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斎书话|从《古史辨》到《古史考》——古史研究论争八十年
近日中图网搞特价，由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吴锐先生主编的、限量只有1000套的、十六开本、煌煌九大厚册、总字数达800万字、重达10公斤、原定价1008元的《古史考》，仅以3.6折360元销售。之前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这套书在校图书馆和历史系的资料室曾经多次检阅，内容丰富深刻、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甚至针锋相对的对当时的主流观点进行了尖锐批判。当时就想，如果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一套藏在家里，随便翻阅绝对是美事一件。后来毕业了，工作了，没有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房子了，没有自己的书房，等真正有了自己的书房了，却发现书房内早已经书满为患了。尽管曾经好几次在实体店遇到这套经典，但囿于家里空间限制又是多次的忍痛割爱。看这次中图网打折的力度如此巨大，并且又不差那360块钱（一天省出1块钱，一年都超了），于是不再犹豫，果断拿下。前几天收到货，一直忙于期末复习，没有打包，就堆在书房地下。同时隐隐约约感到，这套书和家里原有的一套蓝色封面的《古史辨》仿佛有着某种联系。今天监完考后，终于闲了下来，于是打开包装，从书架上取出《古史辨》，放在一起，简单类比，果然发现，原来二者无论开本大小还是封面设计都是惊人的一致。翻开封面，检阅目录和前言，始知道二书不仅是一个系列，而且出版渊源出自一辙，内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古史考》全书分为九卷，前四卷为“批胡适”甲、乙、丙、丁四编，繁体横排，汇集了1949—1980年大陆批判胡适运动史料。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需要，学术界对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当年的胡适诸多朋友、学生都站了出来，对胡适以及自己的观点进行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将胡适骂成了“蒋帮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今胡适早已经在大陆学界“平反昭雪”，但该运动的资料却一直缺乏整理，特别是其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张，对古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今日谈来仍不过时。故而该书对当年的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通过这些，也足矣看透学术人间世，是非公道心。第五卷为“古典学批判”，内容以建国以来重大史学思潮为中心，如古史辨、“走出疑古”、文化保守主义等问题。第六卷“帝系的偶像”，归纳了古代族系及对近现代的影响，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等问题。第七卷“道统的偶像”，对古代的道统、正统问题展开论述。第八卷“神守社稷守”围绕神权、王权的分化，并涉及国家起源问题。第九卷“民间论三代”，对夏商周三代年历、文明起源研究展开讨论。全书共收入上起1949年，下至21世纪初，重点对建国后史学界（兼及文学界、哲学界等）研究成果、特别是以李学勤为首所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申讨。
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及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和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下面逐一展开论述。
其实疑古思潮古已有之，从司马迁著开始，就对当时学者和传世文献中的五帝形象进行了怀疑和辨正，“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最后司马迁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地方风俗传说，最后“择其言尤雅者”成《五帝本纪》置于卷首，对三皇故事根本不予采纳。再如儒家经典的《尚书》，自汉以来，就有今古文之争，并有历代学者不断指出传至后世的古文《尚书》为魏晋人伪托。至清人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确证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至此千年悬案最终告解。清乾嘉年间学者崔述，被后世誉为“考古辨伪学家”，著《考信录》及《古文尚书辨伪》等学术著作六十八卷，对上古三代之事进行详细辑录辨正，事无巨细、悉究本末。后顾颉刚将其手稿整理成《崔东壁遗书》上下两册，上海古籍社一直印行不衰。
进入二十世纪，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史学思想及方法论相继传入，再加上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们，纷纷以整理国故或传播新学的形式发起思想启蒙，这就是名驰近代史的新文化运动。是时顾颉刚入北大预科（1913年），1916年，顾氏因病回乡，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的实证考据之学有较深领会，1918年响应刘半农“征集歌谣运动”号召，在老家收集歌谣百首并相关民俗资料若干。1920年北大本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并与胡适、钱玄同等人常有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由此逐渐形成了系统古史辨伪学说，并迅速景从了一大批的年轻学者，形成了所谓的“古史辨派”。其后，尽管因日本侵华战争及国内各种运动，顾氏也不断的迁徙辗转，但其古史辨伪思想一直贯穿始终，与罗根泽、吕思勉、童书业等一干学者相继编辑出版《古史辨》系列论文集七大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重印本，2005年，海南出版社整理出版横排版，我手中所拿到的，即为海南出版社05年印量2000套的版本。
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在该理论指导之下，古史辨派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打破了“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对诸如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经今古文学等儒家思想进行了讨论和辩证。
古史辨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但另一方面，古史辨派的研究中也夹杂着一些武断片面的东西。至于有学者认为，古史辨派受到了日本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影响，通过古史辨伪，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奴役中国精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观点是否成立，故作一说，但打破迷信、崇尚实证的精神，应该是古史辨派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吧。
既然有人认为古史辨派的辨伪考据工作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弱化作用，于是就有学者在重拾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1992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李学勤在北京语言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该文刊于当年《中国文化》第7期，文前所加“编者按”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的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走入释古时代”。之后李氏的观点不断的系统和完善，相关论文在1995年结集以“走出疑古时代”题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广泛流传，“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在此背景下，由其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发表讲话，题目是“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要求史学界出来承担责任，“以飨社会之急需”。至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结题，提出夏商周世系及西周世系的具体年代，并将商亡周立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作为确切数字载入各种官方教科书中。至此，“走出疑古时代，走入释古时代”也算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公布后，其能否经受住学术推敲和史实验证，在学术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因工程有浓厚的官方背景，海内外媒体多将其称之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工程数据也遭到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激烈争论和批判。《古史考》第九卷（最后一卷），标题为“民间论三代”，所谓“民间”，乃是针对“官方”而言，所收录论文绝不是“民间巷里”的俚语俗言，而是不同学者对工程及李学勤“走出疑古”思潮的质疑和责难之声，甚至有些文章涉及到了李学勤的个人私德及学术恩怨等等，读起来一方面妙趣横生，另一方面也不免让人感觉揭人伤疤、挟私报复之惑。何况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问题重重，但毋容置疑的一点是，大量的资金和现代设备的投入、大量的专业学者的参与，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这一点必须得到肯定。
“疑古”还是“释古”？这真的是个问题。但海南出版社先后在2003年和2005年倾力打造的这一套《古史辨》和《古史考》，其渊源关系和内部逻辑，以及出版意图——通过了解当时的学界背景就不难发现——乃是针对“走出疑古”思潮的一种反省，对科学实证的一种追求，对**史学的一种批判，对古史辨伪思想的一种推崇。