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选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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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世称康南海。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康有为晚年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探望溥仪。1927年病死于青岛。
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政治人物，声极一时。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康有为推碑的同时，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觉太过偏激。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服务立言。就连当时赵之谦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频频讥讽，却对张裕钊则大加称赞，不惜抬举到“国朝第一”的高度，今视当时，康有为实太过偏激。
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之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他个人对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
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虽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他认为“古今之中，惟南碑与魏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后有论者以此“十美”为坐标比照康氏本人的创作，谓其心有余而力稍逊，仍未能摆脱早年的帖学窠臼。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康有为不仅作晚清政治人物，尤以“公车上书”声著，但书法史上是不可忽略的贡献者，尤其以推碑思想体系的建立，无疑填写了中国书法极为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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