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起：启功先生的鉴定何以淹有众长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
2005年夏，启功先生逝世，我在纪念先生的文章开篇写道：“启功先生逝世，中国失去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一位并世少有的伟大教育家，一位独步当代甚至不让古人的大书法家，一位可以说完美继承了中国文人画优良传统的画家，一位才思敏捷而又能入古出新的诗人，一位古书画碑帖全能的权威鉴定家；于我，则从此失去了一位悉心指教关心、爱护我的恩师。”
王连起（右）与启功先生在启功先生家书房合影
从1978年至先生逝世，我大概是向先生登门请教最勤的人之一。每看到各色人等向先生求字、求画，无论春秋寒暑，无休无止，我便不由地想起元代诗人方回写赵孟頫的诗：“不合自以艺能累，天下善书今第一……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侯掷缣帛。门前踏破铁门限，苦向王孙觅真迹。”都是旧王孙，都有各方面超人的艺术才能，正缘于此，先生同赵孟頫还有一个非常相似之处，这就是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在赵孟頫行状中说的：“然公之才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济济之学。”所以，我虽然这里谈的是古书画碑帖鉴定，但行文伊始，还是要把先生的学术和教育成就放在前面的。
最近看到一种分类法，将三位鉴定家老先生各自贴上一个标签：徐邦达先生是技术鉴定，谢稚柳先生是艺术鉴定，启功先生是学术鉴定。还有将美国大都会讨论《溪岸图》时的美国的高居翰、方闻和启功先生，也都各给定了一个什么派，启先生大概是经验派吧。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需要艺术本身各方面的知识外，还需要其他一切有助于鉴定的学问。术业有专攻，专家各有所长，绝不能偏废，也不能以此代彼，用简单的名派称谓来区分，是不准确的。
徐先生解放初至文革结束确实搁置了画笔，但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是成名的画家了，其书法笔法变化之丰富，亦为当代少有。启功先生早年是为了题画才发愤练习书法的，其画名，特别是书名更是无法否定的。另外，更有人将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称之为“眼学”鉴定，而将依靠科技手段检测的方法称为“科学”鉴定，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持如是观的人，对书画鉴定工作，必是持悲观态度的，一是对鉴定工作缺乏深入的认识了解，二是误将科技手段的检测当作了科学鉴定。实际上就是将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当作了过时和落后的办法。这些人对“科学”的概念，认识还是原始的、机械的。这也难怪。“科学”这个词已经普及到近于口头语的今天，对它产生的历史，它的准确定义，人们却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辞源》没有这一条，《辞海》不同版本解释又各有不同。简单的说，大多数人的“科学”概念，就是等同于完全正确，而艺术的东西不可能如化学实验，水分子是H₂O，即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但先哲们已经将世间事物的认识研究分为了两大门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画鉴定属于艺术研究范畴，当归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眼学”最初只是个别人随便讲的，并不能完整代表当代书画研究和鉴定。而且可信的眼力，是长期鉴定经验的总结，结论是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推导和判断，以及相关的非常广泛的历史文化和专业知识的联系和运用。越是鉴定水平高的鉴定家，他的思想方法就越科学，这同地位、身份、名望的关系并不大。将现代对古书画研究鉴定归为“眼学”，并从而与所谓的“科学”鉴定对立起来的人，实际上是不了解鉴定工作的学术性、复杂性和科学性的，而他们认为的仅依靠科技手段检测的所谓的科学鉴定，能完全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运用科技手段的人思维不清晰、不科学，问题可能更糟！最好的办法是人的研究鉴定和科技检测的办法相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检测手段对书画鉴定的辅助作用肯会越来越大，但绝不会替代人的研究。这里要谈的是启功先生的书画鉴定，但一些对鉴定工作的误解、误识是有必要做一些澄清的。因为谈启功先生书画碑帖鉴定方面成就的人比记其为人及其道德文章、书法艺术者，相对要少一些，而这方面小子可以说受教益最大，所以在这里我就斗胆谈一谈这个问题，题目就叫“浅说作为鉴定家的启功先生”吧。下面拟从这样几个角度说起：
一、 古书画鉴定的通人，即书画碑帖全能的鉴定家
古书画鉴定家在国家经济转型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很多，这之前是很少的，令古书画专业工作者信服的就更少。而且这少数的专家中，还多有侧重，有的长于鉴画，有的偏于书法，有的有名头大小之限；而治碑帖者，多不问书画问题，而又有碑、帖之分，即长于校碑者，多不能断帖之真伪，等等。只有启功先生淹有众长。
启功先生录《石门铭》释文考证
启功先生藏《石门颂》
启功先生是权威的书画鉴定家是人所共知的，早在抗战胜利后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他便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鉴定书画。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更是国家倚重的几位专家之一。当时看画很多，如今天还有专家当作论题的梁楷《右军书扇图》，先生文中言及，早在文物局在团城收画时，就已经断其为“旧摹本”了。我这里只讲一个先生鉴定绘画的例子，以见其鉴定特色。《爽籁馆欣赏》第二辑中，有一本吴历画册，“画法细密，相当精彩，本款是'丙戌年冬至摹古八帧’，每页都有清初人对题”。后有陈德大长跋，指出题跋年月有问题，其中王澍跋更是临帖，后又经人挖改。但先生仍定其为伪：“其实这一册的漏洞，并不在于对题的年月，况古代名画拼配题跋的事很多，都无损于名画的真确性。而这册的问题实有以下六点。”先生列的六点分别是，一，画法、用笔、布局、渲染，吴历都有其特殊风格，此册与之完全不同；并点明此册是明末武丹的画风。二，吴历书学苏轼而又有自己特点，与此册题字笔法全不一样。三，印章不符。四，款书墨色浮，同画上墨色不同。五，末页吴历款题，原是恽寿平题画语，见《欧香馆集》。六，册中仿李成一页题云：“李营邱秋渡图”，清代雍正四年为避孔子讳，丘字才改为邱；吴历卒于康熙五十七年。并注明这是其“陈励耘师考出”者。最后，先生点明这一册是用武丹画改造作伪的。读者自能判别，能从上述六条鉴别书画真伪的能有几人呢！何况先生还熟悉并确知此图改款的具体人即善作伪的祁崑祁井西呢？！
先生鉴定古书画的实例之多，不用我多说，书法鉴定我也只举一件先生立判真伪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位故宫的专家要为文物局举办的书画鉴定班讲课，其所带的讲课用的参考品伪例中，有一件赵孟頫的二体千字文。启功先生“碰巧”看见，说了一句：“故宫真阔呀，这样的赵孟頫都当参考品了，这是真迹！”《赵孟頫二体千字文》故宫只有这一件，印在《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书法元代卷》中。这是赵孟頫中年书法的代表性作品。
下面主要谈谈先生的碑帖鉴定。“碑帖”，在欣赏和研习书法的人眼里往往视为一类，因古代没有影印复制技术，人们学书的范本又多取拓本，因此碑帖就有了一个绰号“黑老虎”。这一方面指的是黑地白字的捶拓本；另一方面也说明，它是集书法艺术、摹刻传拓技术、综合的文献历史知识于一身的一个专门的复杂学问，没有专门的知识而去动它，是要被“咬”的。所以，碑帖方面真正的专家，要远少于古书画鉴定专家。
古今用心于碑帖考校的大略有三种人：一是金石学家，着眼于文字内容，意在历史的补阙纠谬，重视的是文献资料价值，基本上是重碑而轻帖。二是书法艺术家（包括创作者、研究者），他们则意在书法的高下、刻拓的精粗，字迹留存的多少和清晰程度。两家都要看碑帖的完整程度，但前者要求的是内容的完整明白（主要是碑），后者要求的是字的笔画清楚传神，于是就有了考校碑帖之学的兴起。而所谓的第三者，则是前人所说的帖贾即碑帖商人。他们也注意校碑考帖，而且可能较金石学家、书法家更斤斤计较，不仅缺字残笔要记牢在心，即如石花泐痕亦要死记硬背。因碑帖商人意在于利，对碑帖鉴赏往往轻视甚至置而不论。但这些人中，确实也产生了不少专家，当然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其实，金石家和艺术家也各有偏颇。我有幸看到一位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出名的大学问家遗留下来的碑帖，其中有不少伪物，当时颇感奇怪。后见此老笔记，认为晋人书（帖）不如唐人书厚重，便同意友人说的晋人书法都是唐人的伪造，当在晋时，书法只有如魏碑云云。可知，这位历史学家是不懂书法发展历史的。其见解还停留在清代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李文田等的认识水平上。启功先生《论书绝句》及其注释，对此等见解批得已经体无完肤。
启功藏王献之小楷《洛神赋》拓本
启功题王献之小楷《洛神赋》拓本
CV- 相对于上述三种考校碑帖者，启功先生则掩有众长。不仅一般碑帖鉴定家死记硬背的所谓“考据”可随口说出，相关的金石文献、书画著录、校碑考帖书籍也都非常熟悉，而且经史子集，凡相关于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知识，亦惊人地丰富。其深谙古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又精研历代书法，凡名家墨迹、碑帖摹刻之优劣、鉴藏流传之经过，皆了然于胸。他兼数十年临池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对书法字体结构的深入独到研究，用于古书画特别是碑帖鉴定，便有了一种触类旁通、游刃有余、居高临下的优势。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仅举几例如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地发现了一部宋代名帖“潭帖”，被推荐到文物出版社出版。刚拿来时，我有幸先睹其帖，但见笔画僵死，是明显的帖翻帖，而且还刻有宋徽宗、宋高宗题字画押。从李卿云先生到启功先生，都曾经给我讲过法帖谱系、源流，潭帖刻于北宋仁宗的庆历年间，怎能有徽宗、高宗的题、押呢！之前我已经因轻率直言被人告到领导那里说狂妄，所以这一次，也还是搬先生来说话吧！启功先生一看，即指出其伪的证据：此帖卷九有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庐山归去来帖》五言绝句，这是宋王安石书太一宫壁诗。帖名就是此诗的最后一句，谪仙能写王荆公的诗么！而且先生接着便指出它的来源：钱梅溪《履园丛话》讲的，作伪者买了翻版《绛帖》一部，将每卷两张重刻不同年月，以新纸染色拓之，冒充宋刻，凡五种，其“五曰《绛帖》”，这一例子，足证先生的精鉴与博学。
还有一例，日本友人捐赠给故宫一部法帖，帖上有三个题签：清王铎题为《宋米芾帖》，无名者题为《宋名贤帖》，日本宇野雪村题为《宋拓宝晋斋帖》；帖后有清翁同龢两跋，虽言及程兰川《帖考》记有《松桂堂帖》事，但不能断。启功先生过目，即断“此米友仁孙巨容刻其祖所藏《宝晋斋法书》，与夫溪堂手泽一册，即所谓《松桂堂帖》者也。”因为先生不仅熟悉相关的文献资料，而且，这之前就曾留意过《松桂堂帖》的相关问题，如查找《松桂堂帖》的帖目等。
《松桂堂帖》（局部）
启功先生题《松桂堂帖》
前些年，晚清裴景福曾经收藏的所谓赵子固《落水兰亭》现世，有也被视为专家的人到处喊要国家重金收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的清乾隆内府摹刻《落水兰亭》，有启功先生题跋四十余行，考辨《落水兰亭》的问题，指出裴氏藏本是“伪中之伪，歧中之歧”。先生的题跋对《落水兰亭》的种种问题，如不同本的鉴藏流传，前人的考证得失等等，阐述得极为详实明白，特别是关于《落水兰亭》的真伪判断，相对于那种以耳代目、道听途说、不懂装懂而且到处宣讲要国家重金收购此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此物在台湾私人手中）的言论，尤其显得准确和有实际意义。因为呼吁者亦负盛名，在这个问题上，先生的鉴定意见是起了国家收购文物资金的守护神作用的。先生这方面的论著很多，留心者自然了解，所以就不用我做过多的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