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楊守敬的《論語》跋文談到黃永年先生對古籍版本學的貢獻

中秋漫長的假期就要結束了。閒翻書，撿起一本影印的宋版《論語》看。看這書，是因爲這段時間見識了一些卑劣小人的鬼蜮伎倆，想讀讀孔聖人的書，消消濺到身上的污穢。

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

宋建本《論語》

很多年前，在一部汲古閣《十三經》本的《論語》上，看到鈐有這樣一個印記，文曰“從此須做天下第一流人物”。要做天下第一流人物，談何容易，但取法於上，僅得其中，至少多讀讀《論語》就更不會把那些腌腌臢臢的小人看在眼裏。

《論語》確實不像其他那些經書，不艱不澀，好讀，也好懂。半天，就讀了一遍，確實讓人心胸舒展，大有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的作用。具體的學術收穫，是對孔夫子的禮、法觀念，有了一些具體的體會。不過此事說來話長，以後有合適機會時或許會稍微談論一下。

翻到卷末，看到一篇楊守敬的題跋，內容引起了我的興趣。這本《論語》，是福建人民出版社所出《宋元閩刻精華》中的一種。打開書來，一看字體、版式等項要素，我也看出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福建建陽書坊刻本。可不是麼，不是的話，人家怎麼會印它。

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

宋建本《論語》

篇末附楊守敬跋文

不過我是從黃永年先生那裏學到的這些知識，生在黃先生之前的楊守敬，就不這樣看待這部書的版刻問題。題跋一開頭，楊氏就寫道：

右宋《監本纂圖互注（註）論語集解》。序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八字木記，又有《魯國城里之圖》一葉。

不僅不是坊刻，還被認作了國子監刻本，也就是所謂“監本”，這碼子可真差得太大了。

黃永年先生論古籍版本鑑別，首重字體，對宋刻本尤其如此。楊守敬跋文裏的“監本”二字，雖然是照錄原書卷端的題名，但作爲一位著名版本專家，在寫題跋時理應首先辨別其版刻性質。楊氏這篇題跋洋洋灑灑寫了整整十葉紙，除了上述內容之外再未談及其版刻性質，這就說明他是認可了這“監本”的屬性。不然的話，對他照鈔下來的“監本”二字，總應有所辨識。

按照黃永年先生總結的版刻特徵，不拘北宋、南宋，其國子監刻本的字體，都是歐體字，而這部《論語》卻是建陽書坊慣用的顏體字，與監本差別明顯。北宋的國子監在東京開封，南宋的國子監在臨安府（杭州），建陽書坊則僻居東南一隅之地的建陽，地域的區隔也十分明顯。問題出在當時的版本學者還沒有清楚的版刻地域體系意識，對版刻主持者的身份亦即所謂官刻、家刻和坊刻這三大體系同樣缺乏清楚的意識。

此前在《黃永年先生對中國古籍版本學的貢獻》（收入拙著《翻書說故事》）一文中我曾指出，稍晚於楊守敬的另一版本大家傅增湘，也把典型的建陽坊刻《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定作南宋國子監刊本。如果我們放開眼光，再向楊守敬之前進一步追溯，則可以看到，清代中期的天下第一大藏書家黃丕烈，也是這樣看待此等版刻問題。當年黃丕烈得《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也是徑以“監本”視之，宣稱“監本之名，從此識矣”。值得注意的是，民國年間大藏書家周叔弢收入黃丕烈舊藏之本，撰寫題跋，同樣衹是照錄“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註）點校毛詩”這一題名（見周一良主編《自莊嚴堪善本書影》之《經部》“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條）。

宋建陽書坊刊刻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

後附黃丕烈跋文（上）

與周叔弢跋文（下）

出現這樣的情況，當然不僅是個人認識水平的問題，而是緣於這些認識還處於古籍版本學建立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初步階段。其實在民國初年葉德輝刊行《書林清話》之前，黃丕烈、楊守敬、傅增湘一輩人對古代版刻的認識，基本上都是所謂古董家路數，往往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殊少做出學術性的探究，從而也就無法認識歷代版刻的規律性特徵。單純就字體而言，建陽書坊的顏體字特徵，經歷王國維，直到趙萬里時代，仍然沒有清楚的認識；對書坊刊刻書籍時出於商業目的所做的標榜也缺乏合理的認識。關於這一點，我在《黃永年先生對中國古籍版本學的貢獻》一文中已經講過。

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

宋建本《論語》

其實楊守敬在題跋裏對這個刻本的描述，處處都清楚體現着福建建陽書坊刻本的特徵。黃永年先生第一次清楚指明其規律性特徵如下：

浙本尤其是其中官刻一般都講究老傳統，很少變新花樣。建陽書坊則爲招徠顧客，打開銷路，在內容上也常鬧新花樣。……如“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的《五經》和《六子》，也是他們編刻的經子新讀本。所謂“纂圖”，是在書的前面附加圖像、圖解或地圖。……所謂“互注”，則包括“重言”、“重意”兩種，“重言”是把本書其他篇章裏文詞相同的詞句互注到本文下面，“重意”是把本書其他篇章裏意思相近的詞句互注到本文下面。……有些如《尚書》在“纂圖”云云之上還加上“監本”者，是表明其源出國子監官刻，以博取讀者的信賴。……（建本）南宋前期承襲浙本多白口，中期以後多轉爲細黑口，前期承襲浙本多左右雙邊，中期以後多轉爲四周雙邊，多雙黑魚尾。……不記刻工姓名。開始用書耳。書耳便於讀者翻檢篇目，因爲當時是蝴蝶裝，黑口便於裝冊時摺疊，都有點創造性。……南宋前期多有刻書題識。……中期以後多用牌記。（黃永年《古籍版本學》第五章第二節《宋建本》）

對照黃永年先生講述的上述內容，尤其是他對所謂“監本”涵義的解釋，楊守敬提到的什麼“監本纂圖互注（註）論語集解”，什麼“‘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八字木記”（這正是建陽書坊的刻書“牌記”），什麼“魯國城里之圖”（即所謂“纂圖”），無一不是建陽書坊刻本的典型特徵。再看看這部《論語》之四周雙邊、雙黑魚尾、細黑口、未鐫刻工姓名，特別是帶書耳這些版式特徵，也都與標準的建陽書坊刻本密合無間，而這些同宋人國子監刻本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宋建本《論語》

的牌記（上）和“纂圖”（下）

由這樣一個很具體的事例，我們能夠很清楚、也很形象地看出，中國古籍版本學是在進入黃永年時代之後，纔呈現出一幅清楚的輪廓的。

2020年10月8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