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郭沫若赠闵刚侯诗作——民族气节重如山

　　1939年12月31日(阳历“廿八年除夕”)，曾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的一批同窗在陪都重庆举行团年会。郭沫若在这次聚会上赋诗一首，事后书写下来赠与闵刚侯。这幅字宽31厘米，高135厘米，时间虽然过去近80年，除纸面有些发黄外，始终保存完好。

　　201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闵刚侯的子女四人将这幅作品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表示，期待通过郭老这首诗作的面世，有更多的人能够对那场伟大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多一些深入了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铁蹄肆虐，大片国土沦陷。

　　1938年底，国民政府总算在重庆站稳了脚。从此，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在此聚集的各党派、各界人士，以战胜日本侵略者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展开了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7日，郭老离开蛰居十年之久的日本秘密回国，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日洪流之中。1938年10月下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文化工作)厅长的郭老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等地后，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随即成为以“陪都”为中心的抗战文化的旗手。闵刚侯于抗日战争爆发前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随后也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

　　郭老的这首七言诗反映了1939年底的抗战形势以及新出现的复杂局面，展现了在重庆聚集的一批抗日文化人的民族气节，表达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对卖国求荣的汉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诗文写道：

九大今中小野寺，诱和惯写怪文字。

我辈恨之彻骨深，学部虽殊心不异。

同窗健者来巴岷，聚谈同乐气訚訚。

可怜孺子号龙象，俯首附敌如犬驯。

流芳遗臭各千载，薰莸一器难同在。

今晨闻刺丁默邨，明朝定死周佛海。

侈谈南阙贵公卿，闻警何人最心惊。

防毒外衣兼面具，此公不便书其名。

　　诗尾属“廿八年除夕九大同学团年会上戏作 刚侯同学嘱为之书 郭沫若”。第一句中的“九大”，系指位于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战后更名为九州大学)，创办于1903年，是继东京、京都之后日本国内设立的第三所老牌旧帝国大学，在一个多世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稳居九州地区最高学府的地位。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各个时期前往该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今中”(今中次麿，1893-1980)系九州帝国大学政治学教授，曾担任闵刚侯的指导教师。“小野寺”(小野寺直助，1883-1968)系九州帝国大学医学教授，是郭沫若的指导教师。此二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经常发出侵华谬论，令爱国留学生对他们达到“恨之彻骨深”的地步。第四句中“学部虽殊心不异”，指参加聚会的九大学友虽然所学专业不同，如郭老于1918年至1923年在医学部学习，闵刚侯于1936年至1937年作为专修生攻读政治学，但彼时爱国之心是相同的，对日本侵华行径的憎恨是一致的。在历史关头，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道路的选择。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即使是曾经的留日学生，政治上的分野也是必不可免的，有的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有的则沦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如曾就读东京法政大学的汪精卫、曾就读京都帝国大学的周佛海，都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可怜孺子号龙象，俯首附敌如犬驯”，正是对他们无耻嘴脸入骨三分的刻画。郭沫若在诗中以“薰莸”(香草与臭草)不同器为比喻，明确表达了抗日战士与投敌汉奸之间誓不两立的立场。“今晨闻刺丁默邨，明朝定死周佛海”两句对仗工整，表现出的气势将全诗主题的呈现推至高潮。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逃离重庆，先抵昆明，后抵越南河内，已暴露出叛变抗日阵营的动向。经过一年多的运作，汪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建立。在1939底复杂的形势下，郭沫若诗作的最后两句点明伪装多时的汪精卫势必公开投敌，抗日阵营必须百倍警惕。郭老在诗中更指出，汪精卫若公开叛变投日，势必成为全民族的公敌，势必日夜处在“闻警”心惊肉跳的境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郭沫若这幅律诗书法作品具有的历史文物价值愈加凸显。诗作紧扣时局，郭沫若诗作的这一特点在这首诗里再次得到体现。诗中接连点名了五个反面人物，这在郭老的诗中是不多见的。这是一首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精彩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