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刘协一生最硬气时刻：一句话让曹操汗如雨下，吓得跪地求饶
来源 | 史书今古
汉献帝刘协，算是古代帝王中最憋屈的一位。原本，刘协少时聪慧过人，他不仅能断是非，还对时局有着清晰把握，就连史学家范晔都直言“圣主聪叡，有周成之质”。可惜汉献帝“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竟接连遇到董卓、李榷、曹操等乱世枭雄。故而自始至终，汉献帝这位聪明皇帝也一直充当着“傀儡”的角色。一生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
俗话说的好：“兔子急了也咬人。”汉献帝长期看人眼色行事，心中早有怨言。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面对野心家对自己的控制，汉献帝再也无法忍受，爆发之下一怒喊出一句话来。有意思的是，这短短十几个字，却让一代枭雄曹操吓得汗流浃背，急忙俯身在地告罪。
据《后汉书·献帝纪》记载：
“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显然，这是汉献帝说过最硬气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辉煌时刻。不少读者在为他舒口气的同时，也同样对曹操的行为表示不解：一向胆大包天的曹操，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装怂？说到这，便不得不提到曹操早年间的辛酸了。
曹操早年间的崛起之路，并非世人想象中的一帆风顺。尤记讨董之战时，参与关东联军的各路诸侯，不是州郡长官，便是向袁绍这样的门阀士族。而反观曹操，只有区区五千兵马。《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说：“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若不是曹操是讨董之战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关东联军中根本算不得什么。
即便如此，曹操的话语权依旧不高，以至于董卓败退之后，曹操建议追击，竟无一人选择相助。无奈之下，曹操只好率本部大军自行追击，不料在荥阳遭到徐荣伏击，五千家底几乎损失殆尽。若非曹洪及时将自己的战马献出，曹操恐怕很难脱身。
可想而知，曹操早年间的处境有多么辛酸了。好在，曹操的发小袁绍伸出了援助之手，所以袁绍便是曹操第一个贵人。从曹操本传中可以看到，曹操早年间是听从袁绍指挥的。也正是在曹操的庇护之下，他才安稳渡过了中原混战最激烈的时期。直到曹操进入兖州，迎汉献帝到许昌，他依旧要看袁绍的意思行事。
第二个贵人自然是汉献帝，这点毋庸置疑，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才确保了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不败地位。
另外，曹操顺利将汉献帝迎到许昌，其实离不开另外一个贵人的帮助，此人便是董昭。《三国志·武帝纪》还说：“（曹操）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当时的议郎董昭，不忍心汉献帝依旧受制于杨奉、韩暹等人，遂以曹操名义写了一封信给杨奉，说是要帮助他赶走韩暹。后者大喜，在汉献帝面前为曹操极力美言。于是曹操在建安元年（196年）八月进入洛阳，随后又设计赶走杨奉、张杨等人，“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扬间”。如此一来，曹操如愿被汉献帝加封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假节钺。
虽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已经初步实现，但他依旧离不开袁绍与汉献帝两人的支持。所以此时的曹操，还是非常善于隐忍的。上文中提到，汉献帝只是一句呵斥，就能将曹操吓得汗流浃背，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在当时的朝局中，董承一系的力量，算是与曹操分庭抗礼。因此曹操抬头看虎贲卫时，才会发现不少陌生面孔。倘若汉献帝与董承合谋，要将曹操直接杀死在宫中，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此处，曹操自然是汗流浃背。
由此可见，曹操在迎奉天子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处境依旧艰难。为了保证自己的计划能缓步发展，曹操不得不向汉献帝认怂。就连老大哥袁绍，曹操也是恭恭敬敬地对待。《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汉献帝开始封曹操为大将军，而老大哥袁绍为太尉。后者听闻表示不满，于是曹操赶紧将大将军让给袁绍。这件事，倒是与曹操向汉献帝认怂有异曲同工之妙。
诚然，曹操早期是有些心酸，但与他人不同的是，曹操这位枭雄能屈能伸，懂得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当初曹操欲迎奉天子时，董承便表示拒绝。故而曹操的实力逐渐壮大以后，董承的动作也越来越明显。
不少人觉得董承是一位忠臣，他帮助汉献帝笼络一批大臣，意图谋诛曹操。但在笔者看来，董承也非常渴望权力。《资治通鉴》对于这一点看得很透彻，司马光说道：“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
司马光认为，曹操能顺利迎奉天子，不单单是董昭的帮忙，也有董承的支持。
另有《后汉书·献帝纪》中提到：“（伏）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可以看出，董承倘若真的完全忠心于汉室，他不会对伏皇后如此无礼。汉献帝也是聪明人，他利用董承与曹操的分庭抗礼，寻求自己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他的帝王心术。
于是，才有了开头提到的那一幕。汉献帝一身呵斥，曹操惊吓不已。但这次认怂事件，也让曹操这位枭雄更加奋发。后来曹操掌控汉献帝的标志性事件，便是衣带诏计划的流产。《资治通鉴》中说：“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司马光写下这句话，取材于《后汉书》，但他却多加了一个“称”字。也就是说，他认为是董承自作主张，以汉献帝名义暗中联络群臣。显然，这是董承见曹操势大，担心后者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很不幸，曹操的实力已经远超他的强大，所以董承事败身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衣带诏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先后平定袁术、吕布等枭雄，早已是实力大增。他摩拳擦掌，准备与袁绍进行正面对抗。因此在这之前，他必须要加强对汉献帝的统治。董承的动作正是一个借口，让曹操趁此发难，一举扫清后宫中的所有不稳定因素。
《三国演义》为董承安排了一个汉献帝老丈人的身份，从而为董承的动作寻了一个借口。不过在正史记载中，曹操才是汉献帝的老丈人。建安十八年（213年）七月，曹操一口气将三个女儿嫁给了汉献帝。这件事，同样是曹操加强对汉献帝控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在两个月之前，曹操进封魏公，他的政治地位已经如日中天，与魏王只差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