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是不是伪命题？什么是好的商业模式？听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激辩创新本质！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新，而不是全球新的。到了2020年再谈‘中国新’，标准就需要和全球创新标准统一。”

什么是好的商业模式？——“能拿到钱就是好的商业模式！”

现在“中国新”似乎是个伪命题，对这一话题讨论的背后，折射了中国医药创新的进阶。

随着中国创新药的发展与研发模式的改变，那种在中国做me-too的，特殊的创新，必将成为过去式。未来“中国新”的含义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做了全球性的创新产品，其中创新的含义和通常全球标准创新含义没有本质区别。

在2020年11月29日，在杭州举办的第十二届（2020）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启思会）——科学家领“杭”论坛上，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凌科药业（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万昭奎 ，英派药业CEO包骏，歌礼制药董事长、CEO兼首席执行官吴劲梓，上海日馨生物科技首席科学家钟春玖，康宁杰瑞生物董事长兼总裁徐霆，围绕“中国新与全球新背景下的医药研发模式改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科信必成医药总经理王锦刚，华东医药首席科学官、创新药研发中心总经理刘东舟，阿诺医药资深副总裁、联合创始人杨东晖，特瑞思药业董事长吴幼玲，浙江和泽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赵航，中国生物医药整合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国家靶向诊治国际联合中心主任赵永祥，则站在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中国药企该如何创新等问题。

01 创新模式之选

在中国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多种模式，如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做全球新；VC到海外找一个团队，撺局做创新；VC+IP+CRO模式；传统药企转型，让销售做一个IP，再加CRO的模式....但是哪个模式更好，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上海日馨生物科技首席科学家钟春玖

“关键是企业要了解自己的使命，自己的愿景是什么。如果企业的愿景是做自己的创新药，就应该坚持自主研发这条道”，钟春玖说道。

凌科药业（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万昭奎

“很难用一个模式覆盖所有的公司”，万昭奎直言，无论创新模式怎么组合，新药研发公司都缺不了这三要素：人才，无论是海归，还是当地培养的人才；二是IP，三是VC。

以凌科药业为例，公司成立之初就得到VC的支持，也包括杭州本地的VC。公司发展以IP为核心，在今年4月份完成了第一单对外授权转让的临床前项目，达到2亿美元，还有两位数的销售提成。万昭奎表示，该公司并没有固定模式，合作方式比较灵活，在7月份又授权引进了一个项目。据万昭奎介绍，该公司从发展之初，就坚持一定做好药，不仅市给中国患者福利，也应该给全球患者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凌科药业从成立之初就是国际合作的模式。

英派药业CEO包骏

包骏则提出，是企业的成功带动了新的投资模式。例如贝达的成功，让大家意识到在中国投新药也能赚钱。如今中国的创新模式多样化，并且每个模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包骏强调，管理层一定要从战略上考虑，挖掘出公司差异化的地方。

歌礼制药董事长、CEO兼首席执行官吴劲梓

“无论是什么归根结底无外乎是两种模式”，对于创新模式吴劲梓看得很透彻。创新模式是由创业者，投资人共同决定的，双方缺一不可。

一种是biotech模式，企业做研发，等公司做了二期、三期后卖给如辉瑞、默沙东这样的大公司，这种模式在美国很成熟。

第二种是pharma模式。这种公司不仅要做一期、二期，还要做销售，考虑盈利。如果做pharma模式，不盈利一定不能走长远，就看投资人的耐心程度如何。这方面，无论企业做biotech模式，还是pharma模式，都要考虑的问题。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

洪坦表示，如果细看bio-tech和bio-Pharma模式，在中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相对传统的医药企业做转型升级，原来就是Pharma，转型去做创新，引进IP，通过销售驱动IP和CRO的模式，是一种现在主流的模式。另外一种是biotech升级做Pharma。但是这种模式很复杂，需要有商业化、生产及医保等一系列问题，“这种转型如何才能成功”是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美国，大部分biotech不希望转型成bio-Pharma，但在中国大部分bio-tech希望转型成bio-Pharma。吴劲梓建议，如果企业要想成为bio-Pharma，一定要跟投资人有共识，由于投资人的耐心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盈利，这个模式不长久的。“在中国做bio-Pharma的话，要考虑是否能控制销售费用，什么时候盈利，要与投资人有很好的沟通。”

洪坦直呼“高度认可”这种从bio-tech公司成功转型为bio-Pharma的公司。洪坦表示，这种公司已经建立起了从研发+生产+销售一套体系，可以长期的发展。不过洪坦提醒大家，“不知道这个窗口期有多长，转型做bio-Pharma公司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与大的时代环境相关”。

康宁杰瑞生物董事长兼总裁徐霆

徐霆的标准则更简单明了，“能拿到钱就是好的商业模式。”吴劲梓也“非常同意徐霆的观点”。没有什么中国新，全球新，一定要在全球舞台上有一席之地。企业做创新药物，不管是中国新还是全球新，不管是bio-tech还是bio-Pharma，医保支持很重要。现在企业从园区，到临床一期、二期、三期，都有政策支持。但是产品上市后，就没有相关支持，只有医保管。“医保压价是对的，但压价有一个限制，否则未来十年的创新一定会受不良影响。”

02 创新赛道拥挤如何解？

但是在中国新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如何在中国赛道很拥挤的情况下，使现在立的项目，在未来不再那么拥挤？

吴劲梓表示，这是一个生态圈的问题。首先企业自身要有自知之明，如果PD-1排第十了就放弃，不做低质量的重复；其次投资人也要不要再支持这种项目才行。现在之所以有些赛道拥挤，就是因为很多人有资本的支持。 医保谈判将会成为生态优化的催化剂。“这次医保PD-1的价格最后出来，有很多投资人就拿不到回报。接下来投资界就会思考这些差异化，”包骏说。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项目，无论是follow还是fast follow，如果在国外原创靶点还没有在临床上得到初步验证时企业能跟上，这是很重要的创新。另外，就是项目的差异化特别重要，无论从项目的立项，还是到未来在临床方案的设计方面，资本也希望这个差异化不简简单单是国外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如果仅仅是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今天在投资行业来看的话，这已经不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标的”洪坦说。

赛道是为有竞争者设立的，赛道是团队和VC一同打造出来的。在国内过去几年的行业里，跟风现象特别重，不管是团队或者VC，甚至有时候连科普的都不完全。就将一些东西作为立项的根据。万昭奎表示，如果企业要在这个赛道上赢，就一定要差异化。差异化不仅是指产品真正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有执行能力问题，包括临床以及其他配套能力。

03 在产业链条中企业如何发挥创新？

在大会的第二场圆桌讨论中，与会嘉宾则聚焦创新产业链集合模式下如何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进行了探讨。

华东医药首席科学官、创新药研发中心总经理刘东舟

刘东舟表示，首先必须在监管允许的背景下做创新，不能越界。他同时指出创新有很多模式不止在研和发，未来也应该关注临床开发的突破和创新。

特瑞思药业董事长吴幼玲

吴幼玲强调，创新需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如果创新产品没法让老百姓用不起药企便没有尽到责任。也正因如此，做好创新需要美国市场，利用美国市场的高利润支持可持续的创新，同时利用自己的生态让老百姓能负担的起。如果中国企业真的想做好创新，其实就三句话：你需要有美国市场、美国市场、美国市场。

中国生物医药整合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国家生物靶向诊治国际联合中心主任赵永祥

中国生物医药整合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国家生物靶向诊治国际联合中心主任赵永祥表示，原始的创新大多数还是在科学家手中，但科学家跟企业和医生之间有距离。如何将这个链条连接起来值得关注。

科信必成医药总经理王锦刚

王锦刚指出制药链条非常之长，这也决定了创新模式的高度和风险。这其中人才至关重要，企业又该如何吸引更优秀的人才为我所用呢？

刘东舟表示现在有些毕业生虽然懂药理但大多一旦进入临床就跟不上团队的速度，因此能够药品研发的培养人才至关重要。只有整个生物药界和高等院校一道才能为中国生物医药储备未来的后备力量。

浙江和泽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赵航

赵航表示，在学校教育之外人才的培养大部分还是需要企业来完成过程。企业的药物研发不缺专业人才，缺少的是药学研究跟工业工程跨界的综合人才，企业必须有心理准备去培养这样综合的人才。另一方面，海外回国人才的先进理念和本土人才产业化的经验的相互沟通学习对整个药物创新也十分重要。

阿诺医药资深副总裁、联合创始人杨东晖

杨东晖则表示，人才和每家企业的定位和愿景紧密关联，像阿诺定位是做全球新的药企，对人才也是向着年轻化全球化，拥抱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