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 科学的概念、范围和界限——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科学观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3期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一生所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他正是通过阐明二者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科学的范围和界限，论证了科学的本质和哲学根源的独立性。
一、“科学哲学”和“总体知识”批判
在《关于我的哲学》（1941）一文中，雅斯贝尔斯在“科学是什么？”这一标题下，着重澄清了三个问题：“真正的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够是什么？科学的界限在哪里？”（〔1〕，p.408）在此，他强调，哲学要求“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keit），即“科学应当作为哲学的工具”，但是哲学并不能提供普遍有效、令人信服的知识。基于这一认识，他重点批判了三种现代科学哲学倾向：其一是，E.胡塞尔的现象学；其二是，H.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其三是，R.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
众所周知，1911年胡塞尔发表了作为现象学宣言的长篇论文《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一时名声大噪。然而，雅斯贝尔斯却带着反感阅读了这篇文章，因为在他说来，“这是胡塞尔著作中的一部杰作，但却是一部不怕任何荒谬结果的杰作。不过，他使我明白了令我反感的哲学与科学的联系。”(〔1〕，p.386)哲学并不是严密科学，硬是把哲学跟严密科学拉扯在一起，看似抬高哲学，实则贬低哲学。“胡塞尔要求哲学是一门严密科学，所以哲学一词的崇高意义被取消了。就胡塞尔是一位哲学教授而言，我觉得他是最天真地、最彻底地背叛了哲学。”(〔2〕，p.XVVII)胡塞尔运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揭示了现实性的不同层面，从而使精神世界重获自身的独立意义和维度。胡塞尔创造了进行精确分析的工具，这使得迄今未见到的事物已可见了，胡塞尔表演了本质直观这一“看的姿态”，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是，现象学不仅自称“科学的科学”，而且自称为全部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那是无稽之谈，是在建造一座永远也不能建成的“神庙”。
无独有偶。在《哲学基本问题》（1934）中，李凯尔特也致力于所谓“科学的哲学”的精确性、一般性和可计算性，以此想在理性主义的外壳中避免相对主义的无根基性。但是，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在某一傲慢的专门科学之名下，想要凭借单纯的智力思维把哲学变为一种简简单单、井然有序的哲学恰恰是阉割了哲学的本质。“因为真正的哲学专注于诸如理念、精神、心灵、实体、生存、世界等不可穷竭的原始语言，而科学的哲学却不断进行反对原始语言的斗争，以便直截了当地规定理性标志，剩下一堆僵死不变的、最终的概念。”(〔2〕，p.267)这种科学的哲学的要害，就在于夸夸其谈，越俎代庖，企图用唯理论哲学代替所有的科学，从而背离了它正当的范围，并向它提出了它无法解决的任务。
哲学的真正任务不是去取代科学，而是通过揭示认识的不同来源、范围和界限去推动科学的发展。李凯尔特杜撰科学哲学，侈谈哲学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把理性缩小为理智，最终以自身理性的逐渐萎缩而告终。李凯尔特力图把哲学认识、知识及其理论方法表述为层次分明、普遍有效的思维，但是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种图式化、程式化的科学哲学掩盖了哲学的独立根源。对于他来说，按其本性，哲学是介于科学、艺术和宗教之间的东西，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3〕，p.75)，由于此，哲学不允许任何安宁，不允许任何自我满足。哲学永远走在半路上。哲学思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重新起始的，它必须在每一个时代按新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实现它自己。
逻辑实证主义同样热衷于“科学哲学”，其特点是在优美的空泛性和科学性之名下玩弄浅薄的“智力游戏”。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1931）一文中，R.卡尔纳普试图用符号逻辑方法阐明知识的基础，并在感觉经验基础上构造出全部人类知识，其结果，导致哲学的牵强附会，把理性压缩为理智，同时抛弃了所有至关重要的存在，排除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在《论真理》（1947）一书的“语法与逻辑”中，雅斯贝尔斯强调，“逻辑思考无非是在逻辑原则语法中认识，但是事实语法总是与逻辑相抵触。即'正确的语法’产生足以影响一切逻辑后果的语法。但是，正因逻辑语法产生其作用，语言也就死了。在语法中，未解决的问题构成形式逻辑所剥夺的大部分真理陈述。形式逻辑仅仅是语言的脚手架而已，尽管它必不可少，但并非绝对有效。”(〔4〕，p.74)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追随现代科学趋向，力图给哲学以一种严格的科学基础，试图在理论上建立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从而把符号逻辑看作整个哲学，最终把哲学变成了科学的模仿者和婢女。对逻辑实证主义来说，“哲学就是逻辑的语法”。然而，在雅斯贝尔斯看来，L.维特根斯坦所谓“凡是不可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这句话恰恰道出了特定对象性知识，即科学认识的局限性。
尽管胡塞尔、李凯尔特和卡尔纳普的哲学旨趣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追求一种“科学的哲学”（wissenschaftlishe Philosophie），都迷恋所谓总体的哲学知识，都力图把哲学置于某种科学形式之下，其共同要害在于，混淆哲学与科学，抹杀二者的固有本质，导致科学和哲学的严重“不纯”。
然而，追求所谓包罗万象的总体知识（Totalwissenschaft），不仅是近代科学的冲动，也是近代哲学的冲动。从笛卡儿以来，近代哲学就已经使自己参与近代科学，追寻一种总体知识的哲学概念。笛卡儿之后的哲学家，甚至连康德也都沉迷于这种总体的科学概念，而这种对绝对知识的渴望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他深信自己正在完成一种真实的总体知识，并且在他的精神宇宙中拥有全部科学。遗憾的是，这种对总体知识的古老渴望在现代思潮中同样有其市场，而且发挥其强有力的影响。在《我们时代的理性与反理性》（1950）中，雅斯贝尔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和种族理论（生物人类学）为例，分析批判了这种以特定世界观取向的“总体知识”。
雅斯贝尔斯承认，马克思是一位重要的经济理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对现代科学、哲学和政治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拘泥于新的哲学信念而追寻一种放置四海而皆准的、包容一切的“总体知识”。在马克思那里，所谓科学就是“统一科学”（Einheitwissenschaft），即包括科学与行动、科学与哲学统一的统一科学。概言之，这种统一科学观认为，历史是自然的历史的一部分，是自然演进到人类社会的产物。因此，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已经归属于人，自然科学本质上是人的科学。人的科学包括作为人类心灵变化的产物的自然科学。至此，历史科学将成为惟一的科学。
然而，雅斯贝尔斯意识到，与马克思的“统一科学”形成鲜明对照，每一种真正的现代科学本质上都是特殊的，它导致有说服力的、有条例的客观知识，它不承认普遍的方法，而是通过认真的审视使方法适合于研究对象的性质。马克思深信自己获得了一种客观的、公正的、行之有效的“科学”，但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种“科学”形式仍是一种总体知识，它恰恰破坏了科学的统一性，并且主张一种排他性的绝对真理。“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的总体知识是一种误解的知识形式，不过是拿特殊的现代内容去重复旧的形式而已。”(〔5〕，p.14)雅斯贝尔斯并不否认，根据经济学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不失为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还原为物质利益状况的产物，甚至把经济的“动力”视为真正的、惟一真实的、归根到底的到处起作用的动力，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偏见，是一种“哲学迷信图像”和“门外汉世界观的怪物”。
雅斯贝尔斯肯定，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精神分析运动对有关人的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作为20世纪德国最早的临床精神病科医生，他对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意义及治疗效果始终持一种批判态度。他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精神分析运动的“世界观”倾向上。尽管这一倾向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并不那么明显，但在他的学生G.荣格F.费伦奇等人那里仍可发现这一缺陷，即一种对偏执、强制、异端邪说、“心理学神话”的嗜好，偏爱将研究作为世界观、偏爱“科学迷信”。他发现这种嗜好和偏爱在精神分析的原则中业已根深蒂固，以致精神分析理论变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心理学理论”。弗洛伊德对所有思辨哲学思维表示极度怀疑，而他却把自己的“科学世界观”视为自我反思的高级阶段。然而，雅斯贝尔斯强调，为了防止以科学认识手段把一种恶劣的哲学加以绝对化，哲学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弗洛伊德事实上从事一种“理解心理学”，但因其所谓“科学世界观”，其自我理解不过是自我误解。由于缺乏方法论反思，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某些有价值的部分也变得黯然失色。因此，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不代表科学事实，而是代表“信仰定理”(Glaubensaetze)。精神分析学说声称它能提供关于人的绝对知识，给人带来完美的幸福，那是自欺欺人。精神分析学说自命为科学的生活态度，但事实上它却抛弃了真正的科学，遂成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成为“科学性的堕落”(〔5〕，p.22)。精神分析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正统的信念开始于弗洛伊德把不忠实的门徒逐出教门，这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内在趋势。但是，依靠社会途径获得排他性的权力主张，不仅会导致宗派的形成，也会导致敌视和背离科学的非理性主义后果。最终，像K.波普尔一样，他也把精神分析归结为一种“伪科学”，因为其命题是无法证实的。
综上所述，精神分析、种族理论和其他“伪科学”均源自对科学知识的误解，其要求远远超出了科学可以提供的可能性，即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范围和界限。科学想要名副其实，它就必须是有说服力的、普遍有效的。但是，知识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观点和方法。因此，纯粹科学总是个别知识，它并不关涉存在的全体，它不是总体的存在知识（Seinerkenntnis），而仅仅是特殊的专业知识（Sacherkenntnis）。如果科学想要成为总体的存在知识，它就已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精神分析、种族理论等恰恰把一种仅仅在有限范围内才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毫无批判地假定为一种总体知识，并且还给它外加上一种信仰的情调，然后以一种宗教态度灌输给人们，其结果，这种类似宗教的假定在实践上导致的只能是“荒谬的信仰”、野蛮和狂乱。科学本身就批判地推翻了这种总体知识。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或精神性的“总体知识”，只不过是有害的美丽的梦境。
正因如此，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M.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严格地拒斥了诸如此类的精神性的总体知识。众所周知，韦伯提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三条原则：第一，惟当社会科学认识是部分认识时，它才是可靠的；社会科学受制于明确的表达方式，它绝不能被确证为现实的全体认识；第三，理论是工具，这种工具对于获取知识是比不可少的，但它绝不是自己自足的现实认识。按照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6〕，p.4)破除“总体知识”，使各种科学纯粹化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必须获得科学的方法，它可以使我们看穿“总体知识”和伪科学的非真理性；第二，必须超越我们自身的想象，超越客观的可见之物，达到自明的哲学理性的境界；第三，必须揭露那种认为总体性的哲学知识是科学知识的理念的虚妄性。一方面，这项工作可以在科学活动中通过不断的斗争和认识而完成；另一方面，这项工作主要通过科学家本人的批判工作而完成。但是，哲学家想要检验科学知识的真理意义，他就必须自觉地参于科学家的实际工作。
二、科学的概念和界限
那么，科学究竟是什么？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科学的三条划界标准：第一，方法论认识；第二，令人信服的确定性；第三，普遍有效性(〔7〕，p.111)。所谓方法论认识意味着，人意识到方法，借助于此能够获得知识，奠定知识：令人信服的确定性意味着，科学中并没有绝对的确定性，而只有与假设有关的确定性；普遍有效性意味着，对任何一种知性而言，纯粹见识（Einsicht）都是能够令人信服地经验到的。换言之，雅斯贝尔斯的科学概念是，科学是方法上有意识的、无可辩驳的、普遍有效的对事物的认识；在认识的完成过程中科学摆脱了偏见和价值；但是在决心去认识时，在对其对象的每一次一定程度的接近过程中，科学又不是没有前提的。因此，科学的认识是零散的、个别的、非总体的，是相对的、非绝对的、是暂时的和有限的。
除了界定上述三条科学标准之外，雅斯贝尔斯还进一步刻画了近代科学的七大特征：1.近代科学按其精神是普遍的，世界内的一切现实，包括自然事实、人的行为乃至宗教和思想都是它的研究对象。近代科学关涉一切现实的、纯粹的可能性，对它而言，不存在任何探究的界限；2.近代科学根本上是未完成的，因为其认识内容原则上是未完结的、不可完结的。我们能够无限地继续前进，科学实际上无限地发展下去，这一点也正是雅斯贝尔斯关于科学进步思想的理论基础；3.对于近代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一切都显得值得知道的。与此相对照，希腊科学不是执著于现实，而是受到理念、原型、形态等的引导，受制于超出大部分现实的前知识；4.尽管近代科学致力于个别事物，但它寻求多方面的关系。现代科学禁止存在的宇宙（Der Kosmos des Sein），但它并不禁止科学的宇宙；现代科学根据前所未有的科学的统一而生活；5.近代科学“打破沙锅问到底”，直至极限。这一追问的彻底性使得新的假设性表述成为可能；6.在近代科学中，由于特定的范畴和方法，科学的普遍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刻画；7.最终，由于科学态度，近代科学得以深入人心，这种态度把必然性知识与非必然性知识加以区别，并寻求一种无限制的批评。
近代科学图景强调科学的方法论、确定性和普遍性特征，相信知识的增长和科学发展的无限性，从而孕育了“无限研究”（unendliche Erforschung）这一新的科学研究特征。但是，受到现代科学成就的鼓舞，人们开始忘乎所以，把一切寄希望于科学，误以为仅凭人的知性就能解决一切真理和一切现实。特别是，人们试图从科学中寻求一切存在的彻头彻尾的认识和摆脱一切困境的灵丹妙药。这种现代迷信恰恰源自把所谓关于事物的科学全体观视为决定性认识。这种对科学的错误期待，即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学，势必导致“科学迷信”（Wissenschaftsaberglaube），而接踵而至的幻灭则导致“科学蔑视”（Wissenschaftsverachtung）。所谓“科学蔑视”，就是怀疑科学研究，把误入歧途的科学当作科学本身，或者甚至认为，“现代科学”应对我们时代的种种邪恶与不人道现象负责。哲学既反对科学迷信，也反对科学蔑视，因为科学既是巨大危险的源泉，也是更大幸运的源泉。因此，在雅斯贝尔斯说来，惟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的界限，认识那些可知的东西而获得真正的科学时，我们才能摆脱“科学迷信”和“科学蔑视”这二重错误。
科学是世界史上最深刻的划时代的现象，是取得一切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然而，现代科学同样也有其界限，它既不能使人长生不老，更不能使人起死回生。正如人总是遭遇自身的界限（例如，生老病死等）一样，科学也有其自身不可逾越的原则性界限。所谓科学的“原则性界限”意味着，任何可能的科学进步都无法克服这种界限，而使人认识到这一界限，乃是世界的哲学定位的任务。在《哲学》（1931）中，雅斯贝尔斯列举了科学的三条界限：第一，凭借科学，我获得令人信服的见识，但这种见识并不成为绝对的见识；第二，凭借科学，我驾驭无限性，但这种无限性依然停留在不可克服的无限性中；第三，凭借科学，我达到统一，但达不到世界的统一(〔2〕，p.87)。科学总是停留在自身认识的相对性之中，永远都不能完全揭开事物的面纱，并且总是作为定向可能性而固结在对象性之中。换言之，科学知识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第一，科学的事实知识并不是存在知识；第二，科学知识不能给生活提供任何目标，科学不能提出人生的价值标准；第三，科学并不能回答关于它自身的意义问题。
在此，世界的哲学定位意味着，在哲学思维中，自觉地突破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全部总体性的科学概念和真理，“返回到存在意识”，重申以超越的方法阐明的哲学性的科学概念和真理。“真理是多么地遥远，这种关于真理的知识便是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所说明的，以及在他的对话中所提及的。而且这种既适合于存在又适合于一切存在之上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是如何根本地不同。各种科学的真理只是在存在的显现中移动而达不到存在本身。”(〔8〕，p.246)因此，那种认为哲学仅仅是科学的耕地，当一切科学形成于哲学之后，哲学就变得一无所有的说法是一种谬论。哲学关涉存在，科学则仅仅关涉存在者。诚然，科学业已瓜分了一切学科，但是哲学的时代并没有结束。今天哲学依然保留着自身的生存权利。哲学的根源告诉人们科学所不能解答的问题，这就是存在、人生的目标、价值标准及其意义问题。
毋庸讳言，世界的可认识性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但是，对这一前提可以做出两种解释：一是世界之内的对象是可以认识的；二是作为全体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第一种解释是正确的，而第二种解释是错误的。因为第一种解释意识到了科学研究内容的范围和界限，而第二种解释则模糊了科学研究内容的范围和界限。但是，科学界限的“彼岸”并非虚无。存在作为客观存在并非全部存在，科学知识并非全部知识，“意识一般”的真理并非全部真理。相反，存在一种非对象性存在(Ungegenstandliches)，例如生存、超越者；存在一种形而上学的经验，例如哲学信仰（philosophische Glaube）和哲学根本知识；存在一种历史性真理，例如，生存真理。
世界的哲学定位旨在明确科学的范围界限，以此辨明哲学根源的独立性。“在这种界限中认识终止了，但思维却没有终止。因此，纯化科学，即纯粹地把握现代科学的意义和界限，是全部真正的哲学的条件。通过我所拥有知识的技术性应用，我能够外在地行动，但是在无知中却使改变自身的某种内在行动成为可能。在此表现出另一个更深刻的、思想的力量，这种思想并非离开我而趋向某一对象，而是在我的本质的最内在的东西中，使思维与存在同化。以技术性事物的外在力量衡量，作为最内在行为的这一思维如同虚无，它既不是可拥有的应用知识，也不是根据意图和计划加以制作的东西，相反，它是本真地明亮化，同时本真地真实化的东西。”(〔9〕，p.97)我们一旦澄清科学的意义和界限，同时也就指出了哲学根源的独立性。“从这个根源上，人们可以经验到科学所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因为完全使用科学思维方式和完全根据科学的知识，哲学就不能成为现实的，就不成其为哲学。哲学要求另外一种思维，这种思维，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提醒我，惊觉我，使我返回到我自身，改变我。”(〔10〕，p.10)在此意义上，哲学是通过思维以达到人的内心独立自存的道路。
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雅斯贝尔斯强调，哲学与科学一方面不能混淆不清，另一方面又彼此不可缺少。因此，阐明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既看到二者的区别，又看到二者的联系无论在原则上实践上都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体、世界、存在等，但这些名词在从事超越的哲学思维意义上不再有所指，再也不表示任何对象，而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经验事实，它涉及某一对象而不涉及存在本身；第二，哲学的方法是超越对象的方法，即在对象性思维中超越对象，而科学的方法是“知性”，其本性是在主体-客体关系的形式中思考某一对象；哲学真理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真理，即时间中的真理，它只显现于从事哲学思维的“理性”（Vernunfut）面前。“真理是我们的道路。”([4]，p.1)哲学真理指明大全存在如何向我们显现。“科学真理固然普遍有效，但它在方法和前提上却是相对的；哲学真理对于在历史的现实存在中实现它的那种人来说是绝对的。”(〔8〕，p.216)这就是说，作为一种真理的源泉，哲学真理不能为具有科学约束性的知识所触及。
哲学与科学的联系在于：第一，科学是全部真正哲学的条件。如果没有科学，哲学家的追求将一事无成。谁从事于哲学，谁就得从事于科学。“因为在科学以外没有站得住的哲学。”(〔8〕，p.214)哲学拒绝违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的见识。任何从事哲学思维活动的人都必须熟悉科学的方法。一种哲学的世界观总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而得到证明的；第二，为了科学任务本身的缘故，纯粹的哲学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哲学，科学就不了解它自身。“如果科学作为单纯的科学而听其自由行事，那它就堕落下去。”(〔8〕，p.213)第三，因为哲学是实际科学中固有的，它是科学的内在意义，所以科学家如果拒绝哲学只会导致一种恶的哲学。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是受他自身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哲学所引导的，而这种哲学不可能是科学方法的对象。科学家必须通过反省而不断强化这种引导，使之达到哲学思维活动的阶段。
总之，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既不能是同一个东西，又不能互相反对。纯粹的科学要求纯粹的哲学。唯当把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开来以后，才能纯粹地保持二者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才能达到二者的真正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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