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十六回
文︱高树伟
一百年前的今天，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的约请、催促下，胡适终于将《红楼梦考证》初稿（下称《考证》初稿）完成，随即在友朋间传阅。4月17日另将初稿誊清，5月即发表于上海亚东图书馆《红楼梦》排印本。此后，胡适与顾颉刚通信，继续搜求、研讨有关《红楼梦》及曹雪芹的材料，二人切磋学问的兴奋时流笔端。11月12日，在此基础上，胡适又完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下称《考证》改定稿）。于《红楼梦》研究而言，这的确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自此以后，以往如周春、徐柳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索《红楼梦》本事的论说，被胡适连同打包丢进了“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的大箩筐里。尽管次年蔡元培即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2月28日），针对胡适的批评予以回应。后续也有如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这样延续索隐的著作问世，蔡元培为其作序，表彰“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终究于事无补，《红楼梦》索隐一脉随即迅速被摧垮，使大多数读者对《红楼梦》相关材料的关注逐渐转至曹雪芹及其家世上来。考证派影响日深，时序推移，索隐派更少人闻问，乃至如今一提《红楼梦》索隐，避之唯恐不及。回顾百年前的那场争论，蔡、胡之争并没有几个回合，考证派即以“科学的方法”快速占据上风，尽管如此，索隐、考证两派在《红楼梦》研究中仍遗留了些迷宫似的问题，摇晃眼前，捉摸不定，相关讨论绵延至今，我们又该如何认识百年前的那场争论？“索隐”二字源出《易·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孔颖达疏“索谓求索，隐谓隐藏”，其意即研求隐藏。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是较早以“索隐”命名的著作，据其序“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也是探求冥濛未解。《红楼梦》索隐一类的做法与《史记索隐》史注侧重不同，他们认为《红楼梦》是隐写某“真事”的作品，旨在细加研讨、证其本事，以求正确理解其主旨。索隐派的主张，胡适曾将其概括、析分作三类，可见其大概：一是清世祖、董鄂妃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二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三是明珠、成德家事。各执一端，由此牵动对小说名物典制、故事情节、人物言语等不同层次的疏证。《红楼梦》创作及传抄、刊印的时代，清廷仍提倡经学，这部小说早期的阅读、评点，即在这个大背景中徐徐展开。正如顾颉刚所批评的，《红楼梦》问世以后，出现的那些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分别出于《尚书》《春秋》《诗经》之学，“凡有一部大著作出来，大家就会在无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这三类东西，粘附在它的上面”（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这些现象在《红楼梦》早期评点中就已出现，如被蔡元培批评为“可笑之附会”的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即认为《石头记》为演性理之书。至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于书前“例言”自称“注经之法”“注经考史法”，开篇疏解小说正文“此开卷第一回也”即有数百字，繁琐经说对此书的影响，一望可知。对《红楼梦》的索隐，其做法与汉代以来《诗》《骚》比兴之法略同，蔡元培也曾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谈及考证小说情节时点出。钱锺书《谈艺录》以西方心析学喻梦于谜与诗词解诂作比，“犹一谜面打一谜底然，圆梦只以一解为正”，“诗'故’非一见便能豁露畅'通’，必索乎隐；复非各说均可迁就变'通’，必主于一。既通正解，余解杜绝”（钱锺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706页），以上论说也有助理解《红楼梦》索隐的根由。因早期评点者所处时空不同，闻见各异，尤其晚近的研究者，掌握文献不同，路径相悖，对这部小说的作法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以对《红楼梦》开篇“将真事隐去”这句话的认识而言，两派大都认同小说的确隐去了一些史事，分歧则是隐去何种本事。王梦阮、沈瓶庵认为“可见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情节构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类”（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册三，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1页）。蔡元培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页）。寿鹏飞认为“本书开宗明义，所谓'故将真事隐去’之言，是明明有真事在背影矣”（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年，第2页）。胡适则认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论红楼梦》，宋广波编校，商务印书馆，2021年，163、164页）。胡适称《红楼梦》为“自叙”“自传”“自叙传”，虽曾在多种场合屡次讲说，因未特别界定清楚，又有强调将小说、史事做贾曹互证的倾向，致使后世研究者颇多攻诘。在胡适有限的表述中如何精确认识他提到的这些概念，其实是面临一些困难的。胡适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写自家事，以自身及家族经历入小说，对《红楼梦》的思想境界评价并不高，在晚年讲学中提及《红楼梦》时，仍说这是“带一点自传性质的一个小说”（胡适《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胡适论红楼梦》，401页），让人觉得他对《红楼梦》的认识也并不太过局促。胡适以他当时的影响，发掘并保存了有关曹雪芹及其家世的材料与《红楼梦》的重要版本，在研究《红楼梦》上，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在解读这部小说上还留有些遗憾，也是由于当时材料的局限、胡适本人对《红楼梦》这部小说固有的特殊兴趣点及不高的评价使然。随着相关文献的发现、整理，研究者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有了更为精细、丰富的认识。新红学在考证《红楼梦》作者、本子的问题上确立了范式，固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索隐派在各自通往不同本事的路上，是否就一无是处？索隐、考证两派在具体问题上的是非，恐怕仍不容易谈得特别清楚。在甲戌本（批语明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出现在研究者视野之前，在《红楼梦》研究的诸多问题上，索隐、考证两派的背景、方法、认识虽有如此多的不同，但对小说中元妃省亲这段故事实写康熙南巡却有着难得的共识。近些年，研究者对元妃省亲又有些新的观点提出，且在文献上有所开拓，执此个案来审视索隐、考证的路径，或对目下的《红楼梦》研究有所启发。
贾元春是小说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她是贾政与王夫人的女儿，贾珠之妹，宝玉的姐姐，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为女史，才选凤藻宫，晋封贤德妃。小说十八回写为迎接元妃省亲，贾府修建省亲别院（即大观园），铺叙“帐舞蟠龙，帘飞彩凤”，种种壮观。元妃省亲之前，十六回借凤姐、赵嬷嬷之口，先有过一段有关省亲的议论。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针对这段议论，用了较多笔墨去阐释小说隐去的本事，指出元妃省亲是说康熙南巡，对文学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参差也深有体味。对凤姐那句“我若早生二三十年”，《红楼梦索隐》称“此下说南巡的古事，又自恨晚二三十年，未能赶上，可见作书在乾隆之世，但及见高宗之南巡，而未及见圣祖之南巡”，推定小说成书当在乾隆年间。“说起当年太祖皇帝”句下，《红楼梦索隐》则称“指清圣祖仁皇帝，即康熙，此处是说康熙南巡”。且已与曹雪芹及其家世方面产生关联，凤姐谈及王府的一次接驾，《红楼梦索隐》称：“此作者自言也，圣祖二次南巡，即驻跸雪芹之父曹寅盐院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对，故有此笔。”（以上三处引文见《红楼梦索隐》，11、12页）对元妃省亲一节，《红楼梦索隐》尤其注重疏解仪仗制度。在“一对对龙旌凤翣，雉羽夔头”下注“帝后出宫，非大典不用仪仗”，在“曲柄七凤金黄伞”下注“应有九凤，作者因书中所言为妃，故减其二”“曲柄伞非帝后无之”，又于“八个太监”下注“八人舆，亦非帝后遇大典不能乘”等（《红楼梦索隐》，37、38页），这些曾给探研元妃省亲这段故事带来不少启发。先前，研究者曾据《清高宗实录》等所记乾隆十年二月谕旨将皇贵妃、贵妃仪仗中曲盖由红缎改作金黄缎，考证元妃省亲这段故事写于乾隆十年以后。近蒙童正伦先生检示，《清世祖实录》卷五二：“定皇太后仪仗、及皇妃仪仗制：……皇妃仪仗、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一……”（《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413页），顺治时期皇妃所用仪仗中已有“黄缎绣七凤曲柄伞”，似不能以此形制确考小说成书时间。若再细究，微有不同之处，则是伞盖颜色的“黄”与“金黄”，而不在所绣凤之数量与柄之曲直。元妃省亲这段故事所涉仪仗制度，是据作者身经目见所写（元妃省亲一节，庚辰本有“难得他写的出，是经过之人”“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等批），还是作者在熟稔清代仪仗典制基础上的兴会羽翼？史事典制与小说作者、成书过程之参差，于此可见。
《清世祖实录》卷五二记顺治时期皇太后、皇妃仪仗制度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也谈及元妃省亲影射康熙南巡，对王熙凤、赵嬷嬷谈论省亲南巡有如下一段论说：
赵嬷嬷说省亲是怎么个缘故，可见省亲是拟议之词。康熙朝无所谓太上皇，而以太上皇与皇太后并称，是其时世祖未死之证。宫妃省亲与皇帝南巡事绝不同，而凤姐及赵嬷嬷乃缕述太祖皇帝南巡故事，且缕述某家接驾一次某家接驾四次，是明指康熙朝之南巡，不过因本书既以贾妃省亲事代表之，不得不假记南巡为已往之事云尔。
蔡元培据小说描述的某家接驾四次论定“元妃省亲，似影清圣祖之南巡”，且对这段小说文本做了更为细致的阐释。蔡元培认为，“省亲”并非实事，而是拟议之词，且以小说情节为据考证史事，如他据小说将“太上皇”与“皇太后”并称，认为这是清世祖未死之证。对小说借赵嬷嬷等人之口叙南巡为往事，与他的康熙朝政治小说论似有违和，又进一步为之解释，由小说中某接驾几次，确定是写康熙帝南巡，而以贾妃省亲代表，不能不假托南巡为往事。蔡元培虽也指出元妃省亲实写康熙南巡，由于对小说作者及成书过程并不十分清楚，且他本有索隐的癖好（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称“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执“《红楼梦》为康熙朝政治小说”预设，谈及诸多问题时，或以小说文本为史料考证史事，或悬预设解释小说文本，参互议论，游移不定。
此处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曹家几代在江南做官，故《红搂梦》里的贾家虽在“长安”，而甄家始终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门里。《红楼梦》差不多全不提起历史上的事实，但此处却郑重的说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这也是敦敏送他的诗里说的“秦淮旧梦忆繁华”了。但我们却在这里得着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一家接驾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随便有的机会。大官如督抚，不能久任一处，便不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宁织造，恰巧当了四次接驾的差。这不是很可靠的证据吗？
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到胡适，他们都敏锐地抓住了赵嬷嬷所说江南甄家接驾四次的话，据此认定这段故事与康熙南巡有密切关系。王、沈，尤其是胡适，更是从曹寅担任织造期间曾接驾，较为贴近地解释了曹雪芹何以写作这段故事。此后，随着甲戌本、庚辰本等抄本陆续被发现，甲戌本第十六回有“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真有是事，经过见过”等批语，将此前元妃省亲实写南巡的论说坐实。这个问题基本确定以后，新问题又随之而来：甲戌本批语中的“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究是何意？在曹雪芹的经历闻见中，哪些可能成为写元妃省亲这段故事的具体凭依？
多年前，黄一农教授曾在台北“国图”发现一部《圣驾阅历河工兼巡南浙惠爱录》（下称《惠爱录》）刻本。此书记载顺懿密太妃王氏（下称密妃）随第三次南巡的康熙帝至苏州寻找父母的史事，对密妃见父母的场景也略有记述，似为探寻元妃省亲这段故事提供了更为切近的材料。知道此事后，又联想及此次南巡，康熙帝曾赐曹寅母亲孙氏匾“萱瑞”二字，遂多次翻阅《惠爱录》刻本电子版，几经校读，对小说写作元妃省亲受此史事影响程度确有多少，我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仍不敢确认。
苏州东城王姓者，开机为业，有女幼时，德性兼优，后至京中，长成得入宫中贵幸，立为贵妃，生有二位王子，宠冠三宫，常思父母，未知如何，音信难通。己巳年，圣驾二次临吴，先曾访问，无从寻觅。今逢太后降香吴中，请旨欲随陪侍仝行，兼访父母消耗。三月十四日临吴，在织造府。十五日，启请皇上，着令寻亲，特召抚臣宋，着有司查来，于十六日查着，遂率其父母，前来见驾，令其父母相见。二十年分别，相见时，悲喜交集。太后闻知，随赐宴，宴毕，赐其父母百金，母衣四袭。贵妃别有所赠，着长洲县，每年给银养膳，遂谢恩而出。（重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黄一农教授指出，密妃年轻时曾随南巡之康熙帝在苏州寻得父母，年老时曾获乾隆皇帝特恩允许出宫归省儿孙，有关密妃这两件史事，在康雍乾三朝，均是较为特殊的史事，小说写元妃省亲应与此攸关（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中华书局，2015年，317-356页）。我对此说原也保持警惕，曾自问是否求之过深，同时也在搜求更多的文献去进一步探究此说。前些年，蒙顾斌先生提醒，我又读到过一部《惠爱录》抄本，一函四册，其中记载密妃与父母相见情形，内容较台北“国图”所藏刻本更详。其细节描写处，无论故事环境、人物言语、肢体动作、内心情感等，无一不与小说里的元妃与父母相见情形酷肖，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那条批语略有些新的认识。事实是否如此，我也只把材料摆在这里，请诸位参酌、审视。这部《惠爱录》抄本记清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密妃与父母相见情形如下：
江苏抚院启奏皇上：前臣奉贵妃王娘娘旨寻父母住处，随委苏州同知并长、吴二县知县密访。今得苏州城东狮林巷内有织造机户王寿官，系贵妃娘娘胞兄，有父母在堂。臣未敢擅便具实奏闻。随即命下召见，当时有织造府备许多衣服帽靴等物，同吴县知县飞马到狮林巷，迎请王公夫妇并王寿官至馆教习礼仪。县官随即备轿马同到织造府，有内侍引入。
贵妃娘娘命内侍传旨问昔年家务事，王公夫妇逐一应对内侍，内侍复入奏贵妃娘娘，然后将王母引进内，先见贵妃娘娘，行朝见礼，礼毕，赐坐，赐茶，问慰寒暄，悲而后喜。时有王子而问曰：阿妈，此何人也？与之坐焉。贵妃娘娘说：你是我所生，我是他所生。王子点首微笑，将手中所拿宝玩一具递与王母。
贵妃娘娘引王（按：疑脱“母”字）见皇太后，朝礼毕，贵妃将前事奏闻，皇太后喜，向王母曰：你好生得好女孩儿。贵妃娘娘启奏皇太后曰：今没甚物与之，欲将衣赐可否？皇太后说：可。遂与之衣。又曰：与之簪可否？皇太后曰：可。又与之簪。皇太后赐金、赐缎，王母谢皇太后恩。贵妃娘娘引回与之饮食。
这部《惠爱录》抄本，以小楷抄录，相较台北的刻本，既无作者信息，又无序跋题记，且与刻本内容多有不同，尤其详细记载密妃随康熙帝南巡至苏州找寻父母、与父母相见的情形。此次南巡至苏州，康熙帝驻跸苏州织造府（时李煦任苏州织造）。据《惠爱录》抄本记载，当时密妃父母具在，还有一胞兄叫王寿官，以织造为业。此书文本来源，据沈汉宗《惠爱录》自序称，“皆从京报小抄及所见所闻之事，非泛言叠出”。杨勇军曾取《惠爱录》刻本与《实录》《起居注》对勘，认为“《惠爱录》所载史实更为详实”（杨勇军《论记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惠爱录〉兼及〈红楼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三期）。据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密妃曾生三子：分别为皇十五子胤禑（康熙三十二年生）、皇十六子胤禄（康熙三十四年生）、皇十八子胤祄（康熙四十年生）。在康熙三十八年时，皇十六子胤禄年方四岁，皇十五子胤禑年也才六岁。据《实录》及《起居注》，均未提及此二子曾随驾南巡，是《惠爱录》任意发挥，还是《实录》《起居注》隐其事实，其间参差，该如何理解，因所关非小，也应再为细究。为直观与小说作一点比对，我们把《红楼梦》十八回元妃省亲最为动人的一段也引在这里：
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殿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见）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贾母等让贾妃归座，又逐次一一见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后东西两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厅外行礼，及两府掌家事媳妇领丫鬟等行礼毕。贾妃因问：“薛姨妈、宝钗、黛玉因何不见？”王夫人启曰：“外眷无职，未敢擅入。”贾妃听了，忙命快请。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寒温。又有贾妃原带进宫去的丫鬟抱琴等上来叩见，贾母等连忙扶起，命人别室款待。执事太监及彩嫔，昭容各侍从人等，宁国府及贾赦那宅两处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及家务私情。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等事。（据庚辰本）
小说下面写贾政奏答元妃的一套官样话语，此后又写执事太监启奏请驾回銮，对元妃有一段描写：“贾妃听了，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紧紧的不忍释放，再四叮咛。”将《惠爱录》记载密妃事与小说此段合看，且不说同为省亲、情境相近，甚至具体至遣词用语，都如此相类。如小说写贾妃“满眼垂泪”“忍悲强笑”“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各叙阔别寒温”，与《惠爱录》两个版本所记密妃与父母相见时“悲喜交集”“问慰寒暄，悲而后喜”的情感脉络如出一辙。据《惠爱录》抄本记载，康熙南巡也曾有将眷属移居别所的预想，“闻驾南巡预将眷属迁移别所居住，其本宅房屋重新起造，粉饰油漆，极其齐整，花园内及楼阁亭轩假山月台鱼池皆点缀精雅，又培植名花异卉，陈设古玩，结彩张灯，诸事齐备”，这与十六回贾琏的一段议论也有些相像：“特降谕诸椒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之处，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庶可略尽骨肉私情、天伦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谁不踊跃感戴？现今周贵人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了，修盖省亲别院呢。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又一样布置。踏看地方去了。”
据已有研究来看，曹雪芹塑造的贾元春这一人物形象，其背后的相关素材确有堆叠层累。《红楼梦》六十四回探春掷签后，众人哄笑“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这两王妃的玩笑话，显然是以曹家史事入小说（萧猛《永宪录》载曹寅“二女皆为王妃”，综合档案记载，一女嫁平郡王纳尔苏，一女嫁康熙帝侍卫），这也与裕瑞《枣窗闲笔》“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相契合。小说中称元妃为“贵妃”，又写其省亲见父母时的悲喜交集场面，出入历史，凌驾想象，实为间三带四之笔。综合现有材料，小说中元妃省亲故事，与曹、李两家关系甚密的康熙南巡及密妃寻亲等事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曹雪芹目见亲历的曹家史事，由此感物联类，推实入虚。这也契合小说中的自述“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遂由经历闻见兴会感怀，敷衍出这段无比真实的故事。至此，我们看到，以上每一层材料的发现，似乎都能对理解小说情节有更为切近的体会与认识。当然，曹雪芹是没有机会亲历康熙三十八年南巡的，面对小说元妃省亲及《惠爱录》密妃寻亲这段文本，曹雪芹是否曾看到《惠爱录》里这段材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史事在康雍乾三朝足够特殊，当时也应是曹、李二府上上下下传闻之事，它作为故事的源头，至少已影响《惠爱录》《红楼梦》中相关文本的书写。由同一特殊事件辐射出来的两套文本，虽文体不同、书写略异，其气味却是一致的。如裕瑞《枣窗闲笔》所说“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红楼梦索隐》书前提要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大抵作者胸中所欲言之隐，不过数人数事……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倘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张冠不得李戴……牵合甚难”。并曾以梨园演剧法解说《红楼梦》的作法，“盖上下数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脚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扮此，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或先演其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场即不复问其下一场”（《红楼梦索隐》，第2页）。其实是道出了《红楼梦》写作之秘钥，若由此再从既定之作者出发，搜讨文献，细为比勘，更容易看清小说的背景及其写作的思路。当然，小说间三带四之笔多，也正是戚蓼生《石头记》序所总结的那样：“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三年前，得知密妃史事后，我曾独自一人至安葬密妃的景陵妃园寝田调。从学校出发搭车至唐山北站，又辗转至遵化，租了一辆面包车，接近妃园时已是傍晚，在附近的马兰峪村一农家住了一宿，次日才徒步至妃园。不巧的是，六年前，温僖贵妃墓被盗，妃园大门紧闭。为看清密妃宝顶所在位置，我又绕到后山，那里有一片栗园，我还爬上过几株栗树。妃园里静得出奇，四十九座大小不同的土馒头错落有致，密妃高大的宝顶即坐落于中轴线上。走进妃园，时间也似静止，行至密妃宝顶前，时空交错的苍茫感给我极大的震撼。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景陵妃园寝地盘画样（典藏号：书4201）
在妃园后山一棵栗树上俯拍景陵妃园寝，作者摄于2018年5月。
自胡适《考证》问世的那一刻起，即有意识地将方法论灌注其中，一方面强调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一方面重视作者及《红楼梦》成书时代，这两端奠定了一百年中《红楼梦》研究的格局。胡适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感受与评价，及其执方法论的热情，置身于索隐、考证之争，两派挟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文学性的感受与关注，这也可以从与顾颉刚、俞平伯的书信互动情况略窥一二。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后，俞平伯曾先写过一篇长文《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7日）予以回应，且针对蔡元培提出的“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提出三条研究路径：同时人的旁证；作者底生平事迹及其性格；本书底叙言。以为舍弃三法，更无法去窥测小说本意。胡适对此却不甚重视（“平伯的驳论不很好”，1922年3月13日胡适日记，《胡适论红楼梦》，195页），从与顾颉刚通信的频次及兴奋用语来看，胡适更看重顾颉刚来信中以古史辨的思路驳斥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颉刚此论最痛快”，1922年3月13日胡适日记，《胡适论红楼梦》，195页），对挖掘、研究曹家材料的兴趣远胜于小说本身。百年前胡适、顾颉刚、俞平伯三人通信，概而言之，实分作了两端，胡、顾二人成就了以探寻小说作者及家世为核心的《考证》，俞、顾二人成就了以探研小说文本及创作思想为核心的《红楼梦辨》。悬一预设，探求隐在小说背后的史事，并以此牵合去解释小说中的名物典制、故事情节等，可能也有些创获，但如果将一些问题看死，对《红楼梦》的研究终究是徒劳的。就元妃省亲而言，小说写元妃携宝玉的手揽入怀内抚摸宝玉的头（“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这些浸染着作者感受、传情达意的文字才是隐在小说背后最为真实的“本事”。小说如元妃省亲这样明点史事的段落，在小说中零星闪烁，多数描写缠裹的情感中尽管必然有作者经历之事，却不见得都留有别样的材料可供研考，以证成其事。广搜材料当然是研《红》应有之义，在文献不足，材料无法抵达的地方，也尽可以先摆在那里，姑且存疑。如裕瑞《枣窗闲笔》依靠特殊闻见独自记录下的曹雪芹禀性相貌，闻见得来，传其影子而已。是真是假，既无别样材料可证，即可存而不论。顾颉刚在给俞平伯《红楼梦辨》作的序里曾说：“《红楼梦》的本身不过传播了一百六十馀年，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之中，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而今，距《考证》又过去了一百年，顾先生当年担心的问题仍旧存在，且较那时并不见有多少减弱的迹象，幸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一直立在那里，且文献研究、整理愈加规范，有关《红楼梦》的基本事实也愈加清晰，不致再被涂得面目全非。新红学走了一百年，相较百年前胡适、顾颉刚他们批评的附会红学，在这百年之中出现了更让人担忧的新问题。一百年来，《红楼梦》研究历经了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致使学术秩序混乱，红楼夺目，好奇争胜者日多，文献、文物作伪频出，致使红学文献真伪混杂，乱人耳目，也由于研究环境的混乱，导致赝鼎渗透至具体的研究，且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随相关著作广为传播。在新的一百年的开端，《红楼梦》研究最为紧迫的，仍应倾力研究、整理红学文献，乃至有意识建立“红学文献学”这样的专科文献学加以持续整饬。之所以如此强调红学文献，一是如上所言，红学文献真伪混杂，亟待去伪存真。对基本文献细致研究，以将其还原至应有地位，此项工作的困难不比胡适那时候面临的困难少。以《红楼梦》抄本而言，如毛国瑶辑录的靖应鹍藏《石头记》批语及天津王超藏本等均属蓄意伪造的材料，证据昭昭，因其（尤其是靖本批语）渗透较广，影响至大，更应还原其本来面目，及时从红学文献中剔除。二是继续广泛搜集、开掘相关文献。如上文所提及的《惠爱录》之类文献，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文本之不同，尤应重视，在此基础上比勘、探研，展开研究，以多角度丰富对小说的理解。三是重视红楼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归档。按专题大套影印相关文献，固然应该继续，在媒介转换的当下，更应侧重将红学基础文献做数字化处理、公开（如甲戌本深藏博物馆，自胡适影印以来，极少有人有机会再目验原件），将版本、目录、校勘之法充分应用于红学文献的研究、整理，乃至依托《红楼梦大辞典》等现有工具书对红学知识做系统梳理，以建立红学知识库。蔡胡之争凸显出来的各自侧重，实是文学研究的两个重心，即蔡元培提及的“以意逆志”，胡适标榜的作者研究（“知人论世”），在两个侧重之间，因受不同传统影响，论争时有错位，导致很多问题纠缠不清。对作者及其家世的考证，固然是重要的，这是小说研究的基础，而对《红楼梦》成书及文本的研究、阐释，索隐经过的那些道路所留下的思考，对我们今天更为精细地理解这部小说，有些仍具参考的价值。而且，无论是《红楼梦》小说文本、批语，作者及其家世文献，还是有助于探寻作者写作取材的其它相关文献，更鉴于参与《红楼梦》研究的特殊群体，其文献复杂程度、研究者产出知识的速度，都要远远超过其它领域。在日益强调中国古典学的今天，《红楼梦》研究，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案，为相关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凭借。因近些年红学文献真伪混杂的泥淖、争论声音的嘈杂，风起红楼时，满纸喁喁，影响了更高水平研究者的参与，徘徊梦外，更使这部小说的研究陷入困境。下一个百年，如何将蒙尘受屈的红学擦拭干净，走出索隐与考证的迷宫，使其重焕光彩，仍是我们当下亟待思考并付之努力的。最后，我还是要引顾颉刚《〈红楼梦辨〉序》里几句精彩的话：“《红楼梦》是极普及的小说，但大家以为看小说是消闲的，所谓学问，必然另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小说是无关的。这样看小说，很容易养成一种玩世的态度。他们不知道学问原没有限界，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况且一个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随处把学问的态度应用到行事上，所以这一点态度是不可少的。”以我自己有限的一点体会而言，红学文献的研究已是一个非常独特且重要的实验场，相关思考不时会逼近以探讨文本源流为核心的文史方法的边界，且早已对文史领域一些同类棘手问题积累了不少深刻的思考。因对红学的偏见或受了什么别的不好的影响，研究者对此视而不见，或不及参考，于文史研究而言，才最是可惜的。附记：本文讨论胡适“自叙传”说及《红楼梦》索隐传统，友人夏寅先生也贡献了许多意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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