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而非淫荡——郁达夫的嫖妓描写

         “曾因醉酒鞭名马,
          生怕情多累美人。”
                           ——《钓台题壁》郁达夫

留学日本时期的郁达夫

        
         郁达夫,名郁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不论文采还是气质都称的上“名士风流”。他的一生极富传奇与悲剧色彩。
       从风景如画的富春江畔走出的那个多愁善感、白衣胜雪的翩翩少年,到东渡日本留学自卑而又孤傲、诗酒狂歌的爱国青年,归国成为“创作社”的台柱、著名作家、教授,再到流亡南洋积极组织抗日救亡的文人领袖。最后,在日本已宣布投降的一个月后,于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的密林中。
 创造社时期的郁达夫(居中端坐者) 
       熟悉郁达夫作品的朋友都知道,他的作品自传性很强,大多作品都是他真实生活状态的写照。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嫖妓这项活动并不陌生,从早年留学日本到归国,再到流亡南洋,在许多自述式的作品中都有嫖妓情节的描写。
       留日时期,郁达夫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与酒馆当炉少妇、酒吧侍女、妓女情感纠缠不清,并以此经历为素材写下其成名作《沉沦》。
        “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事后他总会给嫖妓找个自我安慰的理由)这是郁达夫在自传《雪夜》中,记录自己在日本第一次嫖妓后的心理状态,此后便愈发不可收拾。
        1921年,郁达夫自日本归国,应安庆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之邀任英文科主任,教授英文。在此期间,他除了授课、编排讲义外,业余时间大多消磨在烟花柳巷和烟馆酒吧之间,狎妓调娼、喝花酒抽大烟,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被如实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病态的情感,文字充斥着颓废、伤感、凄凉之美。

郁达夫手迹

         
        在安庆,他与妓女海棠、碧桃的畸形情感,构成了两篇连续性的小说《茫茫夜》和《秋柳》中的素材。小说中,法政学校教师们组团逛窑子,并借主人公于质夫(郁达夫)的口说:“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约束。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
        在小说中,于质夫在选姑娘时,提出了著名的 “三个条件”,即要求陪宿的姑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年龄要大一点的;第二、相貌要丑一点的;第三、从来没人爱过的。据此鸨母便给他介绍一位名叫海棠的姑娘,这位海棠姑娘二十七八岁,身材矮小,“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 简直是丑爆了。一交流,发现海棠不但毫无娇态而且木讷无趣,一点儿都不职业。而郁达夫却对海棠非常满意,每次来只找她,还真就当一段感情来相处,但其实并非他对海棠真有什么感情,自虐、猎奇、怜悯、照顾她生意的成分居多。所以,后来他又与风流娇俏可爱的碧桃打得火热。

民国时期的妓女

        
         对于妓女,郁达夫自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一样,是一种艺术,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应该是把她们的的欺诈特性,以最巧妙的方法,尽其量而发挥出来,才不辱她们的名称。”

1923年郁达夫辞职离开安庆,出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统计学。在北京与一个叫银弟的妓女长期私混。有一次,他在银弟那里竟然一连住了五个晚上。他与银娣的交往,都被记录在了《街灯》、《寒宵》、《祈愿》等作品中。

        在小说《街灯》里,是一位姓钱的朋友,引他到一处名叫“春浓处”的妓院,结识了在此度嫁(“度嫁”指在妓院中实习的雏妓)的银弟。“上春浓处去了四五趟,中间来和我攀谈,我也和她随便说些不相干的废话,有时候或许抱一抱,捏一把的,是度嫁的银弟”。
        银弟只有16岁,身世悲惨,从江南流落到北京为娼。有天晚上,郁达夫和几个朋友喝多了酒,来到春浓处小坐,临走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强迫和银弟亲嘴,轮到郁达夫的时候,他对银弟笑了笑,用江南话问“好不好?”银弟微笑着摇摇头,郁达夫便作罢。后来银弟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到廊下,经过一间昏暗的空房,达夫踱进去,拉着银弟的手,又轻轻的问她“好不好?”,银弟很郑重的把嘴举了起来。
       对于他和银弟的关系,他在《南行杂记》中写到:“当然说不上是什么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区别”。“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

民国广州陈塘妓女——白玫瑰     
        不得不说,郁达夫是以作家的观察视角去审视妓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嫖妓确实是他体验社会生活,积累素材的一种良好途径。
        郁达夫笔下的妓女或木讷、或活泼、或貌丑、或娇俏、或单纯、或世故,但骨子里都有一颗简单、朴实的心,都是为生活所迫而沦落风尘的可怜女子。作者与她们的交往,与其说是性交易,倒不如说是寻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种情感慰籍。所以,在郁达夫笔下的嫖妓描写,读者完全感受不到淫荡或者是堕落的感觉。而是,一股哀怨、悲凉之感贯穿始终,并夹杂着国仇家恨。
        现在看来,谁要是这样就太“矫情”了,嫖妓与国仇家恨何干!简直是在搞笑。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郁达夫所处的那个年代,你就会深深地理解,他这种情感的形成是有原因的,绝非无病呻吟。

郁达夫手迹——酒醉方能说华语

       
        1913年,16岁正值青春期的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而日本恰恰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家,尤其相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同时,日本又是当时的东亚第一强国,而郁达夫的祖国却十分孱弱、千疮百孔,正遭受日本及其他列强的瓜分侵略,他虽然成绩优异、才气过人,但他也是日本人口中倍受歧视的“支那人”。由此,造成了情窦初开的郁达夫,在面对异性时那种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要是一般人,也就自卑下去了。但郁达夫偏偏又是才华横溢、极其孤傲之人,所以,日后郁达夫在性观念上就不免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郁达夫在《自传》中如是说。他甚至把嫖妓解释成了一种抗日爱国行为。
        每次嫖妓过后,他其实也会自责、懊悔。如于质夫在《茫茫夜》中:“我这一次回国之后,必要把旧时的恶习,改革得干干净净。戒烟戒酒戒女色。”但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戒掉,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但每次过后,等待他的是更加无法排解的,无尽空虚与黑暗。此时郁达夫自我感觉就像在茫茫暗夜中游荡的一具行尸走肉。下面就以《茫茫夜》的结尾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来感受一下郁达夫当时的心境:
         在海棠房里坐了一个多钟头,讲了些无边无际的话,质夫和风世都出来了。一出那条狭巷,就是大街,那时候街上的店铺都已闭门,四围静寂得很,质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Dead City”两个字来,他就幽幽的对风世说:“风世!我已经成了一个Living Corpse了。”
        走到十字路口,质夫就和风世分了手。他们两个各听见各人的脚步声渐渐儿的低了下去,不多一忽,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暗的夜气吞没下去了。

 “阿兰若处真道场,一切如来成正正觉。”

         客官,来,进来避雨,今夜的雨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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