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屯子历险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往事

东北屯子历险记
黑龙江知青回忆

那还是在1972年,当时的物资供应相当匮乏。在地处东北边疆的黑龙江建设兵团,程度就更为严重了。无论是基本生活用品,还是生产资料都非常奇缺。每个兵团战士每月只能配售给半块肥皂,各个连队的食堂连蒸馒头的碱都快没有了,望着快吃空的碱袋子,这可急坏了各连司务长。

那时兵团主要以吃面为主,主食就是发面蒸馒头、蒸包子。为了节约用碱,发面不敢让它完全发起来,半发面的馒头是又酸又硬,又加之那个年代把好麦子都上交国家了,自己留下来的麦子有一部分都发了芽,用它蒸出来的馒头还发粘,就餐的知青每天吃着又酸又硬又粘的馒头怨声载道,浪费也很严重。粮食是计划供应的,本来就有些紧张。司务长们除了忍受着就餐人员话语的攻击,还担心着粮食吃不到月头怎么办?一时间都犯了难。

那时我是三连的司务长,同样忍受着这种煎熬。尽管想了一些土办法,用豆杆灰滤碱,但收效甚微。也许是因为我离团部近的原因,团里商业股的领导想到了我,让我去买碱。兵团的知青很少能有机会外出,而且是公差。我暗自庆幸能有一次出门的机会,但谁又能想到这次出门买碱竟成了我终生难忘,历尽艰险的生死考验。

采购本是一种商业行为,除了到生产厂家,就是到一些较大城市的商业流通部门。可商业股领导却让我去黑龙江大庆以南的肇源农场找时任农场党委书记的马金堂。马金堂曾是组建六十一团的前任主要领导,大家都称马政委。做为一个小知青去面见这样一个不太熟悉的大领导,我心里也总有一些胆怯。好在原三连有一个天津老知青马继平早已到了肇源农场,听说他就是为了追随平易近人的马政委,从六十一团调到了肇源农场,我心里总算有了些底,就不那么怕了。

于是我踏上了经由哈尔滨北上的列车,到“让湖路”站再转乘目的地的火车。到了“让湖路”车站我才知道这就是大庆,我带着敬慕的心情观望着周围的一切,心想着这就是大庆王进喜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踏上转乘的火车,我还在想,自己要能成为一名大庆油田的工人多好啊!那时候我们国家缺油,首都的汽车还要背着小锅炉跑,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当一名石油工人多光荣,想着想着不觉中到达了要去的小站。

下了火车还要步行二十多里的旱路。路上的行人很少,天黑前我终于赶到了农场的场部,找到了分别几年的老战友马继平。出乎意料的见面使老战友十分惊讶和高兴,我说明了来意,老战友热情而又尴尬地招待了我晚饭,当时农场的生活条件比兵团更苦。吃完饭,他安排我住到了十分简陋的农场招待所,并答应我明天一早去找马政委。

来到了肇源农场,让我看到了农场和兵团的差距,尤其是看到马继平简陋的住所,使我感到了一丝凄凉。这里没有了知青们晚上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热闹气氛,他更像一只孤雁飞到了寸草不生的大漠荒原。马继平比我大六、七岁,他是天津一所知名中学的高材生,后来当兵转业自己要求来到了北大荒,富有理想抱负的他饱经了历史变革的沧桑。听说他的爱人是他高中的同学,为了追求理想中的有志青年,毅然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来到北大荒和他相伴。也许是爱情的力量,使马继平更有男人那种刚毅和淡定。

第二天一早,在马继平家吃早餐的时候,他转达了老领导的指示,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原来买碱是要到他们周边的村屯去自己收购。我虽然面有难色,但想想团里派我来到这里,遇到困难,就跑回去,不就是个逃兵吗?再想想,有那么多连队的食堂急需解决用碱问题,如果真能解决这个重大难题,那是何等的光荣。于是我便经历了一场非常冒险的买碱历程。

这里我首先要介绍一下碱的来源。肇源农场坐落在肇源县内,县内的许多村屯大部分是盐碱地,很多的地表都泛起一层层薄薄的碱,农民把这些地表碱收集起来,经过简单的加工去杂熬制成水碱。这就是我们所需用的蒸馒头用的碱。

按照马继平的指点,我吃过早餐便开始步行近三十里地到周围的村屯去收购碱。来到第一个屯子时已接近中午,我见人便打听买碱的事,村民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摇摇头,回答没有。中午时分我走的满脸通红,满头是汗,屯子的行人已很少,我看见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走路有点瘸,便急忙赶上去问他,他狐疑地看着我,见我不像此地人,就问我“是哪里人,为什么到这里来买碱”,等我把情况介绍完了,他暗示我到一个僻静处说话。在这荒凉的小村子里,他这一暗示倒叫我心里有些怕。但无奈,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和我交谈的人,就按照他的意思到了一个僻静处。这时他才道出了村民不敢搭讪的原委。他说:“小伙子,像你这样到处打听买碱,是很冒险的,要是让供销社的人知道了,就会把你抓起来的,水碱是不能允许私自买卖的。”尽管我还不明白不能买卖的原因,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怕了。我只身来到这人烟稀少的小村庄,如果真让人给抓起来,都没有人会知道。老人把我领到他的院子里,告诉我说“有人问你,你就说是我的亲戚,到我家吃完饭后,我领你去找队长。”老人家里很穷,一进屋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家里能值钱的就算是毛主席像下边那口盛米的小缸。

老人从缸里挖出点小米里边还有不少的草籽。那个地方吃捞饭,烧开水把不舍得淘净的小米放到锅里煮一下,再把米捞出来去蒸,主食是小米饭,菜就是自家腌制的咸菜,汤就是捞米后的米汤,由于小米中草籽的原因,小米汤是灰色的。这时我还真有点饿了,当我吃完第一碗饭后看着老人那吝啬的目光,也只好用汤充饥了。心里感觉这个老人太抠了,饭都不让吃饱。后来当我了解到老人的身世后,我才谅解了他。

饭后他带我到了本村的队长家,文革期间的生产队长,也就是现在的村长。到了队长家,老人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队长,队长姓李,一听说我也姓李就更亲近些了。李队长听说我需要的水碱数量比较大,很感兴趣。他和我讲,这个地方的农民很穷,很少能看见现钱,不少的农户由于庄稼活少,都熬制了些水碱,但不敢明着卖,因为水碱也属于国家的三类物资,应该由供销社统购统销。但当地水碱的用途很少,国家也不调拨所以供销社也很少收购,农户熬制的水碱能卖出去的不多。李队长接着说:“根据你需要的量,对当地农民来说是个好事,二三个屯子没有这么大量,要集中好几个屯子的水碱才能满足你的需求,但是几乎每个屯子都有供销社,要是让供销社知道了,你收购的碱就会被扣,那就不好办了。”那个时候供销社是系统管理,不归村里管。经过李队长的介绍,我也感到事情难办了。我试着问李队长,能否有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兵团太需要这些碱了。李队长沉思了一下,说:“要通过供销社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事就办不成了。但是要想把这么大批量的碱从车站发出去必须要有供销社的证明,没有证明铁路根本不会给发运。”这时坐在旁边的那位老人说话了:“我有个远房的亲戚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屯子里是供销社主任,能不能从他那搞一个证明。”李队长说:“也只能试着这样办了,先看看能不能搞来证明,如果能搞来证明,再考虑如何收购这些水碱。”这时我才知道那个老人姓陈,老陈至今还是独自一人,年轻时忙着给自己的弟弟娶上个媳妇,把自己的钱花光了。本来家里就穷,腿还有残疾,到年龄大了,就更没人跟了。尽管老陈腿瘸,但脑子还是挺灵光的。

李队长不到四十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说:“说干就干,老陈你领着小李去找你那个亲戚想办法把证明开了,我先联系联系其他的屯子,让小李买上四瓶酒拿着,你们就去吧。”于是老陈带着我就出发了。老陈告诉我大约要走三十多里路才能到。等我们赶到那个屯子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那个年代除了自己的工资和外出每天补助六角钱之外就没有其他收入了。花上十几元钱买上四瓶酒,只能自己掏腰包,十几元也是半个月的工资了,很有些舍不得,但为了能把事情做成,也只能这样了。老陈很是高兴,感觉能拿上四瓶酒去走亲戚很是荣耀。和老陈的亲戚见面后,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人家终于答应能给开一个证明。我很高兴,起码这是闯过了第一关,有希望了。

天快黑了,人家非要留我们住下,明天再回,并同样准备了捞小米饭、咸菜来招待我们。老陈说什么也不走了,可我恨不得赶紧回去做下面的工作。他不走了,我虽然心里有些生气但考虑他腿脚不方便又走了那么远的路,我就决定自己先回去了,趁着天还没有黑赶紧上路。老陈嘱咐我顺着来的道往回走,并问我认识不认识,因为心里急,我逞强地回答说认识。

于是我马上就往回赶,走了没有多远天就黑下来了,我更着急了,生怕找不到回去的路。其实这个地方村和村之间根本没有正式的路,所谓的路只是车轧出来的辙。而且这个地方又都是盐碱地,地上的草都很少,四处望望茫茫一片,也找不到什么标志物。此时,天已经更黑了。再往前,看到几条不同方向的车辙,我已经辨不清应该顺着哪个车辙走了。在这个穷山僻壤的地方,路上根本看不到有行人,屯子里都没有通电,天一晚,黑乎乎的一片。我心里紧张起来,这可如何是好。如果走错了方向,这一夜就不知道走到哪去了。我除了心里埋怨老陈,也开始恨自己太逞强了,现在真是进退两难了。我焦急地再辩了辨方向,实在拿不准。

听屯子里的人讲过这一带时常也会有孤狼出现,我手里连个木棒也没有,再看了看周围只有一棵不大的树,为了安全也只能上树呆一夜了。想着,我便爬上了树,半蹲在树叉上,虽然感觉到有些安全了,不至于与狼搏斗了,但这一宿可怎么过啊!困了也容易从树上掉下来。不管怎样,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心里稍微有些安定,身上却感觉有些凉了。由于赶路身上的内衣已经被汗湿了,再被晚上的凉风一吹,不免有些寒意,心里也越发的怨恨自己不该逞强。强忍了半个多小时,耳边好像听到有铁牛跑动的声音,赶紧向四周的远处看,没有看到什么,也许是幻觉,有些失望。又过了一会儿声音大了些,看见远处好像有个车灯转了过来。是,有个铁牛朝这个方向开来!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赶紧从树上爬下来,心想不管铁牛去哪儿,我先到个安全的地方再说。我站到了道边等车开过来,当车开到我身前时,铁牛却加大了油门,生怕我拦住似的越发的快了。情急之中我也很利索地抓住了拖车的后箱板,翻身跃进了车厢。这时我才看清车厢前边站着三个人,手里分别握着一个长把的农具,齐声喊道“你是谁,到哪去?”我喘着大气说明了我要去的村屯和要找的人,他们紧张的气氛才有些缓和。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还以为你是从第五监狱跑出来的犯人。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当我简单把情况介绍后,他们说话也和气了许多。他们正好路过我要去的那个屯子,听口气他们和我要找的人也认识。到了我要去的屯子他们告诉了我,我跳下了车。凭着月光和白天的印象我终于摸到了李队长的家门口。

显然李队长一家已休息了,我无奈地叫开了李队长家的大门,李队长看见我的狼狈像,急忙问我:“老陈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我讲明了情况,李队长叹了口气说:“他就是为了吃人家顿饭。”一边说着一边点上油灯,把老婆喊起来给我做饭,并特意嘱咐给我烙两张饼。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吃完饭后,他让我住到他老娘那个屋,我进屋一看,在大炕的另一头是我的铺位,我怕影响老奶奶的休息,赶紧躺下来。躺下后才知道他们用毡子当褥子,尽管有些扎,我也一觉睡到大天亮。也许是由于李队长对我的关心,对这个荒凉的小村庄也有了一份亲切感,陌生和压抑的心情自然也好了些。

我们开始下一步的工作。李队长说:“今天我领你到附近的屯子转一转,你顺便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否满足你的需求量。”由李队长带着,我放松了许多,到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已经转到了第四个屯子,李队长和这个屯子的队长也很熟。队长姓胡,高大魁伟,满脸的络腮胡子,有点像威虎山的八大金刚。两个队长交谈了一会儿后,李队长和我说,“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数量基本上差不多了。”李队长让我留在胡队长这个屯,他有事先回去了。

晚饭是在胡队长家安排的,那时我虽然才21岁,但身体挺棒的。胡队长不知道我有多大酒量,还特地找了两个能喝酒的,其实我不会喝酒。炕上的小桌摆了四盘菜,两盘不同的咸菜、一盘基本上看不见肉皮的肉冻,还有一盘土豆丝,这在当地算是招待客人的上等菜了。本来见胡队长我心里就有些发怵,再看他找来的这两个人跟他的长相、穿带都差不多,就更有些怕了。酒过一巡我才明白他们是和我来谈价格的。怕归怕,但心里的价格底线不能破,从每斤一毛一最后到每斤一毛二谈成,当时真有些惊险的感觉。虽然表面上看他们很凶,但终究也是为了当地农民的利益着想啊。晚饭总算圆满结束,胡队长答应明早派车和我一起去县城买装碱的草袋子。从他们屯子到县城虽然近一些,也要走四五十里地。

转天一大早我们就上路了。胡队长看上去有些凶,但还真有东北人那种豪爽和义气,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从县城买了四百多个草袋子。晚上天黑前回到了他们的屯子,把草袋子存放在他们生产队的仓库里。我从肇源农场出来已经三天了,那时没有通讯工具,也怕马继平惦念,终究我是一个人到屯子里。我谢绝了胡队长的晚饭,执意要回农场的场部。胡队长见留不住我就找村民借了辆自行车,开始村民不愿借,好在胡队长打了保票。要知道那时农民家里的一辆自行车比现在的一辆汽车还珍贵。我骑上车就往农场场部的方向猛蹬。

开始骑的还很快,我想三十里路也就一个小时,后来就骑不动了,路面越来越软,就像骑在沙土地上。随着天黑,心里又发慌了,就使劲蹬。突然,自行车的链盘掉了,原来自行车的链盘是点焊上的,现在只能推着车走了。走着走着,猛然间前边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不再敢往前走了。这是一条小路,是人们步行或骑自行车轧出来的一条路,路两边也没有庄稼,是一片片稀稀拉拉的荒草地。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在路边趴着,还不时地动动。路行至一半多了,又是个进退两难。我站住了,定住神仔细看,也分辨不出是什么动物。不觉想起我们刚到北大荒不久,在三连通往五连的下道上就发现过熊瞎子的事。想到这,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再想想这个地方没有树林子,草也很稀,不应该是黑瞎子出没的地方,再看那东西虽然动,但没有袭击我或逃走的意思,如果这样对峙起来,恐怕这一夜我也过不去。人害怕到了极点,脑子就有一个闪念“不就是死吗?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吗?”我鼓足了勇气,推车用最快的速度冲过了那个黑东西趴着的地方。感觉冲出了二三十米,我才敢回头看看那是什么东西,但也没有看清。它仍然没有追赶我的意思。于是我快步往场部赶去。远远看见场部的灯光,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些。不到十点,我赶到了马继平家。

我走后的第二天晚上马继平就开始担心了,第三天早上他把我接连两天都未回的情况汇报给了马政委。政委说如果今天夜里还不见人回来,明早就让农场派两辆摩托车去各屯找。不管怎样,我活着回来了。马继平又是埋怨又是关心,惊奇地看着我,眼里闪出了泪花,这种惦念可能只有在那时的战友之间才格外真诚。我把情况向马继平做了简短的介绍,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就去农场招待所了。

买碱的事总算有了些进展,这几天也的确有些累了,躺在这简陋的招待所就像住进了高档的五星级酒店,我美美的睡了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了。我赶紧找人修好了自行车,又返回了胡队长的屯子。吃过午饭,李队长也过来了,于是我们开始研究后面的工作。李队长讲“为了避开供销社的干扰,就要想办法找到一个没有供销社的屯子,让各屯子的村民把水碱都送过去,集中在一起,再找机会送往火车站”。事情决定后,由胡队长把草袋子分发到各个屯子。

收碱的时间订在星期日的晚上,也是供销社休息的日子。这么大的动作还要避开各供销社的眼睛,确实有些难度。可是很少见到现钱的农民,为了生计,他们竟做得如此严密和细致,悄无声息地从不同的屯子把四百多袋的水碱集中到了一起。在现场我们点上提灯把场地照得通亮,一边验质一边过称,一直忙到后半夜。那时的农民很朴实,他们缺钱但不缺德,所以我一个人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

后来在实际的使用中竟没有发现有掺杂使假的现象。诚实善良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真实写照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真、善、美。

看着集中起来的水碱,我心里很高兴,高兴之余也担心这么大量的物资,还要再行程三四十里地运往火车站,要避开路上所有供销社的监管不是个容易事。不觉愁上心来。按现在的话讲,物权已经转移,这些货就算是我的了,一旦出现差错真不知道我要担多大的责任,有一点粗心就会功亏一篑。那段时间我寝食难安,李队长看出了我的心思,也许是几天的交往让他认可了我这位小朋友,他说道:“小李,你别担心,这两天我联系了十几辆马车,一趟就能把所有的碱运到火车站。商量以后就定在后天夜里的两点,把马车都集中到存碱的屯子,天亮前就能到火车站,就可以避开所有的检查。李队长又说:不过按常规的运费,你要给每辆车多出上一块钱,你看行不行?”我同意了李队长的意见。李队长又找来了老陈,说:让老陈和你先去车站联系一下,顺便把供销社的信带上,定好后咱就安排车。”我又和老陈去了趟车站,把所有的事落实好。

转天夜里一点多钟,十一辆马车都到齐了,在一片寂静中装好了水碱。我清点数量后,十一辆车就静悄悄地出发了。装车前为避免有声响,所有大车的马玲都摘掉了。老陈在第一辆车上,我在最后一辆车,浩浩荡荡的直奔火车站。一路无事,天亮前十一辆马车正常地到达了火车站。货卸到站台上,码好了垛,我紧张的心才稍稍得到了安定。但谁又能想到后面的事要比前面的更难办。

话说当时的火车站远不像大家想象的一样,车站也就有几十户人家,这还包括铁路职工。站台就在火车路基底下的一块平地上,而且是土地。车站的候车室、售票处,加上货运员办公的地方也不足百平米。车站附近没有旅馆,没有饭馆,就只能看到上下火车的那么几个人。货物卸到所谓的站台上也要自己看管,丢失了自己负责。我只能和老陈商量,每天支付老陈两元钱工资,让老陈自己解决吃住问题,和我倒班昼夜看管着这批货物。

没想到屋漏偏逢连阴雨,货到站台的第二天就开始下起了小雨。水碱最怕水了,一旦雨水化了水碱,损失可就大了。情急之中,老陈叫我去找站长想办法,我找到了站长,站长姓郭,郭站长和我解释说:“货物的苫盖车站不管,由货主负责。”在我百般的请求之下,站长终于同意借给我一块铁路的苫布,先把碱盖起来。我祈祷老天爷,雨别再下啦!也许天有灵验,傍晚时分雨停了。由于在车站人生地不熟的,头一天怕碱丢了就没敢离开车站,第二天又为下雨着急,雨停了,才感到饿的难受。想来已经近两天没吃饭了。老陈是在车站找认识的人家蹭饭吃,他约我和他一起去吃饭,可我不好意思。找饭馆吃饭要走出五里地,雨后的土路不好走,踏着泥泞的路,当我找到仅有的一个小饭馆时,已经关门了。因为吃饭的人太少,又加上阴天下雨,饭馆也就早关门了。望着阴蒙蒙的天,看着两脚泥,好不容易到了饭馆,肚子咕噜噜地叫个不停,门却关了,心里酸楚楚的。没办法我叫开了门,一个妇女望着我说:“关门了,没有饭了。”我说:“我快两天没吃饭了,能不能给我弄点东西吃。”在我的请求下,她让我进了门,告诉我还有几张饼,我让她给我做个汤,就这样总算吃了顿饱饭。回到车站,我是住在货运室里的,没有床就睡在办公桌上,枕着货运员的台账,站长还给我找了个羊大衣,也算冷不着。

一连四天过去了,晚上听着来往的火车,也没有我装车的消息。我咬紧牙关,耐下心来等待着。就这样焦急地等了七天,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晚上我找到了郭站长的家,叫开门,忍不住哭了。郭站长见我哭了,就耐心的劝我,这一劝我越发地感到委屈,哭的就更厉害了。最后郭站长说:“小李,你放心,下个礼拜我一定想办法把货给你发出去,你再耐心的等等。”此后又等了近一周的时间,一个下午郭站长到站上找到了我,说明天下午给甩车,但明天上午需要把手续办了。可盼到这一天了,真是久旱逢甘霖,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转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从这个车站走到下一个火车站,又走二十多里地才到肇源农场场部办理了手续,紧跟着我就返回了火车站,来回八十多里地,我也没感到累,把手续办好后车皮也给甩下来了。我主动要和装卸工一起扛袋装车。站长笑了,说:“这个事不用你干了,你就帮着监装一下车好了。”装好了车,天已经晚了,我只能又回到货运室的办公桌上休息了。一颗紧张了多日的心终于放松了。躺下后,也许是高兴的原因,怎么也睡不着了。这时感到身上有些刺痒,脱下内衣一看,秋裤边缝上的虱子已经排成了队。可想着自己历尽千辛万苦,闯过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团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并在我的努力下,又能让团里的知青吃上不硬不酸的发面馒头时,心里充满了自豪。

第二天早上,郭站长见到我,也很为我高兴,并愿意给我在押运车里找个座位回天津看看。我表示了谢意,因为那个年代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火车开动了,我踏上了返回兵团的路。别了,肇源农场的领导、战友!别了,屯子里朴实的父老乡亲!我要回兵团同战友们一同感受食堂蒸馒头有了碱的喜悦!


文章来源粤海知青网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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