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贡体系的建立，中国和周边国家很早就展开文化交流，逐渐形成所谓的“汉文化圈”。周边国家的文人士大夫，不仅用官方语言——汉语记载历史、发布政令，还用其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而中国本土的文人学者，如清朝俞樾、当代夏承焘先生等，也以平等、欣赏的态度对他们的成果予以肯定，编选过《东瀛诗选》《域外词选》等书。最近二三十年，域外汉文学研究更是蔚然兴起，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东亚唐诗学，则是这个热点中一个璀璨耀目的明星，引来众多学者关注。詹福瑞先生自我“月旦”之唐诗学研究“二査一詹”（查清华、査屏球、詹福瑞）中的“二査”，即主要致力于此。这里，我想结合阅读、学习相关论著的体会，分享四点断想：第一，调整研究立场、视角、理论、方法等，多方面地“激发”域外汉文学的意义。在我看来，域外汉文学研究带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能仅仅是范围的拓展，更应该是水平的提升、理路的反思和框架的重组。我们不能沿着自己熟悉的中华本土文学研究的惯性，从事域外汉文学研究。这样看到的，不过是中华本土文学的“拙劣模仿者”或“模糊的影子”。而应调整研究立场、视角、理论、方法等，特别是走出以往纯文学的、华夏文化泽披四裔的研究格局和心态，以“互为主体”的交流、对话态度，多方面地“激发”域外汉文学的意义。作个类比。乾隆皇帝及其御用文人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差不多相当于一部《全唐诗》。如果从精英、士大夫、纯文学的角度审视，写一部《清诗史》，一字不提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不将文学视为“真空”中的景观，而是意识到它有生长、发育的环境，就会不由得怀疑：乾隆皇帝持续一生、兴致勃勃的诗歌创作行为，对清诗的发展难道就没有影响吗？对此不进行研究，真的能弄明白清代诗歌的演变历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应该如何进行研究呢？显然不能仅仅延续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之类的纯文学研究理路，而应从政治与文学，特别是意识形态、“主旋律”、“盛世”礼乐文化建设与文学的互动入手，分析其对诗风发展的引导、规范效应。再如，今天数千万人乃至数亿人参与的“老干体”、网络诗词创作和广场舞，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但不能用纯文学、纯艺术的理路和标准进行研究，而应引入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分析其在当代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回到域外汉文学研究，近年来，沟口雄三先生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葛兆光先生致力的“从周边看中国”，张伯伟先生从事的东亚“书籍环流”，都颇具方法论启示。从事研究前，我们恐怕需要问一问：作为中国人，应该如何“激发”域外汉文学的意义？这种“激发”，又能为我们更深、更真、更新地认识自身伟大文学传统、进行当代文学创造带来什么？而不是“拣到篮里就是菜”，更不是“煮到锅里就是饭”。第二，“比较”作为一种思维习惯，应渗透于所有研究及其过程的始终。研究域外汉文学，不将其变为“拙劣模仿者”或“模糊的影子”，除了立场、视角、理论、方法等方面的调整外，还要善于通过“比较”，发掘它与中华本土文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将其“特点”彰显出来。“比较”，不应仅仅是研究特定作家“异同论”时偶一用之的方法，而应成为一种思维习惯，渗透于所有研究及其过程的始终。不少朋友在史料梳理、分析上花了很大工夫，但是因为脑中缺少“比较”这根弦，读其论文，让人感觉研究对象仿佛处于“真空”之中，既看不到其与祖国汉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其与中华汉文学传统之间的异同；即使研究对象有某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特点”，也被这种面面俱到、就事论事的描述“淹没”了。发掘研究对象的“特点”恐怕是所有研究都要面临的任务，域外汉文学研究尤应如此。而“特点”又是“依他起”的，需要通过“比较”发现。因此，我们脑中应有“比较”这根弦，通过多层次、多维度、多对象的比较，敏感地捕捉、提炼域外汉文学的特点。而这种“同体异质”的特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更有价值：它不仅可以“增值”我们的伟大文学传统，还可以为我们今天对伟大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切实的启示。第三，域外汉文学研究的常见论题——接受、影响研究，应走出单薄、片面的“言论”排比，结合“作品”风貌考察，变得立体、丰满起来。戴建业先生曾经对我说，一位研究唐代某诗人明清接受史的博士，到他那里应聘，他问读过这个诗人的全集吗，说没有，又问读过某个选本吗，还是没有。一个连选本都没读过的人，竟然可以敷衍出一篇二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不是很荒诞吗？其实，往深里想，没什么好奇怪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接受、影响研究，皆以“言论”为中心，忽视甚至无视具体“作品”风貌的比勘、分析。遵照这种理路，只要对相关言论进行排比、归类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阅读作品。那个博士的回答正“坦诚交代”了这个人人如此、习焉不察的研究“问题”。事实上，一个作家的言论往往针对具体情境而发，可能会有彼此抵牾、矛盾之处，而且，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也并不一定完全一致（职是之故，罗宗强先生才要提倡所谓“文学思想”研究）。我们应将作家们的言论主张和作品风貌结合起来，进行仔细的比勘、分析，而这，才是接受、影响研究的应有路数。第四，唐诗学研究还应超越唐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诗不同于宋诗、明诗、清诗等其他朝代的诗。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星空中的太阳。唐代以后，人们往往将其视为诗学典范进行编选、评论；即使那些不满唐诗者，也常常带着“弑父情节”或“影响焦虑”，通过对唐诗的否定性评价提出新的诗学典范。这使历代唐诗学具有了超越唐诗的普遍意义。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典诗学及诗歌阐释学的很多重要范畴、命题乃至理论体系，都是通过围绕唐诗的言说形成的。因此，我们对唐诗学的研究，不能局囿于唐诗的接受史、传播史，还应由小见大，承担起重构中国古典诗学及诗歌阐释学的重任。东亚唐诗学的研究，还应在此基础上，引入中日、中越……乃至东西比较的视角，挖掘带有世界意义的论题。最后，我想谈谈自己和域外汉文学（东亚唐诗学）研究的缘分。十年前，读博士时，我对“宋人选唐诗”做过一些研究，出版了专著《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随后整理了这些选本。今年，“磨”了十年的《唐诗三体家法汇注汇评》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年底将由凤凰出版社付梓。此书（通常被称为“《三体诗》”）在中国元、明时期和日本影响甚大，被视为学习汉诗的入门必读书。我之所以筚路蓝缕、不知天高地厚地择取“宋人选唐诗”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是因为那时正痴迷于诗词创作，体会到诗选像字帖一样，在古代往往是标举诗学理想、供人揣摩的诗学教材。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领域，真是颇感欣慰！也正是为了解决自己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我对域外汉文学很早就有关注，诵读过程千帆、孙望先生选评的《日本汉诗选评》。去年，我协助叶嘉莹先生为东方出版中心策划了一套“诗词名家讲”丛书，第一辑选本编特意收录了此书。在我看来，只有关注到域外汉诗，中华诗词的版图才是完整的。而且，身处“异空间”的域外文人用诗词书写不同于中华本土的风土人情、事件感触的经验，是可以为身处“异时间”的我们书写新时代的生活提供启示的。可能是因为了解到我和域外汉文学（东亚唐诗学）研究曾经有过这点浅薄的缘分，所以清华先生多次邀请我来参会，并进行总结、点评。其实远远不敢当，不过盛情难却，聊以塞责，谈一点学习的感触和困惑向大家请教罢了。祝愿域外汉文学（东亚唐诗学）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东亚唐诗学国际学术论坛”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原载《文汇学人》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东亚唐诗学国际学术论坛”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原载《文汇学人》2021年6月9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