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那时穷，那时弱 ——百年前的海原大地震
说到地震，大家可能立刻会想到1976年的“唐山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这两场伤亡惨重的地震，已经成为国民的整体记忆。其实，在20世纪，还有一次大地震，遇难人数超过了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那就是1920年（民国九年）的海原大地震。
海原，位于宁夏中部。海原地震遇难人数高达28.8万多人。这个统计肯定是不完整的。在那个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精确的社会统计，是个奢侈品。
此前，对这场死伤众多的大地震，我一无所知，完全没有听说过。我对近代史很有兴趣，相关的书看过一些，但也奇怪，这些书都没有提到这场大地震。《十月》2020年2月号上有一部长篇《地动——海原大地震一百周年祭》。看了这个长篇以后，我才知道20世纪的中国有过这么一场大灾难。
《地动》这部长篇作品的形式不多见。发在《十月》上，可见是文学作品，但纪实程度很高，像纪实报道。可要说是非虚构吧，其中又有文学性的想象。比如某对男女在窑洞中遇难，后来被人挖出来，两具枯骨抱在一起。真实的信息只有这些。作者却讲了这对男女生前的故事，其中有各种细节。这显然是作者的想象，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证据。
也不知道应该算是小说，还是历史记录。我只好称之为“长篇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讲述了若干地震中的故事。故事的选择可谓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看不出取舍的标准，并非全是那种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实际上，大部分故事看了以后，直接的反应是无话可说：哦，是这样啊……
可能作者想要的，就是这种阅读效果。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作者心中对那场大灾难的“无语”感。面对这样的巨灾，感叹、惊讶、悲伤、同情等等，其实都不足以表达出幸存者的感受。只有这种“无语”，才最符合那个时代的气氛。
那些可怕的故事，我就不复述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心理够强大，就去看原作吧。我就挑一个印象深刻的情节说说吧。
地震过后，一些人陷入情绪紧张，战战兢兢，怕神怕鬼，惶惶不安。这种情绪很有传染性，有人甚至因此自杀。当地主事的两个人一看，这不成啊，得想想办法啊。和一些老人商量以后，想出一个办法：找十来个嗓门大声音洪亮的人，让他们白天好吃好睡，晚上到各处猛喊：“过了，过了”，意思是地震已经过去了。这办法的效果不错。灾民们在晚上听到这里那里“过了过了”的声音，情绪平静了很多。
这种“心理抚慰”的土办法，正表现出了当时人们应对那场大灾难的艰难处境。今天生活在强大繁荣国家中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对于一个弱国穷国来说，人们可用来对抗灾难的资源是多么匮乏，面对灾难，人们是多么无力。
如果今天拍海原地震的电影，多半会出现各种“大喊大叫”“悲痛欲绝”“撕心裂肺”的表演——这可都是演员显露功力的好镜头啊。但看过《地动》，其实很难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感情宣泄。最明显的感受，是人们的麻木。
一方面，面对这种超级巨大的灾难，生死只在一瞬间，就和亲人永隔阴阳。这种强烈刺激，人是无法接受的。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情况下的麻木，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自我保护机制。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强烈的情绪反应，其实也是奢侈品。大脑可是个高耗能器官。一日三餐都吃得饱饱的人，才能有那些激烈的情绪表达。而1920年代的宁夏，是中国的赤贫地区之一。人们本来就常年挣扎在温饱线上。地震发生在西北寒冷的冬季。对大多数灾民来说，饥寒交迫之下，大脑都缺乏高速运转的能量。麻木其实是正常的表现。
今天写历史的人，可以将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以及震后救灾的种种不堪和混乱，归因于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制度。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但总让人感觉并不到位。
实际上，围绕着海城地震的方方面面，能强烈看出种种的“那时穷，那时弱”。这其中当然有人为的原因，但如果你以为换一拨人就能干得更好，那也是天真了。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说谁也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国家在防疫抗疫上的混乱低效无能。对比我们中国的情况，可能会觉得很不理解。他们居然敢如此草菅人命，如此不认真不努力！其实，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就是这种“衰弱无力”的状态，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没办法。国家积贫积弱、能力弱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海城大地震是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已知的四次最大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可见地震烈度之高。这样的大地震发生在很多人居住在窑洞的地区，简直太可怕。大量遇难者是被瞬间活埋的。灾后，很多幸存者不敢再住窑洞。
还有一批村庄，是被山体滑坡整体掩埋的，“山合了”。其中的村民无一幸免。这是这场大地震伤亡格外惨重的重要原因。
如此大的地震，当时国内的地震部门是否监测到呢？
你想多了。海原大地震时，中国国内还没有正式的官方地震机构。震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决定建立我国第一个地震台；科学考察组第一次进行地震现场考察；提交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
国内观测到地震的，是位于上海的一家教会办的天文台。对，是上海。距离震中一千四百公里以外的上海，都有震感。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北洋政府，财政常年吃紧，给公务员发工资的钱都没有，要经常向外国人借钱救急。能抵押的资产，海关盐税等等，都抵押给外国人了。这样一个政府，指望他们对抗震救灾做什么，也实在是强人所难。
震后，当地一些名流、宗教领袖等等，行动起来，在救灾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地动》中有几个这方面的故事。不过，你要是因此对民间力量救灾有浪漫的想象，就错了。由于整体实力有限，虽然有这些行动，很多灾民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地方名流救灾之下，还隐藏着一个致命的事实，那就是；当时的中国，连基本的政治统一都没有。西北地区，基本上不受中央节制，是个“自治”社会。当地主要的“话事人”是宗教领袖和大大小小的军阀、土豪。这些人竭尽全力救灾，很好很难得，但无法否认的是，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国家政治才长期分裂，以至于无法顺利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事实就是，即使当时北洋政府有钱救灾，也必须经过这些人来办。而这样一来，是否会有效果，就很难说了。况且，北洋政府还没钱。
官方援助指望不上，那么，民间慈善呢？震后七十天，甘肃在京人士在报上发起捐款，共收到十六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县的个人捐款。有多少钱呢？大洋3万1千元。美国纽约学生赈灾会募捐到大洋328元1角1分。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捐助日元8.53元，折合大洋6.55元。
国家穷，国家弱，就是这么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1976年的唐山地震时，中国也很穷，但并不弱。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集中全国资源，救助灾区。而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国已经既不穷也不弱了。在抗震救灾上投入的资源是巨量的。地震是天灾，但是否能有效救助，可是事在人为了。
国家穷，国家弱，不仅很多事办不成办不了，还有一个大困境，那就是别人完全无视你。你命如蝼蚁，别人就真拿你当作蝼蚁。海原大地震的受难者和影响范围，在当时都是最大的。但世界各媒体几乎都视而不见。而1906和1908年的旧金山地震和墨西拿地震，却被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以至于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两次地震，却不知道海原地震。
1920年代的中国，有繁荣发达的沿海大都市，也有一批风雅高品位的文明人文化人，可是，海原地震后的悲惨和无助，才是当时国家的真相。要想摆脱这种困境，绝非少数精英之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对旧中国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刚需”。
只有在革命的大旗下，强硬地推行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巨变，才能真正让中国人不再“命如蝼蚁”，让中国人真正拥有尊严和幸福。
而这一切，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