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会宁土高卫生院本原 || 作者 王卫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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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是全国最贫困县之一，土高公社又是会宁县的边远山区，距离会宁县城有二百多里路，纯属山区。山大沟深，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地，只有住人的庄子，能看见有些树和种庄稼的地是绿的，其余百分之八十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纯属荒凉的山区。一个个住人的村子，相隔甚远。交通不便，全乡没有公路，都是些自然形成的羊肠小道和盘山的小路。这些山地土路，大坑小坑接连不断。干旱少雨，完全是靠天吃饭，人畜饮水也十分困难。庄稼歉收，不但吃粮困难，连田地里产的麦草也不多。这就给靠柴草做饭取暖的农民，再加困难，就只得铲草皮。天不下雨，地上草少，冬天农闲时，还得到十多里外的山上，去刨苦死的黑柴墩子，背回来做饭取暖。农民生活的艰辛，就可想而知。再听听几个大队的名字，便可知那里的偏辟。如狼儿子沟，野狐泉，野鸡塬，老虎大牛岔，一听到这些地名，就好像走进了番邦地带。
卫生院建在原地主家的一个打麦场上，西面靠原地主家的堡墙，北面和东面都是庄稼地，南面门前是一个大深坑，坑内有几棵白杨树和榆树。只有孤独的四间土坯瓦房，虽然房子少，但院子大，占地面积大约有5亩之多。
我来这里之前，人员有近10人，只有盛发海大夫是从部队退伍的卫生员，其余都是自带口粮的集体人员。以前把兽医站和卫生院合并在一起，我去之前，卫生院和兽医站又分了家。公社成立了加工厂，占去了原兽医站的院子和窑房。兽医站原搬回了公社加工厂的一间窑房里。兽医站把它的中药柜也搬走了，卫生院就没有中药柜，中药只好用纸包、纸箱装。
我去不久，由于卫生院收入困难，无法给集体人员兑现工资，几个集体人员也就回家了。又来了兰州中医学校毕业的陈世龙，卫生院只有盛发海医生、陈世龙医生和我三人拿国家发的工资，其余是集体人员，中医大夫是赵连壁，院长是陈得万，会计是曹世全，药房由陈世龙主管。后来，陈世龙调到白宝铁路去了，公社将活学活用毛主席的积极分子张维英调来抓药。
集体人员由卫生院发工资，每月27元。集体人员的口粮自带，每天以干馍和炒面为主，菜也是从家里带。盛和陈的工资是37元，我的工资是63.5元。后来集体人员的工资也发不出，院长和赵大夫，也就回家了。
公社里有食堂，吃菜以土豆为主，很少有其它新鲜蔬菜，吃的主粮少，杂粮多。杂粮主要是玉米面，最好的杂粮是黄米，但不多。主粮麦面占不到三分之一。只有在公社开会时才可以吃上羊肉，一个大羯羊7元钱，一个羊羔子2元钱。那个时候，一个鸡蛋2分钱，一个大公鸡0.5元，虽然便宜，但还是很少吃。我们拿国家工资的三人，是国家干部，买饭票在公社食堂吃饭，开水由公社食堂供给。
卫生院总共有四间土瓦房。药房、库房、会计房、住宿房各占一间。我们住的一间房子，是几张床并在一起的通铺，谁出诊不在，就把谁的铺盖卷起，让回来的人住。后来卫生局给了一个产床，放在药房里，我和陈世龙大夫同住在了药房里，我睡在产床上。
中西药盘点，只有三千多元，这还是零售价。主要是中药，西药不到五十种，主要是些解热镇痛及维生素之类。医疗器械只有体温计、听诊器，连血压计也没有。没有中药柜，中药都是用纸包，小布袋和纸箱子装，比旧社会私人诊所还可怜。在这样的条件下看病，唯有一靠脑，二靠手，三靠腿。靠脑，就是动脑筋，想办法，反正得把病看。靠手，就是望、触、叩、听，多检查。还得用针灸，拔火罐等。靠腿，就是跑路看病。那个时候，看病都是把医生请到病人家中去看，病人不会到卫生院来，一来路远，二来，卫生院也没有房子住。所以，习惯把医生请到家中。
大夫出门都是背着一个出诊箱，手拿打狗棍，靠跑路看病。大夫一去，东村叫去，西村又叫去，就这样，走东家串西家，常常是一夜跑几个村子。每到一个村子里，好多人都来看病。农村的房子小，室内站不下，病人就站在门外等。有时候还没有看完，又一个村子人来请医生，说谁家病很重，没有看完又走了。在农村看病，我是一身兼三职，即医生、护师和陪员。看了病，还要打针、输液，晚上还要住在病人家，当陪员。
医生背着出诊箱，里面装有听诊器、输液器、煮针合、注射器、各种药、拔牙钳、消毒缝合包、针灸针等等，满满一箱子，反正也不轻。有时还提个布袋子，拿上几瓶液体。按照病家说的病情，得尽量能多带些药。因为路途都比较远，看了病，让家属再回到卫生院取药，一去就是几个小时，这样就耽误病情。
我们在群众家吃饭，都要掏饭钱，每顿饭钱是0.25元，半斤粮票。医生是贵客，吃的肯定好些，吃的再好，还是付那些钱。这是对干部的规定，我虽然是医生也不例外。有个别特别困难的家庭，欠几毛钱药钱，我就垫上。那里老百姓还是憨厚、诚实、热情，人情味浓厚。农民虽说穿的烂，身上赃，但心底非常善良。我吃过饭，给饭钱，谁都不收。我讲：这是公社的规定，是党的政策，谁也不能例外。老乡说：医生看病掏饭钱，朝朝代代没有听过。
医生看病，都是按国家规定收费，只收药品费和一些材料费，没有什么的诊断费、治疗费、注射费等。输液用的是橡皮玻璃管接上针头，在谁家输液，就在谁家煮沸消毒。打针用的是玻璃注射器，都是临时煮沸消毒，因为不容易耗损，所以就不收费。医生只是考虑如何把病人的病看好，从不考虑赚钱不赚钱。
那个时候讲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精神。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在群众家里吃饭，都得掏饭钱。公社机关开生活会的时候，各人都要汇报近来的工作，在群众家里吃饭给饭钱了没有。一个公社，干部不到十个人，一个党委书记，公社主任2—3个，其中有一个是武装干部，妇女干部一人，团干部一人，公社秘书一人，其他干部2—3人。干部经常下乡，一下乡就是几天也不回来，公社经常只留秘书一人值班。晚上干部回来，说到谁家有病，让我去看一下。第二天，我背上保健箱，就得找上门去看病。上门看病，没有人陪伴，独自一人，就怕狗和狼。因为家家都养狗，而且养的都是大狗。生人一到村子里，就来一群狗。这时，就得等着大声喊人，等人来了，把狗赶走，才把我领到家中。
后来我向卫生局要了一个高压消毒锅，做些小手术，如包皮手术，脓肿的切开，男女结扎手术等等，可以消毒手术器材。出诊箱经常装着几付消毒手术包，消毒手套。消毒用的是棉球，是把棉球装在小药瓶内，再倒上酒精备用。那个时候，没有碘伏和其他的外用消毒药。在病人家中做个小手术，如孩子患腮腺炎，引起的颌下脓肿，必须切开引流，放引流条，换敷料，得跑几次。
那个时候出门怕狼，山大沟深，狼很多。早晨起床，能发现卫生院的院子里有狼粪。我出门拿着一条荨条棍子，一头装上铁苗头，这“武器”虽说没有真正使用过，但带着它心里就踏实多了，胆子也就大了。我近距离的和狼有过多次见面，大约就是二三十米远，还在沟底里，不见一个人影，谁能不害怕呢。公社妇女干部贠玉湖，下乡在回公社的途中，走在沟里，遇见一只狼跟在后面，吓坏了。走到了村子，一进门，一下扑在老太太怀里，抱住老太太，号啕大哭，连连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我初到卫生院的那几年，土高山的石羊也多，还有七八个成群的。那个时候大队有枪，后来都打完了，有的跑了，也不见了。红湾人胆子大，经常有人从狼洞里抓住狼和狼儿子游街。狼晚上就会进到村子里，在羊圈咬羊也是常有的事。红湾村，杨凤歧家养羊，天亮发现自家的大洋狗和一个母狼在房后耍，这就是引狼入室。这些让人听了，总是有些害怕。尤其一个人走在山沟里，总是不由人有些心跳，担心狼会突然出来。山路都是弯弯曲曲，路途较长，有时为了尽快到病人家，选择走捷径。捷路不好走，一害怕从山上滚下去，二怕脚下踩到蛇。山上的枯萎柴草多，但遍山都是老鼠洞，蛇也多，一路上就担心脚下踩到蛇。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不是梦到踩到了蛇，就是梦见了几只狼而吓醒。
那个时候，搞计划生育说男女都一样。我开玩笑说：男女怎么能一样？女同志见了一群狗，见了狼，吓的你恐怕只会叫妈妈。一个男人，夜间拿一条棍，翻山爬沟来卫生院请医生，女同志敢么？这虽是我开玩笑的话，但对于纯女户，我再三想过，山区的劳动强度大，没有男人，务庄稼的困难不小。所以在搞计划生育中，对那些纯女户，我没有搞过结扎。讲是讲，宣传是宣传，但对待具体人，只有动员带节育环，拉开生孩子的间距。公社把计划生育的任务交给了我，全公社一年的任务是只能生14个孩子，不能超生一个。不管怎样，我也做到了。
医生在农村看病，什么病都得看，传染病、妇科病、外科病等等，都得看。危重病人还得住在病人家中，守着看。条件再差，还得守着看。医生不穿白大褂，也不带白帽子，就是口罩也很少带。县上医生来，也不穿白大褂和带白帽子。一来觉得别扭，二来群众看不惯。只有在做手术时，才戴口罩，但还是不穿白大褂。
一个大学生说那个病不会看，就成了笑话。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什么病都学过，所以，什么病都得看，这才是真正的全科医生。没有化验检查设备，病照样看。
后来调来了几名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病家来请医生看病，我考虑病不严重，是一般病，我就让他们去看。我考虑病情比较重，是疑难病和危重病，我主动去看，或者和他们一同去看。但也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杨沟坪的一个产妇生孩子，我因为忙，让女大学生去看。她去了，一看，病情比较严重，她处理不了，才接我去看，我去了不久病人就过世了。老娘婆不会处理，还一顿的乱挖，耽误的时间太长，造成了那样的后果。我在土高的那些年代，我看病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也没有因为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就只有这件事，使我一直感到很忏悔。
我在土高的那些年代，大家都是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说看病。工作上的是是非非，避免不了，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小题大做，所以大家在一起，都感到亲切。我在的那些年代，在工作中，也有个别人爱给别人找叉子，向领导反映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只要提到会上，我就表示我的看法，坚持原则。这一点，大家评论，说我坚持正义，不怕得罪人。
我到土高卫生院时，我还是患有肝炎，是在学校患的，就一直没有好，转氨酶就一直在300单位以上，一直带病工作，我给谁也没有说过。群众的病，都比我的病重，说也无用。
在土高卫生院，每年一次的征兵体检，我都参加，而且是主检。主检是全面负责体检，对外科、内科、眼科、五官科等检查的结果，都要下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体检对心脏的检查，要求更严，必须由我来认定，我去过会宁县的大部分公社。
那个时候对征兵体检要求比较严，要保证送到部队去的兵员，都必须身体健康，不能因在部队身体复查不合格而退回。如果退回，要追究责任。因为每个人体检完，合格或不合格，都要主检签字，所以主检的责任更大 。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着当兵，为了体检合格，想出各种办法来隐瞒病情。血压高、心率快，吃安眠药的，吃降血压药的，有隐瞒病情不说的等等。我荣幸，十多年，没有退回一个兵。像我们这些大学生医生，那时在全县也不过十来个人，都是全县医疗卫生战线上的骨干。好多乡卫生院还都没有，对我们这些人县乡领导都很关心，群众都很尊重。在那个时候，虽然担子重，责任大，一天总是忙忙碌碌，但人的心情是舒畅的，大家都能和睦相处。现在回忆起来，是我一生最开心的年代。总结人的一生，融入社会就是欢乐，离开群众是孤燕。
细细回想，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你要适应那个生活环境，就得动脑筋，想办法改变环境，不能怨天尤人。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人的疾病就更多。虽然我们在大学，学了不少医学知识，但在复杂的疾病面前，还是显得十分不足，往往是束手无策。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检查设备，在疾病的诊断上，问题不大，因为对一般疾病的那些辅助检查，我们在学校都学过，也基本上都掌握了。在医院的实习中，也都见过具体病人，如何诊断疾病，老师讲的比较多，特别是强调一个病的体征检查，比较重视，这个基本功的基础还是有的。没有辅助检查，诊断疾病，就全靠问病史，查体征，靠物理检查，分析病情，做出诊断。但在治疗上，就特别的困难，主要是缺乏药品和一些必要的治病工具。我在土高卫生院时所干的好多事，都是逼出来的。所以，我的感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越能考验人。一个人的本事大小，在社会的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离开了社会实践去谈论，就成了夸夸其谈，画家的妈会说不会画。
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我也深深感到，尽管我是个大学生，但放在农村，显得十分渺小，不懂不会的事太多，除了看病，事事都得从头学起，总是感到在学校学的太少。
打个碗片剖腹产
我1968年刚来到土高卫生院时，那个时候全国赞扬赤脚医生，掀起了全国学习赤脚医生的热潮。
会宁县头寨乡吕发珍，男大夫，他是部队上退伍的卫生员，在头寨乡当医生 。遇见一个难产妇人，生不下孩子，疼的妇人大喊大叫，如发疯似的，给吕大夫说：你拿个菜刀割开，把这个催命鬼你给我取出来，疼死我了。吕大夫就把一个碗打碎，拿一个小碗片，给这个产妇做了剖腹产，把孩子取了出来，孩子得救了。但没有准备缝合线，用麻檐子（就是地里种的刨皮用的麻杆子的皮）缝合，但一拉，麻檐子就断了。实在没有办法，就把脸盘子扣在产妇的肚子上，送到靖远县医院做了手术，大人也得救了。这一传闻，引起了全县的轰动，有褒有贬。
这一事例，就说明60年代前，农村群众看病确实的困难，农村哪有个学过医学的医生。在那种情况下，就可想当时病人疼痛的程度，并非一般。事后分析，多考虑是横位难产，这样的难产也会死人。所以说，这个医生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在那个时候的议论中，我当时的看法，也是这样，赞扬这种精神，批判那种治法。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刚从学校毕业，对社会不太了解。后来在农村经过几年的看病实践，我的认识观点就改变了，尽管吕的做法粗鲁，但难产也会死人。病人在疼痛无法忍耐的情况下，也会选择自杀等。
所以，我说，评论一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现实去评论。
附：我为什么能分配到会宁县
当时的分配程序是：兰州医学院先将我分配到定西地区，再由定西地区来人向各个县分配。我填报的志愿是靖远县，一般都是回原籍工作。当时靖远县有六个名额，但本县学生只有马玉刚、彭慧兰和我三人，按理我应该是回靖远县的。但是定西地区组织部负责分配工作的人叫温寒发，他看了看我的档案以后，在会上突然宣布说：“共产党员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这一宣布，我和大家都感到惊讶，共产党员只有王卫邦一人呀！大家都往我脸上看，就这样，一盆凉水就泼在了我的头上。大家都认为我犯了什么错误，不然为什么不按所报的志愿分配。共产党员带头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无非议。但分配还有原则，不然，填报志愿干什么。再如果靖远县的学生多，共产党员带头去艰苦的地方去，这也是理所当然。
我不是嫌会宁县的贫穷，确实是因为家庭特殊，我父亲解放前在县城学校当老师时，受到惊吓，患上了精神病。家庭主要劳动力靠我哥哥，我哥哥身体瘦弱，大家叫他“二分人”，他又多病，有气管炎，经常咳嗽，还有多年的胃病。能供我上学，就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等到我大学毕业，能给家中帮一把力，结果不能如愿，给谁也难以接受。到了会宁县土高乡，我才知道，温是在文革中批斗我妻兄的“红卫兵积极分子”。
原因是这样，我妻兄李毓奇文革时期在定西地区组织部工作，我在入党申请书的“社会关系栏目”中，如实填写妻兄李毓奇在定西地区组织部工作，参加过“国民党”，在入党申请书上如实填写自己的社会关系，是完全应该的。谁知，这一句话，却成了“造反派”抓住的把柄。我远离家乡，去了会宁县土高乡卫生院，这里属于贫困山区交通十分不便，要回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了，那时的乡间道路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还十分狭窄，豺狼经常出没，村子里的野狗到处窜悠，更别说信息了，没有电话，唯有书信往来，从老家瓜园寄一份信少说也得一个半月才能收到。父亲病重期间，作为儿子的我不能床前尽孝，一个大夫儿子不能及时回家医治病重的父亲，留给我的是终身遗憾。三个月的幼儿得病，无法得到医生父亲的救治，而不幸夭折，造成了我的巨大伤痛。这样的人生悲剧，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温在政府的组织部门工作，是国家干部，你和我从不相识，你拿国家的大学生分配政策，对我这个当时分配大学生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发泄你的私愤，你能做出这样不讲原则的事，我看你兔子尾巴长不了。我重提这些，拿出这些反面教材，希望有权人做事，不能丢掉党性原则。更不能以公报私仇。按党的政策办事，办事讲公道，讲原则。这是共产党人办事的一贯宗旨。
回想起毛主席时代，有好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现在有些人把责任归结到毛主席身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品质和能力低下的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只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一手。
落脚到土高乡卫生院，简陋的卫生院、条件的困难、生活的艰辛我从来都不嫌弃。这不但没有压倒我，反而在困难中锻炼了我，磨炼了我的意志，也考验了我，那一段成了我一生最欢乐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