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连庆——采访纪实散文 向 军 旗 敬 礼
2019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40周年，笔者为了纪念在这次反击战中英勇顽强，血染沙场，为国捐躯的英雄将士们，特意采访了曾参战身负重伤，荣立三等功的13集团军某部重机枪连机枪手项鸿跃，根据他的口述，我加以整理，以飨虔诚的读者。
————题记
人生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耀眼的时光。最近电影热播放映的“芳华”，把我带回到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是我曾经用自己的鲜血染红过，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
我五十年代出身在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重庆市内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我高中毕业后，也同当时的中国大多数家庭的子女一样，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奔赴广阔天地农村当知青。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我这个热血男儿志愿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到部队后我被直接分配到一个新组建的连队，这个连队大家都称“枪连”，后来才得知是重机枪连。枪连的兵基本上都是和我一样的新兵。要等到从全国各地来的新兵到齐后，连里才派人去武器库提枪。从武器库提出来的枪都是崭新的“五七式”重机枪。黄色的机油均匀地涂在枪的每一个零部件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擦枪，然后要求拆装枪。开始连队的干部们也无法把枪拆开。在团机械技师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摸索，后来，我们就可以熟练拆装枪了，但是还没有进行过实弹射击练习。
那时中越边境冲突关系紧张，上级要求我们随时作好上前线参战的准备。并且为了保密，宣布停止对外写信的命令，这时我得知已有其它连队开拔的消息。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连队院子里来了六辆军用卡车，我们开始往车上装物资和武器。下午两点钟，我们的车队从泸州市出发了。当时交通警察封锁了其它路口，只准我们的军车快速通行，天下着小雨 ，吹着寒冷的风，仍然有许多市民冒雨在道路两旁站立默默目送，看得出来老百姓对局势的关心和对子弟兵的牵挂。有的人朝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也挥手回应。战士们每个人脸上都很严肃，我的心情也很不平静，为保卫祖国作好了战死疆场的思想准备。我从一个农村知青到一个即将上战场与敌人拼杀的真正军人，转换时间只有八天。
从隆昌火车站上了军列后，列车始发前，连长高着嗓门宣布了乘车纪律：不准在车箱门口站立观望，不准朝车下扔烟头杂物，不许打开窗户等。列车一路狂奔，我们不知道列车前往何方？十二月二十九日天刚亮，列车停了，我看见“昆明东站”的站牌，下车后连队干部命令立即卸车，随后我们又乘上开往河口方向的小火车。小火车经过了“开远”，天黑下来时，到了一个叫“鸡街”的小火车站，卸完物资，我们又踏上了步行的征途。（重机枪的枪身，脚架，子弹箱等放在马背上载着）我们每个人也背有五十斤以上装备，一路紧赶慢走，内衣裤全被汗水湿透了，大约凌晨三时，来到了一个不知道地名的粮仓。因为太疲劳，倒下和衣就睡下了。第二天问当地老乡，才得知地名叫“个旧市乍甸公社乍甸大队上乍甸生产队”，距离国境线还有一百五十公里。我们在这里封闭强化训练了一个多月时间。训练非常辛苦，主要是战术训练，负重奔跑和实弹射击，每一次对我们的体能都是严峻的考验。
到了新年的一月十七日晚上，部队宣布可以对外写信了，顿时兵营沸腾了，个个写了请战书表决心。第二天，全连的干部战士一边战备，一边埋头写信。我一共写了十一封，分别寄给父母，落户的生产队老队长，还有自以为关系不错的几个同学云云，特别是一个女同学，我想我们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发展。我告知亲人们，我将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决心等。
一月二十七日，我们连队接到了出发的紧急命令，我们背着行装唱着歌朝鸡街火车站走去。随后我们又乘上了开往河口方向的小火车，列车在一个叫马皇堡的车站停下了。这里充满了临战的硝烟味，各兵种的大批军人在这里集散。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是一月二十八日，新年的大年初一。祖国人民正沉浸在过传统春节的欢乐中，而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军人，为了国家的安危，正朝着前线义无反顾地前进，其中的一些人可能上去就不能回来了。我们背着物资急行军，累得腿发软，全身冒汗疲劳极了。当晚又住宿在野外，忍受着许多蚊子的叮咬，因为太劳累了，根本无法去理会这些，大家睡得很香。我就这样和着军装睡在地上，度过了一九七九年春节的第一天。在这里，我们住了几天，白天日常训练，夜间还搞一些山林穿插训练。我记得就是在这繁杂纷乱紧张的间隙，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连队指导员，要求连队党支部在战斗中考验我吧。
二月九日早晨，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正在想今天可能不训练了吧。却突然接到准备出发进攻的命令，同时下发了一套新军装，压缩饼干和罐头。另外加发了弹药，并要求战士们把子弹压在弹链上，我们的心情也随之紧张起来，就这样，我们又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一天。二月十日白天连里又给我们排作了一些规定，由于我们临时住地与连部有一段距离，夜间就以手电光为紧急集合联络信号。当晚由于值勤哨兵心情过度紧张，深夜一点多钟，错把其它地方的手电光当成给我们排的紧急集合信号，马上就把全排的人叫了起来。我们大家都怀着立即要投入战斗的紧张气氛，当时，在排长的指挥下，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棚顶的雨布拆了下来，并各自打好自己的行装。扛着武器弹药，沿着模糊不清的山间小道，冒雨飞快地跑步赶到连部。结果连部的人按兵不动，也没有任何要出发的迹象，连部的人说，根本没有发出过紧急集合信号。但这时我们全身都被雨水淋湿透了。这次意外，我们遭到大块头连长一顿臭骂，然后，我们又扛着武器沿着漆黑的小路返回，这一夜全排的人都被折腾得狼狈不堪。第二天王排长决定重新搭建住棚，住进新的住棚后，才把湿了的被子衣服打开，晾干后才能重新使用。
其间，我们还进行了爱民和纪律教育，要把广大的越南人民与越南反动统治集团区别开来，爱护越南人民群众的利益。王排长叫我代表全排写了一份爱民公约。我记得当时写的爱民公约如下：
爱 民 公 约
一、对越自卫反击，进入越南国土后，要象对待中国人民那样对待越南人民，不得伤害无辜的越南群众，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越南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上级命令，坚决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和助民任务，保证不犯错误
三、爱护越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战斗中注意保护越南人民的自然环境，不得随意破坏。
以上各条，请上级首长，同志们监督执行。
敬礼！
重机枪连三排全体同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
二月十六日下午一点钟左右，我们终于接到命令，我们重机枪连的三排配合步兵九连一起行动。我们戴着用树枝扎成的伪装帽，每个人还负重前行（枪械工具箱，弹药，防毒面具、压缩饼干、急救包等）。因为是快速行军，前方根本就没有路，全是在荆棘中穿行，所以走得很辛苦，三个小时后到达了指定位置。这里距国境线只有一百五十米左右了，并有很大的橡胶林，一条小河的对面就是越南。住下后炊事班忙着烧水煮饭，半夜十二点左右我们被叫醒，又吃了一顿比较丰盛的饭菜，然后就悄悄来到小河边坐上了橡皮船，向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划去。
橡皮船到达了对岸，下船后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很高的芦苇，我们在芦苇丛里穿来穿去，却看不见先过来的部队。尽管有点担心会踏上地雷，但还是硬着头皮往上冲，好不容易与前面的队伍汇合后，又继续前进。这里是一个二百多米长的陡坡，我身上背的装备又多，不知滑倒摔倒了多少次，才爬上了坡顶。这里已经是越南的领地，感觉它是非常的贫穷和凄凉，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回头深情地望着对岸的祖国。
稍微休息了一下，我和战友们又沿着一条似黑洞一样的小道，飞快地向前方一路狂奔。这里没有枪声，没有地雷，也没有任何抵抗，根本看不见一个越南人。到了二月十七日中午，我们来到一条小河边，当我们班正准备渡河时，对面山头高地上的越军向我们开枪了，火力很密集。这时连长命令我们班迅速冲过去，掩护部队渡河。因此，我们快速过河后，在河堤上架好了机枪，我和曲比副班长开枪向高地射击。我想亲眼观察一下，有多少敌人倒在我的枪口下，但发现被射击的目标并不明显，我又向一些可疑的目标进行短点扫射，不久发现敌人火力遂渐下降了。等全连都安全渡河以后，我们才拆除重机枪脚架跟部队继续向纵深推进。
尔后，我们沿着一条我国以前援建的公路跑步前进，很快到达一个叫“周灯”的村庄，这里越南人已经跑光了。只是离“周灯”不远的高地上，越军接二连三地向我们发射了约一百多发炮弹，炮弹在我们周围炸开了花，打了近一个小时，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大的伤亡，然后就停止了射击。
二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离开“周灯”，往旁边不远的三八七高地进攻。这里丛林茂密，只有唯一的小路，像一个很深的洞子伸向高地。由于道路狭窄，造成前进速度缓慢，到了山半腰，前面的尖兵就与敌人接上了火。由于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只能沿着小路迂回着往上冲，但部队仍然受阻。虽然前面枪声激烈，但一直持续到天黑，我们仍没能前进一步，反倒送下来几位伤员和牺牲的战友，其情景十分惨烈。天黑后气温很快下降，而且还下起了大雨，不久全身都被淋湿了，特别是小腿打着绑腿的地方，被泥水浸袭极不舒服，又冷又饿蚊子也来叮咬，大家都非常难受。尽管如此，“宁愿前进半步死，不愿后退半步生”的钢铁般意志始终没有减。
半夜过后，部队决定用偷袭的方法试着攻上去，但经过几次反复一直没有成功。这时不断地从前面传来“向后传叫张参谋上去”，“叫工兵上去”，“今天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冲上去，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等口令。由于部队新兵多，语言差异很大，一些口令传到后面已经变调了。这一夜没有睡一点觉，是在神经高度紧张下度过的。天亮时我们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占领了高地，敌军已经逃跑了。我们急忙整理加固工事，这时哨兵报告有几个越南架线兵唱着歌，毫无戒备地走过来了。我们的战士突然迎上去，越南兵发现后，马上掉头亡命跳蹿。战士们开了枪，一瞬间，六名越南士兵全部被击毙。战士们在附近搜索没有发现其它异常情况。
到了二月十八上午九点钟，我们又接到继续前进的命令。当时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突然前面传来密集的火力，枪声特别清脆，我方不断有人受伤和牺牲。因为我们处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被敌人的火力压制着，难以进行有效的反击。于是营部决定分别对三八七附近的高地发起进攻。九连的连长布置了掩护任务后，就带了一个班冲了上去。连长作战非常勇敢，一直冲锋在前面，不时有越南兵被他和这个班战士打死。这时离九连长两米远的草丛里，忽然冒出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越南兵，对准我们九连长就是一梭子，九连长当场壮烈牺牲。我们的战士含泪冲上去一起朝这个越南兵开了火，我们的冲锋也就暂时停止了。
九连长牺牲了，我们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痛难过，要为九连长报仇，狠狠教训一下越军，心头的火一下子冒了起来。连长牺牲后，九连由指导员代理连长，重新制定攻击敌人阵地的方案。冲锋前，我们先用无后座力炮和重机枪向敌人阵地开火。我们快速地把枪脚架支撑点挖好，架好了重机枪。我自告奋勇地担任主射手，副班长曲比担任副射手，对着越军阵地猛烈射击。我觉得自己象个老射手，打得非常老练沉着。这时越军的反击火力明显减弱了，旁边准备带领冲锋的汪排长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战士们也对我投来赞杨的目光。这时我们的部队开始冲锋，我立即调整好射击姿势，准确地用五至十发的短点向敌人阵地射击。当一箱子弹快打完时，我看到战友们已快冲到我的射击点了，于是立即停止了射击。正在这时距我们三十几米的地方，越军一个阻击手突然对我们开枪了，副班长曲比胸部中弹倒下了。我也感觉右臂被猛击了一下，接着是火辣辣的剧痛，右臂已经失去了支配能力，随即觉得自己完了。这时班长立即跑过来为我包扎伤口，他说我背上也有伤口在流血，把我背部和右臂伤口包扎完后，交给卫生员，他又投入了战斗。
这时连里的李医助上来了，他用剪刀剪断了我身上所有的带子，用熟练的动作为我重新包扎。嘴里唠叨道，这是谁包扎的？技术太差，乱劈柴！我看见李医助一会跪着一会又站立目标太大，就忍痛断断续续地告诉他：“你要注意隐蔽”。但他却似乎没有听到一样，不停地变换姿势为我包扎。这时天空突然传来刺耳的尖叫声，接着就是“嚓”的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我觉得左肩又是一阵巨痛。但是李医助为了保护我扑在我身上，所以他伤势更重。只听见李医助哎哟地叫了一声，又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们快点补我一枪吧,让我痛快些!接着我和李医助都被战友们抬到了临时营部。
营部离我负伤的地方只有一百米远，这里已经躺下了十几个死伤的战士。营部陈小飞医生，宋益富医生正在给伤员们处理伤口。宋医生检查了一下我的包扎情况，说现在他们的能力只能作战地简单处置，叫我咬紧牙关坚持，然后就忙其它的事去了。我躺在地上多少有点绝望。这时天空又飘起雨来，有个路过的战友见我还在动，就返回身解下一个牺牲了的战士身上的雨衣搭在我身上避雨，我含糊不清地对他说着谢谢！这时在营部当通讯员的陈晓白跑了过来，我俩都是知青一起参军的，友谊很深。他拉住我的手，急得眼泪直淌。我笑着对他说，哭什么，我死不了！这时营部有人叫他，他才不舍的离去，临行说忙完再来照顾我。不久，宋医生又来到身边，说营部要转移了，因人手不够，他们只能先奉命带走李医助等伤员，然后再返回接我。我有点茫然地含泪点头后，宋医生走了几步又返回解下他的手枪给我，叫我拿着手枪自卫，以防万一，这时，我心里才踏实了些。
营部刚撤走，越军就不断向这里打枪和炮击，我身边除了有几个已经牺牲的战友尸体，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为了避免敌人的炮火威胁，想挣扎着爬到旁边不远的树林里去，但拼命挣扎几次都爬不动，全身像灌了铅般的沉重，只有按原样躺着不动。这时炮弹不停地在我周围爆炸，万一中弹也只有认命了，敌人发射了一百多发炮弹后渐渐停止了，我幸运还活着。正在耐心等待战友们回来营救我时，左前方传来一些人的喧哗声，我心里一下子又悬起来，如果是越军我就糟了。我下意识地把手枪子弹顶上膛，对住自己的太阳穴，如果是越军我就自己解决，千万不能当俘虏。但突然转念一想，这样死了不甘心的，我有八发子弹，在打死几个敌人，再自杀也不迟。思想安定后我警惕地注视前面的情况变化。令人欣慰的是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熟悉的面孔，全部是我们三排的战士。我惊喜地喊着他们，我们班长李林和同班战友温沃宁等一拥而上，抬起我和连队一起走去。走出不远，三排又接到掩护其它连队后撤的命令，就派几个战士把我又送到一个伤兵集中的战地医务所后，他们又返回参加战斗了。
这里已经集中了十几名伤员，有的伤势比我还严重，大概是下午四点多钟，我躺在了送往后方医院的担架上。六个民兵轮流抬着我，飞快地朝后方走去。我躺在舒适的担架上，头昏脑涨，真是百感交集，心里充满了对这些民兵的感激之情。但我想到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也会耗尽他们的体力。因此叫他们放慢速度，让我下来扶着我走。但他们坚决不同意，强迫我躺下，尽管他们上下坡，过沟沟坎坎，特别是徒步涉水过一条小河时很困难，但还是硬挺着把我送到了师部卫生队。师部卫生队的人叫他们把我抬到公路边，等待有汽车来时把我们送回国去。这时我想把抬我的民兵叫到身边，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可是一看他们身材相似，作装一致，我已经认不出谁是我要找的人了，只是默默地向他们全体人员行了个注目礼。
当晚我就被送上了伤员回国的汽车出发了，我们几个伤势较重的睡在担架上，伤势较轻的就背靠车箱壁坐着。由于我们受伤后只是简单包扎，就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理，不时有一股血腥味，传出来让人难受，汽车到了中越边界的界河边。这时河上已由我军架起了舟浮桥，来往车辆非常繁忙。当得知我们汽车运输的是伤员，于是我们的汽车优先上了舟浮桥。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虽然我随部队离开祖国不过四十八小时，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却是难以言状。不久我们的汽车驶进了距国境线十多公里的解放军一四三战地医院。这里原来是一所学校，我们被民兵抬到操场上。因我失血过多，一身都是绷带缠着，引起了接待人员的重视，他高声喊到：医生，快来给这个重伤员检查一下。接着就有一个女医生来到我身边，她和蔼地问我：是那里人？是那个部队的？在什么地方负的伤？等等。经过几天的紧张战斗和乘车的疲倦，我有些神智不清的答非所问。接着被人抬进一间教室临时搭建成的大病房，我的心情才随之放松。这时我身上的血衣和肉体粘连在一起，无法换药和换衣。因不断有前线伤员送来，这里也人满为患，医护人员也顾上管我了。到了第二天，我感觉精神状态很差，头昏脑胀伤口又很痛，医生仍没有对我的伤口进行处理，有的伤员对医生提出了责问，答复是：他们没有医治条件，我们将继续后送。下午三点多钟，我又被抬上一辆大卡车，为了多装伤员，没有放担架在车箱里，我们都背靠背或靠车箱坐着。这条路是由大型推土机开拓后就直接通车的很简易公路。雨后更是泥泞难行，汽车颠簸得非常历害，因为我的左右手和背部根本不能支撑平衡，加之伤口感染被碰撞后痛得难以忍受，绷带上的血又浸出来了，红色的面积不断扩大，傍晚时分来到了解放军一四四野战医院。医院只派人送来了饭菜，告之伤员这里条件有限，我们将继续后送，后来我就昏迷过去，醒来时已经在我们来时路过的马皇堡火车站旁边的南溪河解放军一三八野战医院手术室。医护人员用剪刀剪开了我血肉粘连的军服，这时我才看到自己身上吓人的多处伤口，医生吩咐护士马上注射麻药，不久我就迷迷糊糊地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经又是第二天的下午了，病床边有一个穿着一件肥大军装的小看护，她是专门服侍我这个重伤员的护理员。后来得知她是前不久被越南当局驱散赶回国的小华侨，只有十五岁，是自愿来医院帮忙的。她人非常机灵，漂亮可爱，只要我稍有动静立即就会跑来甜甜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
二十一日上午，赵医生来给我换药时告诉我，今晚将有一列开往后方的列车，我将被送往条件更好的医院。听罢，我本想在这里伤口痊愈后，重返前线，为连长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狠狠杀穷凶极恶的越寇，看来这个想法无法实现了。当晚八点多钟，我被送上小火车离开了一三八野战医院。我只知道列车经过了开远，昆明，西昌终于在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在峨眉站停下了。站台上站满了医护人员。两个战士拿着担架冲到我身边，扶我躺下后，抬我出站上了汽车，经过二十多分钟行驶，来到解放军野战四零医院。医院的家属们争着来抬我们这些伤员，我有点不好意思，要求自己慢慢走，可是她们根本不理会，强迫我躺在担架上，把我抬上了病床。不久主管我的邢医生就来询问我的伤势。我告诉刑医生二十一日前线医院手术换药后就一直没处理过，现在已感觉不适，希望早点换药。邢医生马上叫护士小李推来了装有医疗器械的小车到病床前。换药时我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看到从我伤口里拨出的棉条，血肉模糊发出的血腥味，还真有点恐怖，我咬紧牙关，尽量不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我的伤口在这里得到很好的治疗，恢复很快。看见医院的年青女医生和女护士都非常美丽漂亮，我突然想起了自己那个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和家里的爸爸、妈妈、大姐及三个哥哥，他们也许正在担心我的安危呢。我找护士要来了纸笔，写了自己受伤的情况以及担心落下残疾的心情。不久他们收到信后，我的父亲专程到医院来看我了。当看到我的伤已得到很好的医治，就完全放心了，父亲在医院招待所住了一天就回去了。我一直盼望的那位女同学却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不久我意外的收到辗转几地，来自重庆市南岸区某中学一位高中女生的来信。这使我想起参战前在云南个旧市乍甸强化训练时连里收到很多慰问信。因只有我是重庆人，干部们把重庆来的信都给了我。
当时我给这个女生回过一封信，已记不得写的什么，好像都是写的保卫祖国，英勇杀敌等豪言壮语，收到她的来信后，我又回了一封信，大概介绍了战斗经历，受伤回国医治的情况。不久又收到了她的回信，字里行间尽是敬佩战斗英雄的浓浓爱意，信里还附有一张美丽的照片。我意识到不对劲，我可能左手残疾，以后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不能害天真无瑕浪漫的小姑娘，便克制自己停止了给她回信。
不久我们部队首长到医院来慰问我们伤员，我才得知为我包扎伤口，炮弹落下时又扑在我身上保护我的李医助当天就牺牲了的消息。我伤心得大声哭着，要求部队首长把我带走，让我重返前线去杀敌，可是首长坚决地拒绝了。接着中央慰问团、四川省慰问团等政府和社会上慰问团来到了医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品。我还受到当时的四川省的省委书记杜心源的亲切接见。医院领导指着我给杜书记介绍：这个小伙子很棒，是个重机枪手，为了俺护部队冲锋，给了越军毁灭性的打击，歼灭敌人几十个，他身上八处负重伤，现在恢复良好。杜书记握着我的手说：“祝你早日恢复健康”。这么高级别的领导接见我，我感到非常荣幸，急忙惊慌机械地立正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回答：感谢首长的关怀！
一直到了四月中旬，我的伤口经过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基本全愈了，身上除了很多痕疤外，已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医院组织我们游览了峨眉山市容，然后我们同医护人员一起照像，一一握手告别，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了峨眉火车站。（我和主治医生邢小燕的合影一直保存完好，她美丽温柔的笑容在我心里永存）
四月二十四日，我回到了在四川泸州的部队营房。当时部队还在云南边境未归，认识我的有在营房留守的连队文书等人，他们见到我时非常惊奇，因在以前的传闻中我已经阵亡了，大家百感交集，激动万分地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又过了半个月，我们部队也回到了泸州，泸州市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过了几天连里找我谈话，问我对评功的想法，我说，李医助为保护我光荣牺牲了，我现在还这么好的活着就不错了，我不需要评功论奖。但是后来连里大会上宣布，经上级批准我们连的三班、五班、九班荣立集体三等功。二十六名干部战士分别授予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我和牺牲了的曲比副班长都在三等功之列。坦诚地说，我对荣誉并不看重，看重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自己的祖国尊严受到威胁时，能够挺身而出，才是好样的。
时隔不久，连里又召开了党支部大会，根据战场表现，包括我和牺牲了的副班长曲比共三十多名战士，被上级党委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五日，连队大会上宣布退伍命令，我也在名单之中。本来我还想留部队多干几年，但因战场上受了伤，原则上都要离开部队。因我们受伤后连队减员，当时就已由国内其它部队调入兵源来顶替，部队撤回国时是满员建制。
随后连队给我下发了退伍军人证书，和解放军野战四零医院出具的军残十级的残废军人证书。在告别军旗时，脑海里清晰地浮现 ,我那已经中弹的战友,用身躯支撑着军旗不倒,使我思绪万千热泪盈眶，敬礼后的右手久久不愿放下。乘上了返乡的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特别亲切，一些熟悉的站名跃入眼前，永川、小南海、大渡口、九龙坡我离家乡很近了，更近了，我的心砰砰地快跳出来了，在重庆火车站的站台上，已经有来接我的父母亲，大姐、三个哥哥的身影，我把手伸在列车窗户外，不停地挥着军帽。列车停稳后，我顾不上拿行李，第一个跳下车叫喊着“我活着回来了”。然后和亲人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顿时，泪如雨下。
我短暂的军旅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但从小就想当解放军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心中永远的“芳华”，也是我一生中最美的财富，最美的珍藏。在部队里我没有怕死落后，我为此而骄傲。在后来的人生征途中，我也在奋力拼搏决不落伍，愿鲜血染红的军旗永远高高飘扬！
作者简历：姓名:黄连庆笔名:双庆性别:男民族:汉文化程度:初中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968年至1971年铁六师二十七团二营战士
1972年一2013年2月成都铁路局重庆建筑段工作至退休。历任工人，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成都铁路局文联重庆地区文协会员。
责任编辑：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