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到来》10 ：适者与不适者

魏玛共和国的全面福利制度

俾斯麦执政时期，有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就是大力推行了福利制度。俾斯麦的想法是，如果我给工人阶级基本福利，那就切断了工人阶级对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依赖和支持革命的意愿，这样俾斯麦开创性地设立健康保险、意外保险和养老金等福利制度。所以早在一战前，德国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就不再主张革命了，而是蜕变成了一个温和的、要求改良的党。

在此基础上，魏玛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联合中央党等建立了一个更加精密而全面的福利制度。包括关于青年福利（1922年）和未成年人法庭（1923年）的法律，为战争伤残人士提供救济和职业培训（1920年）的条例，以公共福利制度取代济贫措施（1924年）的政令，以及1927年有关失业津贴的法律条文。既有的健康保险、养老金等方案得到了更加详尽的解释，并覆盖全体国民。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居项目，仅1927—1930年间就提供了30多万套新建或者翻新的住房。医院床位的数量比战前增加了50%，医疗从业人员也随之同步增加。建立免费的全面福利制度，把它当作全体公民应得的权利，这是魏玛共和国最重要的成就。

然而，尽管制定了详尽的实施细则，但它最终却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首先，共和国几乎从建立之初就经历的经济困难，使得福利制度成了它的沉重的负担，也是使之根本难以为继。1914—1918年间，大约有1,300万德国成年男子在军队服役，其中200多万阵亡。到战争结束时，50多万德国妇女失去了丈夫，100万德国儿童没有了父亲。从战场回来的男人中，约有270万伤员、截肢者和残疾人，因为福利制度许诺的补偿未能令人满意地予以兑现，使得这些人构成了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长期来源。

其次，政府的应对之策是提高富人的纳税额，直至实际税负几乎翻倍。然而这根本不足以支付开销，政府不敢再加税，一方面担心被指责靠增税来支付战争赔款，另一方面担心导致纳税最多的富人不满。除了原有的国家养老制度之外，德国经济在1927年之后不仅必须承受失业保险的负担，到1926年依然还要继续给将近80万残疾退伍军人和36万战争寡妇发放抚恤金，并且继续抚养90多万失去父亲的儿童或孤儿。抚恤金支出占政府开支的比例，高于战争赔款以外的任何开销。

第三，福利制度导致中央和联邦各州政府中已嫌臃肿的官僚队伍愈加壮大，1914—1923年增员40%，在此过程中，德国的人均公共管理成本几乎翻倍。如此庞大的开支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中也许可行，但在魏玛共和国危机重重的经济形势下根本做不到，这样只好从1924年开始削减支出、减少国家福利机构的人员编制、对福利申请人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核。如此许多申请人很快发觉，他们很难领到福利机构发的钱，或者领到了也与他们所需相差甚远。

最终使得魏玛福利机构成为歧视与控制的工具，让共和国彻底失去了它打算救助的那些人的好感。

最让人感觉不妙的是，由于社会福利机构迅速发展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就给战前已广泛流传的种族优生和社会生物学理论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有一种观点被强化成了信条，认为遗传因素在多种社会偏常行为中起了某种作用，不仅包括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也包括长期酗酒和持续轻微犯罪，甚至包括妓女等群体的“悖德癖”。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开始编纂详细的卡片索引，用以登记这类“反社会的人”。警察也推波助澜，鉴别出大量“职业罪犯”和“惯犯”，认为这些罪犯中虽然有些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项目得到改造、回归社会，但多数根本无可救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具有遗传缺陷。许多专家认为，甄别出这种世代相传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们继续繁衍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制绝育。

反犹主义的深化

1920年代也见证了反犹主义思潮在德国政界和社会的蔓延与深化。甚至在战前，就有右翼团体大肆宣传，指责犹太人暗中损害德国。这类种族主义阴谋论得到了鲁登道夫等军事将领的高调认同，战争期间其臭名昭著的表现是所谓的1916年10月犹太人口普查，普查的目的是揭露犹太人既怯懦又不忠的天性，方法是用统计数据展示参军的犹太人比例较低、参军的犹太人从事文书工作的比例过高。普查的实际结果显示了相反的情况：许多犹太裔德国人是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强烈认同德意志帝国；在军队中和前线的犹太裔德国人比例过高，而不是较低。这雄辩地驳斥了反犹军官的预判，导致普查结果被禁止公布。

一战后，右翼普遍相信的关于德军在1918年被革命者“从背后捅了一刀”的说法，很容易地转化为反犹主义的煽动。鲁登道夫这类人显然认为，在背后捅刀子、领导德国共产党等颠覆性组织、赞同《凡尔赛和约》、建立魏玛共和国的，正是“犹太人”。虽然像罗莎·卢森堡等犹太人在共产党领导层中所占比例过高，虽然欧根·莱文等犹太人在1919年初发动慕尼黑起义的革命者中所占比例过高，但他们代表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与许多非犹太裔人士比如卡尔·李卜克内西等一起，代表着革命者。多数德国犹太人支持稳重、开明的中间派政党，其次支持社会民主党，而不支持革命的左翼政党，因为它们暴力的激进主义让多数处于中产阶层的犹太人既震惊又胆寒。

反犹主义总是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大行其道，而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又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俄国境内那些躲避反犹主义暴力和内战的犹太贫困难民加快步伐移民德国，成了冲突的一个新来源。尽管移民人数不多，但他们很容易成为民众泄愤的对象。结果是发生了一波针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个人暴力、对犹太会堂的攻击、亵渎犹太墓地的行为。

1918年后的反犹主义与战前的反犹主义的明显不同，不仅仅表现在它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把强烈的偏见转化为暴力行动。尽管魏玛共和国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反对使用武力对付犹太人，但反犹主义的语言却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之中，损害德国的“背后一刀”、“十一月卖国贼”、“犹太共和国”和“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这些以及类似的许多煽动性口号，不仅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而且日复一日地回响在立法会议上，共和国中期国会里的第二大党民族党的言论中充斥着这类反犹主义的言辞。

在这股反犹主义的言论浪潮的洗礼下，许多德国人的感情变得非常麻木，以至于当一个把反犹主义置于其狂热信仰核心的新政党——纳粹党——在战后出现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