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第一次听说韦伯的名字，是在30多年前，哲学家李泽厚的一次演讲中。李先生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伟大的卡尔·马克思，但德国还有一位“马克斯”也很了不起，就是马克斯·韦伯。他们都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还有一位是法国学者涂尔干）。
韦伯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去读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惜当年太年轻，没怎么读懂，就转而去读了韦伯的传记，想先了解一下这个人。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本以为他是个大学里的老学究，没想到他非常关注社会现实。
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韦伯写信给德军的实际指挥官鲁登道夫，要求他向协约国献上自己的头颅，挽回德国的荣誉。鲁登道夫当然不会就这样自杀了，但他同意和韦伯见面。结果两个人唇枪舌剑，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我很难想象，世界上有哪个学者能和一个将军展开这样的辩论。
[德]马克斯·韦伯 / 著，康乐、简惠美 / 译，上海三联书店不仅如此，韦伯还常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身从军，参与建设和管理军队中的野战医院;在战后又加入德国的谈判使团，作为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会；还参与起草了“一战”之后德国的共和国宪法。韦伯不是一个象牙塔中远离大众的学究，而是一位广泛介入公共生活、面向社会和现实的学者。这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一个特点。不过，知识分子好像一般都特别忙，很难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学问。然而韦伯并不是这样。他在学术上的涉猎非常广泛，而且都卓有成就，被公认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是韦伯思想生涯的第二个特点。韦伯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宗教、政治、哲学、历史，甚至还有音乐。他有一本书叫《音乐社会学》。这位20世纪初的德国人甚至还写了一本《儒教与道教》，探讨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可见他的视野之广阔。[德]马克斯·韦伯 / 著，王容芬 / 译，商务印书馆然而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学术生涯却颇为短暂。韦伯25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30岁就成为正教授，令同辈学人望尘莫及。可惜4年之后，韦伯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离开了大学。有几年的时间，韦伯完全停止了学术工作，病情缓和后才恢复学术研究。又过了16年，到1918年，也就是一战结束的那一年，韦伯才正式重返大学。可回到大学才两年，韦伯就染上了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1920年6月，刚满56岁的韦伯英年早逝。在56年的生命中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让人惊叹，也令人敬畏。我想起韦伯的墓志铭，那是来自《浮士德》的一句话：“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这句话用在韦伯身上再恰当不过。韦伯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现代思想成年的标志呢?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这有些像是孔子说的“四十不惑”。思想意义上的成年也是如此。我们说韦伯标志着现代思想的成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看清现代，反思现代，让现代社会迈入了“不惑”之年。看清现代，就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在韦伯之前，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大多是片面的或杂乱的。直到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论，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反思现代，就是指出现代性最深层的缺陷。这种缺陷不是现代化曾经战胜过的那些问题，比如愚昧无知等;我们现在说的缺陷，是根植于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反而会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严重。学术界将这类问题叫作“现代性问题”。韦伯对现代性的正反两面，第一次做出了最为全面、清晰的分析。他的问题意识和学说论述，使现代思想进入了具有反思自觉的成年期。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家只要讨论现代性问题，不管是赞成还是质疑，都无法绕开这座里程碑。那么，韦伯到底洞察到了现代社会的什么奥秘?其实就是三个字:“理性化”。这三个字，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我们知道，启蒙运动之后，在理性和科学的帮助下，人类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在古代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贫困艰难，甚至王公贵族也过得不算很好。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后世学者根据记载，推断他是死于感染导致的持续高烧和衰竭。设想当时如果有抗生素，又会如何呢?还有13世纪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他的王后一生中生育了16个孩子，前15个孩子中的男孩全部在10岁之前夭折了，直到第16个孩子顺利长大成人，王位的继承才有了着落。你看，无论是皇帝还是国王，在疾病面前也毫无办法。而启蒙时代之后，世界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一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人类的平均寿命，两百年前还只有25岁，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了72岁。这么巨大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呢?韦伯发现，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这些大事件背后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主义”。当时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过去的不幸都是由于蒙昧和无知，如果用理性清除掉蒙昧和无知，我们就会走向真理，越来越幸福。然而，恰恰是马克斯·韦伯，这位深刻理解科学理性力量的思想家，却站出来告诫人们，对于有些问题，甚至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韦伯是怎么说的呢?让我带你穿越到一个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是1917年11月7日，一个冬日的夜晚，在慕尼黑的一间艺术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演讲。大厅里挤满了年轻的学生，还有许多著名学者。韦伯在台上演讲，题目叫“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韦伯举办“学术作为志业”演讲的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艺术厅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举了一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只要送到医院，我们就能用医学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抢救这位病人呢?如果病人只能维持生命，但根本无法好转，又会耗费大量的金钱，拖垮他的家庭，你认为应当做何选择?如果病人自己希望不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抢救，你认为要怎么选择呢?如果你知道病人在这种状况中非常痛苦，你要怎么选择呢?医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即使他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最高超的技术，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 “目的”究竟是什么。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韦伯用数百万字的著作，向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和理性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怎样的“运行方案”。同时他又向我们指明：这些方案和方案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可能会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遥远，甚至还会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麻烦。《韦伯作品集》阎克文 等 /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这在一百年前的西方，是颠覆性的见解。当然，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并不是从韦伯才开始的，早在启蒙时代，就出现了反启蒙主义者和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论者，但那些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论述，从未达到韦伯那样的完整性水平。和上述思想家相较，韦伯现代性论述的完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不是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科学理性的意义，而是深入地分辨科学理性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且在科学能做到的理性化后果中，同时阐明其正面的成就和负面的问题。其次，他对现代理性化的分析，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切入了现代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总之，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