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系瓶、经瓶与梅瓶

梅瓶是一种瓶体修长，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传统瓶式，其造型特点是挺秀、俏丽。如北京石景山区雍王府墓出土的两件明青花折枝桃竹灵芝盖梅瓶（图一）。

图一　明　青花折枝桃竹灵芝盖梅瓶

01

前人关于“梅瓶”与“经瓶”之名来源的认识

有人认为经瓶即是后世所称之梅瓶。“据文献记载，'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一形态瘦小的梅枝而得名，而并非专用于插梅花。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称：'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曰梅瓶也。’”

刘东瑞在《梅瓶应称经瓶考》一文中认为：宋明时期“这种讲经制度，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宋人称这种'经宴’上特用的酒瓶为'经瓶’是有特定含意的……”。可见，其认为经瓶之名与讲经制度有关。署名“老慧子”的作者在《梅瓶源流》一文中，也认为与宋代讲经活动有关。

陆鹏亮梳理了前人的认识，“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宋元时代，此类习成'梅瓶’的器物应称为'经瓶’，是当时用来盛酒的酒瓶。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的相关考证。该墓群中一号墓的甬道西壁绘三人一马，马后立二人，一人头系蓝巾，巾上系一卷，卷面墨书'书上崔大郎酒’六字，双手捧一黑色酒瓶。宿白先生认为'此种高瓶，根据持瓶人头巾所系之卷上墨书'书上崔大郎酒’一语推之，当为盛酒之器’，并根据南宋人袁文《瓮牖闲评》中有关记载，记为当时此类酒瓶应名为'经瓶’，按南北为经，训为修长。然而当年宿白先生还是谨慎地认为'因疑经（京）瓶者，盖即此物’。此后《中国陶瓷史》中则将此类酒瓶明确定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可见，其认为经瓶之名与器身修长的形状有关。

此外，陆鹏亮还引用了数则文献，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京瓶”应为“经瓶”，二是“经”可以作为量词使用。并且认为“这些当时仍属偏远地方的逸闻并不足以成为普遍流行的一种器物名称”。

王光尧在《明代梅瓶的使用》中认为：“看来今日所说的梅瓶在宋代原本就称为酒经、经瓶或讹称京瓶。而晋安人称这种深细长腹的瓶为经瓶的原因，或许正如宿白先生言：经为南北、可训为修长，重在用'经’道出它们深细长腹的根本特点。”

无论以上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大家都提到了同一则文献，即宋代赵令畤《侯鲭录》的记载。在这则文献中的“经”被用作量词，可以理解作“瓶”或“坛”。文献中的外乡人误以为“五经（瓶）”是儒家经典中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而闹出笑话：

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身，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

值得注意的是，古时称盛水或酒浆等所用的大腹小口的陶瓷容器为“罂”。故疑“经”或为“罂”的谐音之讹，或是其古音。如（前蜀）贯休《樵叟》诗：“担头担箇赤瓷甖（罂），斜阳独立濛笼坞。”又如（清）吴允嘉《浮梁陶政志．景镇旧事》：“万文恭士和，故师事唐荆川，其莅江西饶州任，唐赠以双瓷甖（罂）。”

02

经（梅）瓶用途

经瓶的功能就是酒瓶。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已经明确论证：“唐宋以降，贮酒用长瓶。此物初见于陕西三原唐贞观五年（631）李寿墓石椁内壁的线刻画中。长瓶也叫经瓶，常出现在宋墓壁画'开芳宴’的桌前。民（国）初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将长瓶称为'梅瓶’，……但尽管是臆造，是误解、是无根之游谈，这个名称却叫开了，实际上，长瓶本是酒瓶，瓶上的题字亦足为证……”书中并举四例说明：

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著名宋代磁州窑系酒瓶（图二：1、图二：2），“醉乡酒海”长瓶和“清沽美酒”长瓶。前者高43、口径4、底径9厘米，小口，溜肩，上腹较鼓，下腹斜内收，小平底。整个造型挺拔俊秀，风格古拙淳厚。器体以粗线条的墨笔，勾画出五组纹饰。其中主题纹饰带有四个圆形开光，内写“醉”“乡”“酒”“海”四字。后者与前者相似。

图二　盛酒的长瓶

1.宋“醉乡酒海”长瓶 2.宋“清沽美酒”长瓶

又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北宋褐彩人物纹长瓶（图二：3），口径6.7、底径7.2、髙31厘米，1964年佛山澜石宋墓出土。瓶为小卷唇，直口，短颈，丰肩，鼓腹，胫缓收，平底内凹。此瓶通体用褐彩勾绘，肩绘缠枝莲纹，腹上下各绘—周花带，中部四开光，内分别绘戴巾着袍袒胸的饮酒者欲饮、稍醉、大醉、昏睡四种形象。瓶身开光外以海水纹衬托，足上部绘缠枝五瓣菊花纹—周。画面整体布局严谨，纹饰线条流畅，主次分明，人物动态表情刻划逼真，是一件难得的陶瓷佳品。不少学者认为此瓶为奇石窑产品。

图二　盛酒的长瓶

３.北宋　褐彩人物纹长瓶

再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土城子出土的元代黑釉长瓶（图二：4），高43厘米，瓶上还阴刻着“葡萄酒瓶”铭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是贮存葡萄酒的专用之器。而其器形属于“长瓶”是无异议的。

图二　盛酒的长瓶

４.元　黑釉长瓶

明朝时的经瓶仍是盛酒器。如山东鲁王朱檀墓出土的梅瓶内即装有美酒。又如广西桂林博物馆收藏有一件1983年5月出土于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的明嘉靖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胫带盖梅瓶（图三）。这件梅瓶出土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瓶盖后发现瓶中尚存乳鼠酒。酒中浸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及多种名贵中药，酒色晶莹淡红，香气飘逸。这种酒被认为有强身健体之效。

图三　明嘉靖　青花双龙戏珠纹高胫带盖梅瓶（乳鼠酒梅瓶）

梅瓶作为酒具，常被帝王连同美酒一起赏赐给臣子。“如南京博物院藏的1995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古井内出土的白釉梅瓶，瓶的肩部就写有'赏赐’二字。据考证，这件白釉梅瓶是明太祖朱元璋赏赐给臣下的贵重器物。往往赏赐梅瓶时，瓶中多装满一瓶御制的美酒，使获赏者既有精美的梅瓶观赏，也有美酒可喝，真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03

经（梅）瓶的使用方法

作为酒具，梅瓶的使用方法可根据不同场合而分为三种不同状态：侍酒时被抱在胸前，存放时用支架固定，运输时用绳索系于颈部。

以《白沙宋墓》中的资料为例，在侍酒（图四）时因器身材质原因、加之盛放酒浆后重量较大，只有将瓶身抱于胸前才能既可随时向酒壶内倒酒、又能保证侍者双臂不过于疲劳，而且姿势较为优雅。在不需要为酒壶内添酒时，其是被安置于支架内的（图五）。后者在元明时期的遗存中也有实物，如江西省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带座的青花梅瓶，一件是元青花龙纹带座梅瓶（图六），另一件是元青白釉堆梅纹带座梅瓶（图七）。又如广西的桂林傅物馆收藏的两套明代梅瓶与器座，一件是明初素胎带盖梅瓶及明黑釉梅瓶器座（图八），另一件是1972年靖江安素王墓出土的素胎大口陶梅瓶及1981年靖江王陵出土的粉红彩梅瓶器座（图九）。

图四　持瓶人物像

图五　白沙宋墓１号墓前室西壁壁画中的高瓶和瓶座

（左）图六　元　青花龙纹带座梅瓶

（右）图七　元　青白釉堆梅纹带座梅瓶

（左）图八　明初　素胎带盖梅瓶及明黑袖梅瓶器座　

（右）图九　1972年靖江安素王墓出土的素胎大口陶梅瓶及1981年靖江王陵出土的粉红彩梅瓶器座

1972年广西桂林安素王朱经扶夫妇合葬墓出土一对明宣德青花人物故事图梅瓶（图十）。研究者根据画意认为两者共同表现的是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其一为俞伯牙初遇樵夫钟子期的情形，另一件反映的是俞伯牙带着琴童与仆人应约去拜访钟子期的情形。因而分别将其定名为“青花西溪问樵图梅瓶”和“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后者（图十之左图）画面上的仆人正用扁担挑着一只带盖梅瓶和一件大型三层食盒而跟随主人赶路（图十一）。其所挑着的梅瓶正是将绳子系在瓶颈部的（图十二），系绳子的位置和方法均与系食盒的位置与方法不同。为避免系绳之后绳子对瓶盖的影响，实物中确有瓶盖之檐不超过瓶口的设计，这一点可见于桂林博物馆所藏梅瓶中（图十三至图十五）。有些梅瓶的口沿部甚至是有特殊设计的：即内口部设计成阶梯状以限制瓶盖的位置（图十六、图十七）。由此说明以绳系瓶颈的使用方式是真实可行的。

图十　1972年广西桂林安素王朱经扶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对明宣德青花人物故事图梅瓶

图十一　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上的仆人形象

图十二　仆人所挑物品特写

（左）图十三　明嘉靖　哥釉青花折枝花蝶纹梅瓶

（右）图十四　明万历　青花双凤穿云纹梅瓶

图十五　温裕王朱履焘夫妇合葬墓出土明万历青花双龙赶珠纹梅瓶及其口沿与颈部特写

（左）图十六　明万历　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右）图十七　明万历　哥釉五彩云龙纹梅瓶及其口部特写

04

笔者对“经瓶”名称的理解

笔者认为，要想考证“经瓶”名称的来源，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物品的功用，二是对物品使用状况、使用方式与方法的考察，三是字义的训诂。

首先，关于经瓶的功能已明确为酒瓶。

其次，由于古人有翁、缸、罐等容积较大的可供贮存液体的器皿，故经瓶这类容积较小的器物贮存液体的功能就不是特别明显了，因此它或为临时贮存，或贮存较为髙档贵重的酒浆。由于这类酒瓶的体量不大，因此还可以用于临时或短距离运输。而笔者认为：根据前述赵令畤的记载“馈人”之用分析，经瓶之名正与其在短途运输中的使用方式有关。因此有必要从这一用途延伸考察：古人是如何买酒和运输所购之酒的。

这也需要从两方面考察：既要从器型及其在使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用法考察，也要从器型演变过程来考察。

从器型考察，在经瓶类器物器身颈部以下部位并没有可供持、提的专用部位（如提梁、柄等）。加之器身上大下小的特点，不便于提握其颈部。再者，器身外表光滑—多施满釉或施釉不到底。因此其颈部以下是不便于直接提携的。但这类器物的颈部较细、口部多有外翻且较厚的唇部，这一设计明显有两种用途：既便于运输时用绳索系住颈部、并因有外翻的唇部阻止绳套脱出，而且在使用绳套提携时单手可提多件，可增加运输效率，也便于在倾倒液体时用手部虎口部位把控瓶颈，来控制流量和流速。由于绳套多为有机物质，在墓葬中不易留存；抑或是因为要被用于墓葬中而瓶颈部位本身就未配置绳套。总之现尚未见到实物例证。

从器型演变过程来考察，在器物颈部系绳提携盛装液体的瓷瓶是有历史传统的。如历史上各时期的“四系瓶（罐）”（图十八至图二十一）、嘟噜瓶（图二十二）、小口瓶（图二十三）等。尤其是四系瓶颈部的四个“系”即应是用于穿绳以供提携的。虽然这几种瓶的器型略有不同，但从使用方法上看，它们都应同属于一类。

（左）图十八　隋　青釉四系盖罐

（右）图十九　宋　黑白釉四系瓶

（左）图二十　宋　小口四系黑彩诗句白瓷罐

（右）图二十一　元　四系瓷罐

（左）图二十二　黑釉剔花填白彩嘟噜瓶

（右）图二十三　金　黑釉剔花小口瓶

最后，从字义训诂方面来考察，更可以证明笔者关于经瓶在运输过程中是被绳套提携颈部的观点：“经”虽有“经纬”之意可表示纵向，亦有“经典”之意，但其还有“吊，上吊”之意。例如“自经”一词，其意即是表示上吊自杀身亡。史书中从《史记·田单列传》“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到《宋史》《辽史》《金史》，乃至于《元史》《明史》及《清史稿》，其中的“自经”一词在含义和用法上都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经瓶”中的“经”表示吊、悬挂之意，并特指将绳子系于器物的颈部。所谓“经瓶”即“用绳套提携而使用之瓶”。同时，在《古代汉语词典》中“经”字还有“通'京’”的义项、并以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成书的《太平御览》为例，说明“京”与“经”在宋代是通假字，可以通用。是故，“京瓶”即“经瓶”。

加之前述所疑“经”为“罂”之讹，故推测当时的人们是以“经”替代了名词“经瓶”而略称，并作为量词使用，逐渐成了量词。即赵令畤所记载的“酒一经”就是“酒一经瓶”。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五经”即“五瓶”了。进而推测以“一经”为量词单位的语言习惯，应是远早于宋代的语言习惯。可能因某种原因，晋安地区保存了古老的语言习惯和语音发音，以至于让外乡人闹出了笑话。而对这则文献的解读，正是不经意间的“礼失求诸野”。

故，笔者认为“经瓶”是古时对盛酒器“罂”中某一子类的专称，即依照使用方法对于采用吊其颈部而便于提携之瓶的称呼。这一称呼在宋代被记载下来。今人或依其字面之意，或牵强附会地扯上“经箍制度”的解释都是错误的。

05

余论

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小说《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在饮了“御酒”之后还偷走御酒数瓶。如：

（第五回）大圣道：“......我今早在瑶池中受用时，见那长廊之下，有许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琼浆，你们都不曾尝着。待我再去偷他几瓶回来，你们各饮半杯，一个个也长生不老。”（大圣）径至蟠桃会上。进瑶池宫阙，...…他将大的从左右胁下挟了两个，两手提了两个，即拨转云头回来，会众猴在于洞中，就做个仙酒会，各饮了几杯，快乐不题。

（第七回）（玉帝）一壁厢宣二郎显圣（真君），赏賜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异宝明珠，锦绣等件，教与义兄弟分享。真君谢恩，回灌江口不题。

可见明代的酒也是用瓶装的，并且是可以用“提”的方式运输的。联系到前述南京明故宫遗址古井内出土白釉梅瓶的实例，或可作为将“经”释为“吊”的例证。

再者，因为经（梅）瓶是酒器，在明代推行古制、复兴古礼（如使用玉圭作为身份标志物等）的风气下，以其作为身份高低的象征物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用以比拟商周时期的爵和鼎、簋）。因此，经（梅）瓶在明代贵族的墓葬中被作为身份的标志也就合乎情理与逻辑了。故而无论是明定陵还是北京的雍王墓、山东的鲁荒王墓、广西桂林的靖江王墓等均有梅瓶出土的现象，都可作为明代复兴上古礼制而以梅瓶为皇室贵族身份标志物的观点予以解释。虽然孔繁峙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梅瓶是皇帝、皇后、皇妃、公主和皇子得封的郡王所专用的一种随葬品”，但他认为“墓葬中的梅瓶实际上应是统治者专门使用的一种'风水瓶’”。这一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06

总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今所谓“梅瓶”的器物，古人以其器型修长而称之为“长瓶”，又以提携其颈部的特殊使用方式而称之为“经瓶”。在明代统治者复兴上古礼制的时代背景下，它成了皇室贵族象征身份地位等级的标志物而被用于墓葬之中。到清末，人们以其口小的特点而雅称之为“梅瓶”。

作者：邢鹏

资料来源：《文物天地》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