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查多·德·阿西斯：男看护
186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事，你觉得可以写进书里吗？不论你怎么写，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要在我去世前发表。你不会等太久，也许就七八天了，或者更短。我活不长了。
瞧，我本该把我的一生完完整整地讲给你听，里边有一些故事颇有意思，但讲述需要时间、精力和纸，而我现在只有纸。我的精力衰退，我的时间就像破晓前的烛火。第二天的太阳马上就要升起，那是魔鬼的太阳，如生命一般坚不可摧。再见了，我尊敬的先生，请阅读我的故事并祝福我。请原谅你看到的我的罪恶。即便芸香不似玫瑰芬芳，也请别糟蹋它。你要我的个人证件，这就是了。不要向我要莫卧儿帝国，也别向我索要马加比的照片。不过，你可以拿走我的丧履，我不会交给其他人。
如你所知，故事发生在1860年。一年前的八月份，我四十二岁，在做神学家——我想说的是，我在帮忙抄录尼特罗伊的一位神父的神学论文，他是我当年的同学。作为回报，神父为我精心备置了房子、床和桌子。1859年的那个八月，他收到了一封信，来自某个内陆城镇的助理主教。信上问尼特罗伊的神父是否认识些善解人意、考虑周全、做事耐心的人，愿意给费利斯贝尔托老爷当看护，薪水很是不错。神父把消息告诉了我，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抄写拉丁引文和教会条例早已使我厌烦。我回里约和兄弟告别，之后就去了那个镇子。
刚到镇上，我就听到了老爷的坏消息。这人脾气古怪，为人苛刻，非常讨人厌。没有人受得了他，连朋友都不行。他的看护比药还费。还打过两个看护的脸。我答道，健康的人我都不怕，病人就更不怕了。接着我跟助理主教了解了情况，他向我证实了坊间传闻，建议我保持温和、心怀仁爱。随后，我去了老爷的住宅。
我在房子的阳台上找到了老爷，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初次接待还不算太糟。刚开始他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盯着我，像一只在观察的猫。然后，一阵不怀好意的笑让他那生硬的五官熠熠生辉。最终，他对我说，他雇过的看护没一个顶用，睡懒觉，爱顶嘴，到处找女奴厮混，甚至还有两个是小偷！
“你是小偷吗？”
“我不是，先生。”
接着，他问起我的名字。我告诉了他，他露出一副惊讶的样子。“哥伦布？”“不对，先生，是普罗科皮奥·若泽·戈梅斯·瓦隆戈。”瓦隆戈？他觉得这不是人的名字，于是提议只叫我普罗科皮奥，我回答说只要他乐意就成。我给你讲这个细节，不仅是因为我觉得这刻画出了老爷的形象，还因为我的回答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也跟主教说了这事儿，还补充道我是他雇过的最友善的看护。然而事实上，我们的蜜月期仅仅有七天。
第八天，我过上了和前任一样猪狗不如的生活：睡不了觉，没法儿想别的事，忍受辱骂。有时，面对羞辱，我还要低眉顺眼地讪笑。我发现他很受用这一点。一切都源于疾病和坏脾气。他得的病可以列出一长串来，有动脉瘤、风湿病，还有其他三四种轻一点儿的病。他现在快六十岁了，而从五岁起，大家就都对他听之任之。倘若只是脾气坏，也还罢了，问题是他人品也坏，以别人的痛苦和屈辱为乐。待了三个月后，我已经受够了，决定离开。现在就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机会很快就来了。有一天，因为我没及时给他敷药，他拿起拐杖，打了我两三下。真受够了。我当即辞职，前去收拾行李。他到房间里来找我，求我留下，说没必要跟一个脾气坏的老头子生气。他再三恳求，我才留了下来。
“普罗科皮奥，我已经半死不活了。”晚上，他对我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一只脚都已经踏进棺材里了。你一定要给我送葬，普罗科皮奥，我绝不放开你。你一定要去，你得在我墓边祈祷。否则，”他笑着补充道，“我会半夜来敲你的门。你相信阴间的鬼魂吗，普罗科皮奥？”
“一点都不信！”
“你个蠢货，你怎么能不相信呢？”他睁大了眼睛，激动地反驳。
这样都算和平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冲突的场景。老爷收起了拐杖，可骂人的话还是一样难听。而我，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变得麻木，全都不在意了。我是蠢货、傻子、笨蛋、白痴、懒虫，什么都是，没人替我分担这些骂名。老爷没有亲戚。五月末六月初的时候，他唯一的侄子因肺结核死在了米纳斯州。有时候会有朋友来拍拍马屁，奉承一下，仅此而已，一趟也就只待几分钟。只剩我一个人，独自面对所有的污言秽语。我又一次想离开，主教求我留下，我还是留了下来。
我和老爷的关系越来越差，不仅如此，我还极其盼望回到里约。我四十二岁了，困在内陆，伺候一个暴躁的病人，这种长久的监禁生活我已经适应不了了。我都读不到报纸，仅从这点，你就可以感受到我的与世隔绝。除了某些带给老爷的重要消息，我对外界一无所知。所以我很清楚，一有机会我就要回里约，即便免不了因此和主教吵上一架。我一分工资都没花，全攒了起来，就等着回里约挥霍了。这点我得说出来，毕竟我要坦白得彻彻底底。
机会很可能会出现。老爷的病情恶化了，他立了遗嘱，骂了一顿公证人，差点连我都骂。我的待遇更糟了，短暂的安宁与平和更加难得。恻隐之心能让我忘掉病人的暴行，但那段时间里我连仅存的一丝怜悯也丢掉了，厌恶与憎恨在我内心滋生。八月初，我铁了心要走。主教和医生理解我的理由，不过还是恳求我再多待一阵儿。我妥协了，暂且多留一个月。等到月底，无论病人情况如何，我都要离开。主教开始着手寻找新的看护来替代我。
你马上就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八月二十四日的晚上，老爷突然大怒，把我撞翻在地，用粗话骂我，还威胁说要毙了我。最后，他拿起一盘米糊朝我扔过来，因为他觉得米糊已经凉了。餐盘砸在墙上，摔了个粉碎。
“你得赔钱，你这个小偷。”他在咆哮。
他还嘟嘟囔囔了许久。十一点时他困了。在老爷睡着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读。那是阿尔林科尔特的一本老小说，翻译版，书皮是红色的。我在房里发现了这本书，于是就在床的不远处读了起来。十二点我还得叫他起来吃药。可能是因为疲倦，也可能是因为书，第二页还没读完我也睡着了。老爷的叫声把我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他像疯了一样，一直大喊大叫，最终抄起水壶就朝我掷了过来。我躲闪不及，水壶砸在我的左脸上。这一砸实在太疼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冲到他面前，双手抓住他的脖子。缠斗之中，我把他给掐死了。
等意识到病人断气了，我惊恐地往后退了几步，大叫一声，却没有人听见。我回到床边，摇晃着他的身子想把他唤回人间，可一切都太晚了。动脉瘤破裂了，老爷死了。我走到隔壁房间，整整两个小时都不敢回去。那段时间里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甚至都无法说清楚。那是一种头晕目眩，一种模糊而愚蠢的癫狂。我仿佛看到墙上出现了人影，也听见了一些若有若无的声音。缠斗前后受害者发出的尖叫声依然在我脑海中回荡。无论走到哪儿，我都能看见病人抽搐的神情。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写是为了追求效果或文风，我告诉你，我分明听见有声音朝我大喊：凶手！凶手！
万籁俱寂。钟表的声响一如往常，单调、缓慢、喑哑，寂静与孤独更甚以往。我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希望听见病人的一声呻吟，一句话，或是一声斥责，只要能表明他还活着，什么都行，这样，我的良心可以重归平静。我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他打几十次、几百次都行。然而，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寂静。我又一次在房间里胡乱地踱步，坐下来用手抱着头。我真后悔自己来了这地方。“真不该接这桩事。”我大喊道。于是我开始咒骂尼特罗伊的神父、医生、主教，骂所有给我谋这份差事的人，骂那些求我多留一阵的人。其他人都是共犯，我紧紧抓住这点不放。
寂静令我害怕，于是我推开了一扇窗，如果有风的话，我想听听风的声音。然而并没有风。夜色宁静，星辰闪烁，只有一丝冷漠悬浮，那是一种人们遇见送葬的队伍时的冷漠，会脱帽致意，但接着就去谈别的了。我靠在窗边，凝望着黑夜，回顾我的一生，希望能慰藉我现在的伤痛。可以说，在那一刻，我才想到会受到惩罚。我发现，我背负着罪恶，惩罚必将到来。现在，恐惧混杂着愧疚，我感到毛发根根竖立。几分钟后，我看见空地上有三四个人影在窥探，仿佛正准备突袭。我退后几步，人影消散在空中，原来是幻象。
黎明到来之前，我处理了脸上的伤痕，直到那时我才敢回房。我退缩了几次，但还是得进去。即便如此，我也没一下子就走到床边。我的双腿战栗不已，心脏怦怦跳。我甚至想过逃跑，可是这无异于承认罪行。正相反，我急于抹去凶杀的痕迹。我走到床边，看着尸体瞪大的双眼与张开的双唇，仿佛正发出那古老而永恒的话语：“该隐，你对你的兄弟做了什么？”我看见他脖子上留下了我指甲的印痕，于是系上了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把被单盖到下巴处。接着，我叫来一个奴仆，告诉他老爷在天亮的时候去世了，再给主教和医生报了丧。
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兄弟生病为借口，尽早从这里脱身。事实上，几天前我就收到了我兄弟的信，说身体状况很差。但我发觉，如果立马脱身，很可能会招致怀疑，于是便留了下来。在一个老眼昏花的黑奴协助下，我亲手为尸体换上了寿衣。我没走出过死者的屋子，因为担心有人会发现些蛛丝马迹。我很想看其他人的表情，看他们有没有起疑心，但又不敢盯着别人看。一切都让我焦躁不安：蹑手蹑脚地进出灵堂的脚步，人们的窃窃私语，仪式和主教的祈祷。时辰到了，我盖上棺材，双手颤抖不已。一个人注意到了，同情地对另一个人说：“可怜的普罗科皮奥啊！尽管受了不少罪，但还是这么伤心。”
这话在我听来像是讽刺。我迫不及待地盼望一切早点结束。我们走出家门。从阴暗的房间到亮堂的街道，这段路程里，我惊恐不已。我担心光明之处容不下罪恶藏身。我低头看着地面，一路走着。等一切都结束了，我松了口气。和众人一处，我很安宁。然而，我的良心却不得安宁，头几天晚上，我在焦虑不安中度过。更不必说我回到里约热内卢以后了，尽管那里远离犯罪地点，我依旧活在恐惧之中。我不怎么笑，不怎么说话，食不下咽，饱受幻觉和梦魇的困扰。
“放下那个死人吧，”人们对我说，“没有必要这么悲伤。”
我充分利用了这个幻觉，大肆赞美死者，称他为一个好人，的确不近人情，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不断赞扬他，连自己也信了，至少相信了片刻。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大概你能用得上，那就是我虽然不信教，但为了让老爷永远安息，在圣礼教堂给他做了一场弥撒。我没有邀请别人，也没有告知任何人。我一个人去望弥撒，始终双膝跪地，不断画十字。我给了神父双倍的报酬，在教堂门口散布施舍，这一切全是为了死者。我意不在欺骗世人，我独自去望弥撒就是明证。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不先说“愿上帝保佑他”这句，我就绝不会提及老爷。聊起他，我讲的都是快乐的事，捡暴躁中有趣的讲。
抵达里约一星期后，我收到了主教的来信，这封信我之前给你看过。信上说老爷的遗嘱找到了，说由我全额继承遗产。你可以想象我有多震惊。我感觉自己看错了，于是就去找我的兄弟和朋友，所有人读到的都是这样。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我是老爷所有财产的继承人。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圈套，可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如果罪行暴露，可以用许多其他办法来抓我。更何况，我了解主教的正直，他绝不会充当设局的工具。五遍、十遍，那封信我读了很多遍，意思就是这样。
“他有多少钱？”我兄弟问道。
“不清楚，但就是很有钱。”
“不错。说明他真把你当朋友。”
“真的，真的……”
因为这讽刺般的幸运，老爷的财产到了我手里。我考虑过拒绝接受。从这种遗产里拿走哪怕一分钱都让我感到厌恶，比雇我当条子还难受。我想了三天，总是很难下定决心，因为我怕拒绝遗产会引起怀疑。最后，我选了个折中的办法。我会接受遗产，然后私底下一点点地全都施舍出去。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我良心不安，而且因为这是一种用善行来赎罪的方式。在我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两清了。
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到那个镇子。一路上，我越靠近城镇，就越回想起那桩惨案。城郊有种阴郁的感觉，老爷的鬼魂仿佛无处不在。在我的想象中，罪案发生时那恐怖的一夜，言语，行为，历历在目。
到底是犯罪还是打架？说实在的，其实是打架，我是被袭击者，我在自卫……这场打架很不幸，出了人命。我牢牢抓住这个念头。在凌辱中，我踯躅不出，殴打与责骂，我不愿遗忘……并不是老爷的过错，我很清楚，全是因为疾病，是病痛使他暴躁，甚至邪恶……但我都原谅了，原谅了一切……那夜出了人命，太糟了……我也想过老爷本来就活不了多久，他行将就木，连他本人都感受到了，也这样说过。他还能活多久？顶多两礼拜，或者一礼拜，甚至更短。他不是个活人，而是行尸走肉，多活一天就多遭一天罪……打架时他正好死了？天才知道！可能真是这样，极为可能，没有其他可能性。我同样牢牢抓住了这个念头……
临近小镇，我紧张了起来，想要退缩。但我克制住了，继续前进。人们接待了我，向我祝贺。主教告诉了我遗嘱的内容，老爷好心留给我遗产，他一路上称赞我基督式的温顺与侍奉老爷的诚心诚意，别看老爷又严厉又冷酷，但还是懂得感恩的。
“那当然。”我回复道，将视线转向了别的地方。
我吓坏了。大家都在夸赞我的奉献和耐心。首要之事是清点财产，为此，我困在镇子里一段时间。我聘请了律师，一切都在稳步推进。这段时间里，我多次谈起老爷。人们向我讲起他做过的事，但没有神父在边上调解。我依旧在维护老爷，指出他有一些美德，比如说节俭……
“什么节俭啊！人都死了，就都完了。但他就是个魔鬼。”
他们向我历数他干的坏事，有些事真是出乎意料。你想听吗？刚开始时，我听这些事是出于好奇，后来，我的心中涌入了一种古怪的快感，我真想把它驱逐出去。我不断维护老爷，为他开脱，把责任归咎于当地人的敌意。的确，我承认，老爷有一点点粗暴……一点点？他是一只愤怒的毒蛇，理发师打断了我的话。所有人，征税员、药剂师、书记员都这么说。其他的事迹也都说了，死者的一生全暴露了。老人们想起了老爷小时候就很残酷无情。一种隐蔽、静默、潜伏着的快感在我的内心生长，宛如精神的绦虫，即便拔出来，砍碎了，也会立马重生、长驻。
清点财产的工作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另外，镇中的舆论都站在老爷的对立面，周遭景致便也渐渐褪去了初见时的阴森可怖。我拿到了遗产，全折换成了票据和现金。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不再像当初那样坚持把遗产施舍或捐赠出去。我觉得这样很做作。我缩减了原来的计划：我分了点东西给穷人，为镇里的主教堂增添了装饰，给仁慈堂施舍了一些钱，等等，总共花了我三十二康托。我还为老爷修了座坟，全用大理石做的，一个那不勒斯人的手艺，他一直待到1866年，在巴拉圭去世，我记得是这样。
很多年过去了，记忆已然褪色、灰败。我有时候会想起老爷，但不再像头几天那样恐惧。我对许多医生讲起老爷的病症，他们都赞同老爷必死无疑，只是有点惊讶他居然能挺这么久。也许我在描述的时候不自觉地夸大了些，但事实上他必然会死，即便我不杀他……
再见了，尊敬的先生。如果你觉得这些记录还有点价值，请为我也修一座大理石坟墓作为报酬。我改编了神圣的登山宝训，请你把它刻做墓志铭：占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