。
这一办法，本意上是让地方官员重视预备仓，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办法逐渐变了味，最终导致了预备仓制度的彻底崩坏。
这种荒诞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
第三封奏折
明代中后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凡某一件事，朝廷三令五申，地方官员天天忙活，基本上最后都是一团糟；那些放手不管的事情，反而运行得挺好。
这种情况，衔笔管它叫做“无效执行”，用大白话说，就是管不到点上。
有人可能要说，既然官员们天天忙活，怎么会是无效执行呢？难道明代官员都是傻子？
且不忙辩论，我们来看一下明初时，一项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制定《大明律》，是朱元璋一生相当得意的一件大事。为了保证《大明律》的执行，朱元璋除了严格刑罚执行之外，还先后颁行《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案例汇编，用讲故事的方式，在官员和百姓中普及《大明律》，这才使大明律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光绪版大明律
而明代中后期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以预备仓为例，来看看那些花样百出的补充制度——
正统六年，预备仓粮食归还情况纳入官员升迁标准；
成化七年，朝廷对预备仓存粮数量做出明确规定，要求每里积粮“多者五百石、少者三百石”；
弘治三年，朝廷再度修改政策，以按照州县人口数量，制定了为数不等的存粮数量，最多的达到了十九万石；
弘治十七年，再次细化了预备仓粮来源、官员考核、发放标准等程序；
正德三年，又一次要求落实官员考核，甚至要求官员自掏腰包补足预备仓的亏空；
......
制定了这么多政策，明代中后期的预备仓运行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万历二十一年，户科给事中王德完写过一篇《救荒无奇及时讲求以延民命疏》，其中是这样说的：
“今天下内外蓄藏、可指而数也.....岁当丰穰、尤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填沟壑。昨年四方灾沴盛行、蠲赈不遗余力、然囷倒庾竭、莫可谁何，顷以抚臣请赈饥漕粟二万石，尚且难之......”
堂堂大明王朝，连赈灾的两万石粮食都掏不出来，着实有点太惨了。
明神宗：国家穷不要紧，朕富得很！
朝廷不断要求，官员不断忙碌，而预备仓政依旧乱套，百姓依旧难熬......明代中后期，就是这么一副滑稽景象。
其实，从前文提到的那些补充制度倒推上去，就可以知道，明代中后期的预备仓制度，实施的肯定不怎么样。
为何朝廷三令五申的预备仓政会败坏到这种程度呢？在王德完的这篇奏折里，也提到了原因：
“朝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之间，仓皇跼蹐。积贮无素，常自懊悔。及灾伤甫起，年谷方登，上下嬉娱，绝口不谈积粟。惟幸天灾之不至，罔虞荒政之不修。”
这就说得很不客气了——灾荒来了，便愁得抓耳挠腮，后悔没有存粮，可一旦收成好了，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又把储粮备荒的事扔到脑后......用现代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懒政”。
基层官员懒政，朝廷也好不到哪去。前文说到，明代朝廷多次调整地方州县的存粮数量标准，然而却没有考虑到各州县的实际情况，只是按照面积或是人口，简单粗暴地制定一个标准便了事。
为了应付考核，地方官员要么想方设法征敛民财，要么破罐破摔、毫不作为，更有甚者，为了保证预备仓存粮数量，在地方发生灾害时，或瞒报灾情、或拒不赈济，坐看灾荒蔓延发展。
明代官员
官员不作为，百姓就得自己想办法。在嘉靖、万历年间，许多地方已经开始设立“义仓”，自发筹备、存储粮食以备救灾。这样的行为虽然在第一程度上补充了预备仓的不足，但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朝廷的信用已经基本破产，百姓们在无可依靠的情况下，只能自己拯救自己了。
朝廷政策脱离现实，基层官员懒怠无为，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明代的预备仓制度终于走向了彻底崩塌。
尾声：
崇祯十三年，整个大明北方地区被水、旱、蝗、瘟轮番侵袭，流民四起，各地官员无可奈何，请求赈济的奏章如同雪片一样飞向朝廷。
内忧外患之下，崇祯皇帝掏了又掏、挤了又挤，从内库中凑出可怜巴巴的三万银子，发往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救灾。
但就在崇祯皇帝凑银子的时候，李自成突破明军包围，进入河南。瞬息之间，“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传遍中原，星星之火，终于可以燎原。
李自成画像
不知道在这时，崇祯皇帝有没有怀念起他的祖先所设立的预备仓？
参考文献：
《明史》
《元史》
《明实录》
《明会典》
《皇明经世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