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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济水的流向，最普遍的说法是三伏三现，穿越黄河而独流入海。其一伏于七十里王屋山，复岀于沇水，作者已在第一部分的济水源头考中予以证实为:一伏于漭河潜流，复岀于沇水，东流为济水。现仅对其二伏二岀和三伏三岀之说提岀自己的认知和观点。（一）、济水的二伏二出，实际说的就是济水的越黄入荥。禹贡记载，“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汉书·地理志》说“王屋山在东北（指河东郡的东北），沇水所出，东至武德入河。”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济水是在武德汇入黄河的。根据现有河道及本地的相关资料可以证明 ，自秦以来济水的入黄地点没有根本变化，变化的仅是行政区划。也就是说济水入黄口的“小武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属于不同行政级别的“大武德”。秦置武德县，治所在今天的武陟县境内，入黄口归武德（今武陟）县管；汉置温县，入黄口归温县管，东魏置武德郡，入黄口归怀州（今沁阳市）管。宋改武德镇后属河内郡（今沁阳市）管，新中国成立后武德改乡归新乡地区温县管，改革开放后武德又改镇划归焦作市温县管至今。行政区划尽管数度变化，不断的交叉重迭分离，但入黄地点没有大的变化。这就充分说明《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所载济水在温县西北汇入黄河是基本的事实。济源清代县志所载清康熙乙丑年（公元1683年）间建成的永济桥的重修永济桥碑记也说明古济水的河道和今天的河道在流向和出境位置上没有太大变化。此碑不久前刚被发掘岀来，立于南堰头村东的古永济桥原址的西边，碑文为时任四川南充县县令济源人段维衮所撰。碑文曰：“永济桥在堰头村东，龙潭之水自此折而南行，会蟒、湨东流。其岸深而文曲委蛇，欲留者，济水之故道也，直而东者，乃浚渠以溉田。何文定公①所谓'於发源下流三里许，筑土为堰，壅其水灌田，以利人者也’。东之者，直出於人力，故渠狭而桥易成。曲而南者，乃地势之自然，众泉奔会。又以闸之启闭不时，水之趋下益力，夏秋之交，汇为巨浸，汪洋湁潗，势广而桥难就。而济邑之东北路凡有事于县者，与夫泽、潞之商贾往来之途必于是乎出，故其为桥又最急。先祖常欲广增旧制，高启悬磴于两岸之间，以济车徒会，因兵荒不果……”。碑文清楚地说明经堰头村东直着东流的水为人工开挖的灌溉渠道，折转南行的水才是神禹导沇水东流而疏浚的天然河道。并举明代先贤何瑭所说当地人很早以前就懂得利用济水之便筑堰壅水兴利灌田的事例予以佐证。强调“神禹行水之故道后人不可以不察也”，并在何瑭“利害之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说明做事须遵循自然规律“惟因天地生成之德裁成辅相而初”的重要性。痛陈如按当时一些人的建议堵南而通东，改变济水的流向在东边建桥，必然会发生大雨来时堽头码头一带被淹而覃怀被冲，数十万民众的田园房舍成为鱼鳖乐园的灾难性后果，告戒世人“水性不可违，先人之制不可紊”。凡事必须利取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目前桥河均在原址修复扩容，段维衮所撰古碑幸赫然在目（碑刻原文及段维衮简介见后注②、③）。事实证明济水在温县西北部的武德镇境内汇入黄河应确切无疑。按越黄说的理论，济水溢出荥泽，需要长途奔流数十公里，并保持游离状态不被浊染，不能不令人对其所说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即便古代难以用科学的知识予以批驳，但也时有质疑之声。清朝雍正年间编纂的《行水金鉴》就提出“传言济与河并流始在北，继截河而南则似两人同行街北，一人忽然截街而南行，……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则安能”？……“谓济与河乱，南出还清，自颖达（唐代大儒孔颖达）始。后之好事者进而附会，言曾有人伏水底见浑河中有清流奔突，清之者乃济也。世遂有浊河清济之说”。一向治学严谨的乾隆皇帝在其所写的《济水考》中，也对济水的三伏三现提出质疑，说“《禹贡》导沇为济，以至会汶入海，不过人语。而穷源至委，昭垂千古，为不易之恒流。向尝赋四渎诗，虽加考证，只据汉志及水经注。郦道元、李濂辈各持已见，究之，其身并未历其地也，遵耳食而相龃龉……”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相融性应是水的基本特性之一，两水相合不可能不相融。尽管两水携沙量不等，比重不同，清浊不一样，流速不一样，加上水体较大，融合不会立即完成，可能会在一个环境内短距离相伴同行或边伴边行，但不可能一水永远游离于另一水之外而互不相融。另外，液体是水的常态。除非在高压条件下，一个水体对于另一个水体是不具有穿透力的。特别是一个含沙量少，比重较小的水体对一个含沙量多，比重较大的水体进行整体穿透，有背力学原理和基本的物理运动形态规律。至于济水能不能从黄河河床底部穿越的问题，作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理解：1.是应立足于中国的文明史。中国有确切文字的历史仅有3000多年，关于全国山川河流的文献记载必然是在全国统一的政体形成之后，成书于各个水系水体的成熟之后，各河川流域的陆地成熟之后。没有统一的政体和定型的河渎就不会有如形的河渎记录。黄河之所以能够东流入海正是因为其巨大的携沙能力填平了前进路上的沟沟坎坎，造就了流域范围内广阔的平原陆地和第四纪地表结构。济水之所以能够汇入黄河，也是因为黄河携沙所造陆地平原介质的帮助。《禹贡》、《地理志》、《水经》等典籍成书以来均处于同一地质时期，地表地貌虽然有过很大变化，但地质结构并没有变化，理论上不存在一个巨大水系整体穴地穿越黄河的地质条件。2021年7月，位于黄泛区黄河北岸紧邻黄河的原阳县祥符朱引黄调蓄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对项目工程区地表特征的描述，可以印证基本上处于同一类型地域的济水入黄口具有相同的地质条件，以及作者对黄河下游中上段地区的主要地表地貌特征的判断。2.是应立足现状现实。典籍所载的济水在历史上的两个入黄口，均处于黄河下游中上段的平原地带，坡平而流缓，不具备水力强烈切割，形成深谷而从黄河河床底部穿越的条件。若果真如此，当时形成的谷地必然越冲越大，至今也不会湮没，且携沙量也决不会低于黄河，保持清流就会完全失去可能。总之，济水既不具备水中或水面穿越黄河的能力，也不具备从河床底部穿越黄河的条件。只能是和黄河相汇相融，相向而行。至于禹贡所说的溢为荥，作者的理解为济水汇入黄河后，增加黄河水量和河槽容水负担肯定是必然的，因而河床满溢漫堤势所难免。这就是在黄河南岸广武山东南一带的低凹地带形成湖泊被称为荥泽的成因之一。实际荥泽之水早已有之，只是黄河水溢入后荥泽中又增加了济水和黄河水的成份。成为了一个融多水源于一体的较有规模和影响的水体。因湖泽水域广阔，流动缓慢，沉淀较好，水质自然清澈明亮，和现代的三门峽水库、小浪底水库等黄河水库能够澄沙的道理完全相同。相距不远一清一浊的两水对比，正好合于济水清源的宣传需要，所以就被反客为主，倒置本末，反视济水为本源，荥泽为陪体，将荥泽解读为以济水为主体水源的清源水体。之后经历代渲染，习以为然。（二）、关于济水的三伏三现和独流入海问题。禹贡所说的（济水）“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山东菏泽，古泽名），是后世注释和解读的济水的第三次伏流复岀。古代的菏泽是位于定陶北部的一片湖泽，因近菏山而得名。菏山南出有菏水，它纳济水，接泗水，连雷泽，通巨野、濮水、羊里水、瓠子河水等，通达江准河洛等各大水系，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重要水路交通枢纽。与雷泽、巨野泽、孟诸泽并称为山东四大名泽。这就不难看岀，无论济水（实为荥泽之水）是伏流突出汇入菏泽，还是明流顺畅汇入菏泽，所汇之水已非单纯之济水。经过此次菏泽水源的再次补充，特别是在继续东流的过程中，再加上巨野、雷泽、汶水等河泽甚至微山湖和梁山水泊等水的补入，济水已经成为足以与其它三渎并列的浩瀚大河，奔流入海应不是问题，但决不是独流入海。清乾隆皇帝所作的《济水考》也指出：“东出陶丘，则今之曹州，又至于菏，则今之菏泽县。蔡沈（南宋著名学者，赠太子太师）所谓济阴县自有菏派也，又东北会于汶，汶自有源。宋.乐史（北宋文学家、地理学家，官至水部员外郎）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贤所谓济水东贯滑、曹、郓、青以入于海者也。是则，济之源委，实不出禹贡数语。所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济，遂若灵渎有不可复求者然”。那么问题来了，济水既然不是独流入海又怎么能称渎呢？其实，不但济水不是独流入海，其它三渎也均不存在独流入海的问题。无论淮河、黄河还是长江，在流域段内均接纳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支流和补水。长江接纳的主要支流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湘江、赣江等；黄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湟水、洮河、清水河、汾河、渭河、沁河、伊洛河等（济水其实也是黄河的支流之一）；淮河接纳的主要支流有洪河、颍河、淝河、涡河、汴河、游河、浉河、潢河、白露河、淠河等。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江河何偿不需有容而助其远呢！因此，渎更应该理解为包容而非独处。事实上 《 禹贡》关于济水的记载也只有导于沇、“入于河”，“溢为荥”，出于陶、“至于菏”、“会于汶”，“入于海”等七句话，并沒有独流的意思表达。《尔雅》关于四渎的解释曰“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也没有传说中只有独流入海的河流才能被称为渎的解读。新华字典对渎的解释为“水沟、小渠，泛指河川，古代对中国'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的合称。也没有所谓只有独流入海方能称渎的释义。所以，济水独流入海之说不能成立，对渎的解释也完全错误。此说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历史和现实实际，仅是后世以讹传讹、听之任之、不求甚解的错误认知和想当然的隨意生发而已。至于济水（下游）消失的原因，著述很多，普遍认同的原因是气侯变化、泥沙淤塞以及黄河改道侵占河道等，这些论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作者也基本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所有的湖泽（包含叫淀的、池的、沼的、潴的）无不是因为地势的低凹而聚水成泽，因泥沙垃圾的淤塞无法容水而干涸，这应是自然的普遍规律和基本法则。荥泽和菏泽等水泽均是因泥沙的逐渐淤塞，失去储水能力而逐渐干涸成陆的。两泽干涸后，济水自然就失去了强健的水源补给支持，凋敝是必然的，河道被浸是最终的原因，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说济水因河道被黄河侵占而消失，还不如说是因黄河的汇入而共同入海更加妥贴和符合人们的心理期盼。济水下游河道的名称虽然没有了（实际本来就不存在），但济水作为济世利民的吉祥河流的代称依然存在，她与黄河相融相相合而携同入海。①：何瑭（公元1474一1543年），沁阳市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修撰、南京太常寺少卿、正卿，工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等职，官至三品，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谥“文定”。②：段维衮：济源段庄村人，字补五，号雪斋，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进士，时任四川顺庆府南充县知县。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公元1690年）出版的《济源县志》和《中州志》对段氏家族均有浓墨重彩的记载，《中州志》称，“明至清末三百余年段家科第蝉联，代有宦达，为中州望族，庶无愧焉”。而且段氏家人历代为官清正、乐善好施，为民做事，为国分忧颇有口碑，并多有捐资修桥的经历。段维衮族人段志熙康熙五十三年任杭州布政使时，曾引领捐资历时四年修成杭州大关桥之北的拱宸桥，俗称长桥。康熙五十八年曾捐资重修济源的东门桥，《续济源县志十 .文艺》记载：“望春桥，旧名通济桥，在县东门外，康熙五十八年邑绅段志熙重建”。段维衮的爷爷段国瑜号兰堂，官省垣，职官廉洁，多善政，尤以护河隄为最钜者。段维衮的父亲段震蛟，曾任泰州知州，工部营膳司主事。段维衮的叔父段震鲲，时任浙江宁波府通判。永济桥在堰头村东，龙潭之水自此折而南行，会蟒、湨东流。其岸深而文曲委蛇，欲留者，济水之故道也。直而东者，乃浚渠以溉田。何文定公②所谓於发源下流三里许，筑土为堰，壅其水灌田，以利人者也。东之直者，出於人力，故渠狭而桥易成。曲而南者，乃地势之自然。众泉奔会，又以闸之启闭不时，水之趋下益力。夏秋之交，汇为巨浸，汪洋湁潗，势广而桥难就。而济邑之东北路凡有事于县者，与夫泽、潞之商贾往来之途必于是乎出，故其为桥又最急。先祖常欲广增旧制，高启悬磴于两岸之间，以济车徒会，因兵荒不果。越数十年，而诸生赵子与村之善民始成其志。岁庚申，余自蜀归，会赵於工次，其未竟者十之三。适趋宁郡，以白家大人，家大人曰：“此尔祖之志也，归急就之，凡所不逮（到的意思）者悉勉（劝勉）焉，勿事在乎将伯（谁帮助谁）也”。余归，遂共诸君勷厥（文言代词，其）事。再越数月而桥以成，又砌其路之两旁连桥，而砥以石俾（以石人作护砥），无冲突之患，隆广数十丈，隐然望若长虹焉！於是乎人无褰（撩的意思）裳，车不濡（沾湿）轨矣。赵生乃请余一言为记。余谓先祖之志不可没，诸君之功不容掩，而神禹行水之故道后人不可以不察也。则即文定公利害之说而再绎之。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天地自然之利也。圣贤举事，无非为期斯民兴利除害。而利不本於自然，犹恐利起而害随之。故惟因天地生成之德裁成辅相而初，非有所矫揉於其间，然后天下享其福，而不受其害。若利不出於自然，尚不敢以轻举，况乎作无利以害有利者哉！夫浚济水以灌田者，利也；至引而入城为台榭遊观之用，则於利乎何有？且谷雨而筑堰，秋分而决堰者，从来之旧例也。春堰不筑则水不蓄，水不蓄则秧有旱干之虞。故谷雨而后筑堰以蓄水者，收水之利也。秋堰不决则水不泄，水不泄则田有淹没之忧。故秋分而后决堰以泄水者，除水害也。建议者又欲尽壅而东之。夫果尽壅南流之水使之俱东而不得一泄，当大雨时行山涧沸腾之日，水不由乎地中，固不待远泻覃怀，而堽头马头一带已先属波臣。况浊沁之水皆架济渠而南，济水暴怒，则架桥必坏，架桥一坏，则沁水又合济水而东。合清济浊沁之水尽东以灌覃怀，覃怀当极下之区而受两水之冲，恐台榭遊观之乐末必有，而数万家田园庐舍不免为鱼之欢矣。幸赖当事之明，其说末成而止，不然其害宁有已哉！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不行其所无事，而行其所有事，是智出神禹上矣？记曰，“济水劲疾，能截河而流，不混其清”。《说苑》谓“济能荡云雨，瀹（Yue，疏通之义）滌垢浊而通於海”。其德之尊若此，岂肯穿城入沼作人耳目之玩哉？余故于此桥之成推而及之，以见水性不可违，而先民之制不可紊也。若夫创其始者必图其终，善其前者必虑其后，以最急之桥处难就之势，谋之在数十年之前而成之，亦以岁月之久使。自兹以后，继起者时修而加葺之，不至殆废，则永济之建可以永固，而利济之功庶于济流而无极，余与诸子不能无后望焉。桥长七十七尺，高九尺有半，阔十有二尺。东路至东桥四百五十尺，两河之交附堤百二十尺，厚三十有五尺。西路至村六百五十有五尺。家大人又命损道旁已地三分之一以益之通渠，以受西来之水，使无病桥。复种之树为行人荫焉。是役也，首事於康熙十八年己末之三月，竣事于二十四年乙丑之四月。桥成在前，而系日以后者，以修路之时延而功倍也。
作者简介：杨守印，一个爱较真的小老头，曾就职于济源煤矿，任过煤矿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喜欢以文字自娱，偶有诗文短评发表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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