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读书时参加革命家人以为他牺牲，20多年后，才知道他当中央干部
在湘赣边界高耸入云、绵亘百里的黄岗岭下，紧靠320国道，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江西萍乡湘东区老关镇三角池村，村子里有一幢建筑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土木砖瓦结构，座北朝南的老房子，这便是这个镇上最著名的人物，曾经在红军时期担任过高级干部，建国后当过中央干部凯丰的故居。
走进村子，我们看到这个村子的名字真有意思，房子背靠大山，前左右都有池塘呈三角形，故名三角池村，走进凯丰的故居的老屋，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乡下老屋，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农具杂物间、猪舍、牛栏等九间。
三角池村
室内陈设解放前和家里使用的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现在，故居室内物品基本齐全，重现了当年凯丰家庭的场景。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主要是读书，早年在萍乡市读中学期间，学校时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就经常撰写文章，不仅在自己学校的刊物上发表，还投稿到一些全国知名的报刊，其中写了一篇最著名的文章刊登在鲁迅办的《莽原》杂志上。
他的文章以辛辣的笔调讽刺批判了当时北洋军阀对先进文化实行围剿的政策，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号召大家觉醒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其时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文产生了巨大的巨大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以很大的启迪和鼓励，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章刊登之后，一方面凯丰的名字被党组织早期领导人重视，为此，给这期间他便入了团组织，并当选这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秘书处成员，随后加入了党组织。同时，他也受到当时北洋军政府通缉，组织为了他的安全，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
在苏联学校期间，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先进的理论知识，还不断地进行实践，使他成长很快，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很多早期组织的领导人，由于他写文章的才华，并任命为主管团宣传的领导人，从国外学习毕业回国后，他被组织派到南方担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他还曾经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凯丰坚贞不屈，从来没有想过背叛革命。
根据上级的安排，他来到赣南、闽西开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期间，凯丰参与了中央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并投身到红军反“围剿”战斗中，对当年扩大红军队伍、教育普及、劳动竞赛开展、贪污腐败预防和惩处、少共国际师的组建壮大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高级干部。
影视中的凯丰形象
后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来到贵州的遵义后，广大红军指战员们反思错误路线的指挥，为此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在会上大多数人要求撤销“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以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参加会议的凯丰表示反对，还挖苦正确的指挥路线是“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故而长期成为党史教学中挨批的人物。
当然，在后来，凯丰亲眼目睹正确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一系列的胜利，而且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圈，一步步地走向胜利，他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认了错还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很快就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层。那首著名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就出自他的手。电视剧《长征》对凯丰的转变也做了客观的描写。后他前往东北工作，任东北局宣传部长正部级干部，参加解放战争，建国后，凯丰任沈阳市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成为一名中央干部。
凯丰的二女儿何淑英
在凯丰的故里，见到凯丰的二女儿何淑英老人，虽然她已经90多岁，但对于父亲的事迹依然是记忆清晰，据她讲述：凯丰参加革命离开家乡之前，父母之命娶老关渡口人孙氏为妻，并育有两女，何淑英系二女儿，她还在母亲腹中时，父亲凯丰就已经远离家乡闹革命，自己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后来何淑英的母亲去世，凯丰再婚生了两个儿子。
凯丰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原因，加上自己的老家大部分时间是“白区”，怕家里人受牵连，就一直没有敢与家人联系，当时家里人只知道他参加了革命，被北洋军政府通缉，后来便杳无音讯。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改名为凯丰，与此前的何克全根本就是判若两人，所有老家的亲戚朋友都以为他光荣牺牲了。
直到全国解放以后，女儿何淑英，还有凯丰弟弟等人接到通知，说有一位中央东北分局委员、沈阳特别市委书记要见他们。这个时候，一家人才知道凯丰还活着，而且当了中央干部。
于是，凯丰的弟弟还有他的女儿等亲人，捎了些家乡的腊肉和一些土特产，欢天喜地来到沈阳看这个消失了二十多年的亲人。几十年过去了，何淑英老人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形，他非常慈祥又非常严肃，工作特别的忙，除了一起吃了几顿饭外，根本没有时间来陪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和同胞兄弟，更没有带他们到四处看看风景。只是说，如今沈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自己的工作千头万绪，正在梳理。
凯丰的女儿何淑英和弟弟第一次在沈阳见面离别要回家的时候，他送别亲人时对女儿叮嘱：你回家安心务农，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靠劳动养活自己。临别时，他甚至没有给女儿一分钱，也没买一件新衣服。由于凯丰的弟弟在快要解放的时候，花费了所有的积蓄购买几亩土地，听说村里人要划分他为地主，为此，请哥哥出面帮助在成分问题上通融一下，凯丰告诉弟弟说：你要相信组织，要相信人民，一定会作出公正的评判。
然而，家里人第二次见到凯丰时，他已经是重病住院，躺在病榻上的凯丰知道女儿在组织的关怀下，被安排参加速成学习班学习，学成后分配在加油站做会计的工作，他非常高兴，叮嘱女儿从事经济工作，管着公家的钱，一定要廉洁自律，一分一毫也不能动。
然而，就在这次亲人见面的几天后，凯丰就因病去世，终年49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何淑英悲痛万分，为没有陪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而悔恨不已。
何淑英老人告诉我们，父亲给她留下了5封信，每封信都是嘱咐她和丈夫“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在她生了孩子后，负担加重，她给父亲写信，想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以求得到照顾。凯丰虽然很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
四月的田野一片青翠，我们与何淑英老人一起站在凯丰纪念雕像旁，谛听凯丰一生投身革命三十年，其曲折经历令人嘘唏，他虽然成为中央高级干部，留给后人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