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77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原文】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①，其不欲见贤②。

【注释】

①处：有“占有”的意思。

②见：通“现”，表现。

【译文】

自然的规律，不是很像张弓射箭吗？弦位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弓弦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足了就要把它拉满一些所以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可是社会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剥夺不足的用来奉养有余的人。那么，谁能够把有余的拿来补给天下的不足呢？只有有道的人才可以做到。因此，有道的人有所作为而不子持功高，有所成就而不居功自傲，他不愿表现出自己的贤能。

【导读】

本章体现了老子的一种平均思想，他反对财富集中在作为统治者的一小部分人手中，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号召统治者能以民心为心，以民欲为欲，厚待百姓，回归谦虚、俭朴。

【解析】

这一章讲天道的法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和人类社会的情形恰好相反。圣人成功后不居其功，正是效法天道的法则，用自己的有余补天下的不足。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在句中，“损”与“抑”指的是节制的意思。“不足”与“下”可以理解为“因弱小而一无所有”。事实上，这里的抑、举、损、补，它们作为动词，都指的是为整体的和谐而作的一种协调工作。另外，这里的高、下、有余、不足都是一种不和谐的状态。在这几句中，老予以天之道与人之遭作比较，突出天之道的博大和人之道的渺小，从而得出人之道要效仿天之道的结论。在阐述天之道的时候，老子把天之道比喻成张开的弓箭，人们张开弓箭目的是为了射捕猎物，所以箭头的方向要随着猎物的移动而改变，高了压低它，低了抬高它；有余的就减少，不足的加以补足。因此，天之道就是减少有余而补充不足的。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阐述完天之道以后，老子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人之道。什么是人之道呢？就是人类统治者所奉行的社会法则。人之道与天之道截然相反，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老子看来，人之道是造成天下贫富不均和权利不平等的根源。而天之道则是为了追求平等，所以它能长久，能够使人心安宁，防止动乱的发生。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有道者”即得道者，指的是认识世界道德本质，自觉充当道德主体并能遵循道德行事的人。在这一句中，老子自问自答，进一步说明了有道之人的行为特征：有道之人会把自己多余的衣物、粮食和财物拿出来奉献给贫穷的人，以达到社会均等的目标，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为”指的是圣人统治人类社会的话动，这种活动与道统治世界的活动相一致，目的也是为了协调人与人的活动并使之保持和谐统一，所以它是超越个人意志的活动。“不欲见贤”意为不追求、不贪图他人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或生活待遇。换句话说，也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在本章的末尾，老子以圣人的所作所为得出了一个结论：圣人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功高，会把自己多余的部分分给不足的人，绝不炫耀，绝不居功自傲，而是始终保持谦和、恭敬、卑下的德行。

王弼《道德经注》

与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则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无身无私乎？自然，然后乃能与天地合德。谁能处盈而全虚，损有以补无，和光同尘，荡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圣人不欲示其贤，以均天下。

与天地具备相同的品质，就能像天那样具备宽容、广泛接纳的品质。人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局限，没法变成都一样的。只有轻视自身、没有私欲才能做到这样吧？回到自己自然形成的状态，然后才能具备天地所具备的品质。能够做到在圆满的状态还能顾及、填补空虚的事物，使多余的减损，不足的增加的；能够与光芒和谐，与尘土混同，影响广大而平均的，只有道。所以圣人不显示自己的贤能，是为了让天下平均，而不是以自己的突出打破这种均衡。

苏辙《老子解》

张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举下。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赡足万物而不辞。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此。为而恃，成而处，则贤见于世。贤见于世，则是以有余自奉也。

上了弦的弓送给别人时要把弓弦朝上，没有上弦的弓送给别人时要把木质部分的弓角朝上，老子以此来比喻天压制高的事物，提举低的事物。天没有私欲所以能够对万物一视同仁，人的私欲多，所以有所偏向。有道的人，养育万物不辞辛劳。为别人做得越多，自己拥有的就越多；给予别人的越多，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没有道的人没法做到。有了作为就以此自傲，有了成果就想利用它带来的好处，贤能就展示在世人面前了。贤能展现出来了，就是以自己的丰足、专长来侍奉自己。

【经典解读】

“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茫茫宇宙之中万事万物都保持着有序的平衡，多了的会自然损减，少了的会自然补全。然而，人类社会却不是这样的，那些掌权的统治者本来就占有了大量资源，却依然不满足，还想尽各种方式来压榨人民、盘剥人民;而那些居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不仅仅要承担沉重的社会生产任务，还要被统治者征税、服劳役，常常不堪重负，以至于“不畏死亡”。
 

“人法地，地法天”，不与天道相合的社会制度是不会稳定的，不依从于天道调整自己行为的统治者也是不会长久的。故而，老子主张“人之道”要效法“天之道”，统治者要像那些有道的圣人一样，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自已在生活上保持谦虚节俭而厚待百姓。
 

当今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资源、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人手中聚集都足以引起所有学者、统治者的关注。几十年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说:“事实上，原始的积累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抨击了资本的聚集，资源占有者对劳动者的掠夺。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在其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提到:“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
 

《论语》中说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公。”正是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广泛存在让社会变得充满敌视和仇恨，充满各种奸邪和罪恶。如何才能效法“天之道”，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所有统治者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

【哲理引申】
 

汉初采取的宽松治理政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国家的不断富足，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因素。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普通民众的阶层,史书上将其称之为“豪强”。各地的豪强们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可以“交通王侯”，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在谈到“豪强地主”时指出“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他们“役财”而成“豪党”，经济上进行兼并，政治上“武断于乡曲”，成为地方土霸王。董仲舒则愤慨地揭露豪强兼并的严酷现实:“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武帝之时这些豪强势力更大，遇上天灾百姓经常有食无粮、居无房的情况，而那些巨富豪强们则“馆舍林立，前堂罗钟鼓，立曲旅，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而且这些有了钱财势力的豪强们经常行不法之事，聚集亡命犯罪之徒，横行乡里，连政府官吏都不敢与之争锋。比如，著名的洛阳豪强郭解，杀的人很多，还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还私铸钱币、盗挖坟墓，洛阳城中有了纠纷人们都不找官府，而找郭解进行调节。
 

豪强虽然也有豪放侠义之辈，但他们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于是汉武帝决定对这些豪强进行打击抑制。朝廷下令将势力极大的一些豪强家族迁往茂陵居住，以便朝廷监管;朝廷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同时汉武帝启用了大批法家酷吏。著名的酷吏如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光明等，他们所到之处，必夷其豪，族灭豪猾之属，连坐奸豪之家，一时间很多曾经受豪强横行危害的郡县“道不拾遗、无犬吠之盗”。著名的豪强郭解，也被抓捕处死。
 

对豪强的抑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缓解了百姓的苦难和对政权的不满，使得汉武帝能够集中力量对抗北方的匈奴，能够有足够的精力、财力去四方开疆拓土，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纵观历史，所有的王朝灭亡原因大部分都在于富者对财富的垄断和兼并，导致底层人民不满，而引起的农民起义，汉武帝的政策无疑极大地推迟了这种状况在西汉的到来。如今，人们常说要建设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就是使财富分配更加平均、更加合理，这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此时，老子“损有余，补不足”的观点和汉武帝抑制豪强的举措仍然十分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