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的所谓“有兵在”
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的记载,张之洞1909年去世前夕,曾与摄政王载沣之间,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当时,津浦铁路有官员遭弹劾革职,载沣欲以满官继任。张之洞劝他:“不可,舆情不属。”载沣回复:“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张之洞说:“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回复:
张之洞遂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1]
该年谱还记载,张之洞病重时,载沣前往探病,二人间又有过一番密谈。载沣离去后,帝师陈宝琛入内询问张之洞:“监国之意何?”张之洞无他言,唯叹曰:
按羽戈的解释,张之洞之所以将载沣的“有兵在”视为亡国之言,是因为“张之洞还是有一颗敬畏之心”,“他终究是一个讲究治术的政治家”,所以才会在与载沣对话时,把“舆情”看得那么重,“能重视舆情,说明此人心中还有对舆论与民意的顾忌”[3]。这种解释令人信服。
但载沣的“有兵在”也不能算是错误。至少从统治术的角度而言,“有兵在”恰恰抓住了最核心的要点。
真正的问题在于:载沣手中无兵,他所谓的“有兵在”只是一种幻像。
做了摄政王之后,载沣代宣统皇帝成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以胞弟载涛为军谘府(陆军最高军事参谋机关)大臣,掌控陆军;以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掌控海军。天下兵权看似集中掌握于兄弟三人之手。
然而,载沣本是一个遇事优柔寡断之人。其弟载涛对他的评价是“人都说他忠厚,实际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即绝难胜任”。他之所以一做上摄政王,就要驱逐掉袁世凯,便是知道自己能力不足,若将袁留在朝堂之上,“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4]
年纪轻阅历浅,全无带兵经验,在军中毫无根基,是载沣兄弟最大的弱点——载沣是1883年生人,载洵是1885年生人,载涛是1887年生人。载洵、载涛皆是1904年进入的陆军贵胄学堂,1908年因光绪慈禧去世而草草毕业,随后便分别成了清廷陆军与海军的最高长官。尽管二人上台后,也曾率团队浩浩荡荡出洋考察各国军政,却终究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既不足以掌握到现代军队建设的精髓,也无助于从人事上切实掌控军队。对于这种弱点,当年的媒体便已一针见血地指出:
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莫理循也曾在1909年撰文说:
无学问无常识无阅历无经验无能力无根基的结果,便是载沣、载涛与载洵兄弟徒有最高军事长官的虚名,却始终无法真正有效掌控军队(即便有铁良这种能臣辅佐)。
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众人和战不定,军谘大臣载涛一言不发。隆裕太后问他意见:“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士兵怎么样?可堪一战?”载涛的回应是:
所谓的“有兵在”,只是如此罢了。
注释
[1]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第19页。
[2]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第21页。
[3]羽戈:《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4]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收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因为相似的原因,载沣也不放心庆亲王奕劻,先是用奕劻组阁,以缓冲载沣与隆裕太后(光绪皇后,当时有意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之间的冲突,然后又利用奕劻的政敌来做牵制,先后开去奕劻“管理陆军部事务”、“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之差”,后又限制则热内阁不得过问军国大事,将一应军事问题转由“军谘大臣负完全责任”。如此种种,使得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彻底沦为有名无实的摆设。
[5]佛掌:《中央集权发微》,《克复学报》第二期。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845页。
[6]莫理循:《中国局势》。收入窦坤等译著《直击辛亥革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7]郑怀义、张建设:《皇叔载涛》,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此说最早出自朱家溍的《有关载涛种种》一文,溥杰对这一说法的补充意见是:“'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一语,虽然可能是事实,但写出来未免寓有贬意”。见《皇叔载涛》一书附录“溥杰先生的修改意见”,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