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曾想剥夺姜维兵权,他为何要这么做?

公元263年(蜀汉景耀六年),魏国大将邓艾偷渡阴平成功,一路杀奔成都而来。

关键时刻,刘禅派出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率部前往抵御。

但此前并无战争经验的诸葛瞻,并非久经沙场的邓艾的对手,最后战死于绵竹。

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张飞的孙子张遵,黄权的儿子黄崇等蜀汉重要将领也一同战死。

这一战后,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唐朝时编纂的一部地理学专著)中的记载,诸葛瞻在跟邓艾接战前,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

诸葛瞻在这句话中阐述了自己的三条罪过,其中的第二条让人深思,他把姜维当成了政敌。

众所周知,姜维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之一,就当时而言,这是蜀汉政权内部所有的荆州派都认可的。

姜维自掌蜀汉军权以来,其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完成诸葛亮生前没能完成的愿望,即“北伐中原,复兴汉室”。

以此而论,蜀汉政权内部,最不应该敌视姜维的,就是诸葛亮的子孙。

在东晋史学家孙盛写的笔记中,还写有诸葛瞻曾想剥夺姜维兵权,以永安都督阎宇代之的想法。

《三国志·董厥传》(附于诸葛亮传之后,诸葛瞻传类同)之注引中记载:

孙盛异同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和《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两相一印证,大概能知道,诸葛瞻是真看不惯姜维,都已经有过把姜维打入冷宫的举动了。

诸葛亮的儿子敌视诸葛亮的接班人,这对于三国爱好者中喜爱蜀汉政权的粉丝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诸葛瞻为何会反感始终坚持诸葛亮北伐理念的姜维?

根据记载,诸葛瞻试图剥夺姜维兵权的行为,发生在公元262年(蜀汉景耀五年)。

这个时候的诸葛瞻,已经慢慢的被提拔起来,位高权重,在此前一年,他开始跟董厥共掌朝政,《三国志·诸葛瞻传》中记载:

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

董厥(荆州人)是诸葛亮还活着时,就开始为蜀汉效力的老人,从年龄推断,差不多六十多岁了。

而诸葛瞻当时才三十多岁。

因此,诸葛瞻将会是未来蜀汉政权真正的主掌朝政之人,董厥只是发挥下余热,起到一个帮扶的作用。

仅以诸葛亮唯一的亲生儿子这个身份,诸葛瞻就走不了弯路,他在蜀汉民间的声望相当高,《三国志·诸葛瞻传》中记载:

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

同时,蜀汉政权中的荆州派会尽力推诸葛瞻上位。

刘禅也不会反对,他虽然不喜欢诸葛亮独揽大权,但他也清楚,他离不开荆州派。

对于刘禅来说,无非是起用黄皓这样的人来制衡,只要不是出现制约不了的权臣,他肯定是用荆州派主政的。

各方合力之下,诸葛瞻走上人生巅峰,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的诸葛瞻,或许已经在为自己将来主政考虑了。他建议剥夺姜维的兵权,是因为他跟姜维的理念不同。

什么理念?姜维是北伐主战派,这是诸葛亮的心愿,可诸葛瞻偏偏不是主战派,他不赞同北伐。

在前文引用的诸葛瞻建议剥夺姜维兵权时,所用的理由是:“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

这和廖化在当时反对姜维北伐时所讲的“'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力少於寇”,是相同的道理。

诸葛瞻认为,姜维不顾一切的北伐耗尽了蜀汉的国力,加上廖化的反应,这在蜀汉政权内部,已经是相当强的共识了。

另外,诸葛瞻建议替代姜维的人选是阎宇(荆州人)。

从史书记载的阎宇个人经历看,他曾先后担任蜀汉庲降都督、永安都督。

这两个地方负责蜀汉在南中地区,以及对东吴方向的军事,是以防御为主。

因此,阎宇是个典型的防御型将领。

诸葛瞻想用阎宇换回在蜀、魏边界的姜维,其用意不言而明。

所以,诸葛瞻未来将实行的国策是防御型的,不搞什么北伐了。

或许,诸葛瞻心底深处还秉承着父亲诸葛亮的理念,可蜀汉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他跟诸葛亮一样。

姜维主战,诸葛瞻主停战,这就是诸葛瞻把姜维视为政敌的根本原因。

至于姜维跟诸葛瞻能否联手合作?我个人感觉不可能,姜维对于北伐的执念太深,除非诸葛瞻支持他。

可当时蜀汉政权内部,其实反对北伐的呼声,已经超过了主张北伐的呼声。

连廖化这样的元老都站出来反对了,诸葛瞻要想顺利主政,就不能一意孤行。

姜维无法改变,诸葛瞻无法支持,两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诸葛瞻要主政,军权是不可能留给姜维这样难以制衡的将军的,肯定是需要自己能控制。

不过,诸葛瞻的一切想法及后手,全部来不及实施了,姜维也不需要头疼如何跟走上前台的诸葛亮的儿子处理好关系。

因为,在诸葛瞻建议剥夺姜维兵权的第二年,魏国大军就来了。

在这一刻,姜维和诸葛瞻都只能全力为蜀汉的生死存亡而战,直至两人都为此死亡。

参考文献:《三国志》、《元和郡县图志》等

备注:文中所引用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诸葛瞻自言三罪的记载,未见诸于更多史料,其书成书于唐朝的唐宪宗时期,距离三国时期有五百多年,是否真实,读者可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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